近十年来全球经济成长力道不足，主要国家长期实行货币扩张政策而成效不尽如意，因此近来又有不少改用财政扩张来提振经济的主张，但财政扩张的长期恶果恐怕比货币扩张还要大。至于传统的产业补贴和藉贸易保护政策来实现的产业政策，在现行国际贸易体制下也难有太大的作为。
总体经济政策效果不彰有其原因
总体经济政策效果不彰的原因之一，是它们常只注重政策变量的总量，而未注意其内容可能更为重要。如果能仔细规划总量之内容，而注意其在个体经济学中的功能或效果，总体经济政策将可以有较大的正面效果及较小的副作用，而且可以做为比较公平有效的产业发展政策。
总体经济学将很多经济变量和经济关系加总为少数变量和方程式的目的，是要仔细分析这些全局变量和关系之间的互动。但这种简化甚至大胆的加总，并不表示更细的变量和经济关系是无关紧要的，它们应该只是暂时被简化，以让加总后之变量的总体关系更容易分析而已。
就像医生重视一个人每天所摄取的总卡路里时，并不能因此就忽视其中蛋白质和脂肪等等不同成分，甚至各成分中更细分的分配一样，总体经济政策也应该注意这些总量变量的构成内容，特别是能由政府直接决定的总体政策变量之内容，就像人们摄取的热量之各种来源一样，对政策效果有极大的影响，不能随便或不管。但不少经济学者和决策者也许太习惯总体经济学里的总量变量和总量分析，常会忽略总量变量之具体内容，就像以为要热量吸收不足的病人多吃饱和脂肪也可恢复健康，而误以为只要扩张货币量或政府支出就是提振经济的正确有效政策。
政府财政支出
用在何处差别很大
在凯因斯的总体经济模型中，财政支出、人民自发性的消费支出以及人民投资的增加，都可以提高国民所得，好像钱用在甚么用途效果都相同，不必烦恼支出的具体项目。凯因斯为了证明这种甚么支出都有效果的现象，甚至用一个夸张的例子说，政府找人挖个大坑洞，再找人把它填好，所支出的钱还是一样会造成整体所得的提高。
单从凯因斯的总体模型来看，这种主张是对的。因为在该模型中主要的经济关系是政府花了钱之后就有人会得到这笔钱，也就是有人的所得及社会总所得会增加，所以人们的消费支出也就会随所得而增加，因此使社会的总需求跟着增加，从而创造了另一批人的所得……这样循环下去，社会总所得增加的金额就比政府最初增加的支出大很多，也就是有所谓「乘数效果」，政府最初增加的钱用在甚么用途似乎结果都一样。
但这种支出内容不影响结果的原因，是上述推论或理论模型只考虑总所得和支出的关系，也就是只考虑总需求面的因素，而未考虑分配和生产的问题。以凯因斯挖洞、补洞的例子来说，凯因斯其实很清楚是故意做了一个支出不影响供给能力的假假设，也就是他其实是要告诉大家，即使政府支出未提高社会的供给或生产能力，需求也会增加而具有提高总所得的作用。若他的例子只做一半，即在马路上挖了一个大洞而不补，大家即可看出社会的生产能力可能被伤害而可能使总生产和总所得减少。
凯因斯当然了解政府支出对社会供给能力的影响，只是后来用凯因斯理论的人太执着于总体理论甚至凯因斯挖洞、补洞的例子，而忽视了政府支出对社会生产能力的影响，以致和挖了洞再补、甚至不补一样，有太多浪费的支出和蚊子馆。
由于财政支出的政策常是在经济不景气时的对策，政府或许会因时间紧迫而无法仔细评估不同支出方式的效果，因此也无法采取对经济最有利的支出方式。不过大部分时候只要政府稍微用一点心思，支出内容就可对长期的生产力、供给能力、以及经济结构和所得分配有更多帮助。
1930年代罗斯福的新政，就有改善水利及失业者教育这种提升长期供给能力的政策。而当财政支出不是因一时的不景气而增加，而是为了较长期性的经济发展，甚至为了改善经济结构而增加，就像最近的前瞻建设计划，则应该更重视这些支出在个体经济上的直接利益，如提高生产能力或改善投资及生活环境，而不能只看短期需求面的效果。也因此这类政府支出就要做更仔细的规划和评估（(请参阅179期本专栏，〈前瞻计划要依国家发展策略前瞻〉）。
货币金融政策
要注意细部资金流向
货币政策一向比财政政策更偏重总量的决策，因为各国主管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为了其独立性，常不愿介入个别经济部门的问题。货币政策较常见的个体考虑之一是长短期利率的调整，例如相对拉高短期利率以降低当前可能过热的景气而鼓励长期性的投资。另一种也常见的政策是调控对股市和不动产的融资以防止过大之投机泡沫。
这类政策的存在表示，货币当局和货币学者并非不知道货币政策也可以有个体的考虑而发挥个体的效果。事实上货币数量不同的增加方式以及信用创造的不同方向，都会有很不相同的效果（请参阅陈博志：〈货币量变动的原因不同效果也互异〉，《货币与信用评等》，107期，以及陈博志：〈是谁得到新印钞票的好处？〉《台湾经济研究月刊》，39卷11期，2016年11月）。
目前国际上很多人认为货币政策效果不彰，而要改用财政政策。但货币政策效果不彰的原因，主要就是只看总量而不注意个体经济。在全球化时代，货币总量的扩张或利率水平的下降，都可能造成资金的外流，结果本国不见得获得货币扩张的利益，外国却可能遭受资金流入的伤害。彭淮南总裁即曾就这现象向美国前联准会主席柏南克抗议。但货币金融政策若细到注意资金的流向，则资金流向的国内部门即可直接受到影响或得到利益，因此政策会有效。这应是各国可以努力的方向。
我国经济关键问题：
新产业发展太少太慢
全球化时代高所得国家产业一定会一直被低所得国家取代，各国必须一直发展更多新产业才维持相对较高的所得和薪资。我国经济目前主要的关键问题就是新产业的发展太少、太慢。既有产业不断被外国产业抢走而没有足够的新产业补充上来，以致经济、出口、所得、薪资都难以快速成长（请参阅陈博志，《台湾经济战略》，2004年，台北，时报出版）。
而人民看到许多产品和新产业的发展不如外国，暗示本国的相对落后，对自己和国家前途的希望信心也就不足。因此协助新产业发展，应是政府各项政策都亟须注意的目标。蔡政府有注意到这正确的方向，亚洲硅谷政策和其他5+2政策都明白要发展新产业，可惜前瞻计划并未能完全依据这目标。未来在财政能力许可的范围，政府应更积极改善新产业的发展环境，同时参与更多新产业的投资。
货币金融政策也还有许多可以运用的方法，以让新产业和新企业家得到更多资金支持（请参阅陈博志，〈国家投资基金有甚么目的〉，《台湾经济研究月刊》，39卷7期，2016年7月）。赖清德内阁上台以来，已连续推出让金融机构更多资金投入创投基金等等较注意详细内容政策，也有许多鼓励新产业的做法。这些正确的政策方向若能大规模推动，应可有效提升经济发展的能力。因为更大规模的金融政策，不只可以产生够大的力量来提升经济和薪资之成长，纯就行政技术来看，更大规模也能降低政治的争议。
以目前政府提供台杉投资公司仅有的百亿资金来看，每家企业能得到的支持一定不大，也就是不易支持重大的计划，也不易让企业得到足以和那些积极干预产业之国家竞争的能力。资金规模不够时，能支持的项目和企业必然不多，统计学上这些投资案有高失败比率的机率也会偏高。于是台杉或国家投资基金只采小本经营的结果，可能会被人抹黑说只照顾少数「特权人士」，或者投资能力及公正性不足。而这类政治指控的可能性也可能会让负责的人自我设限而不能做最好的决策。
所以各种促进新产业发展的金融政策应该把规模放大。政府曾花八百亿在几乎没有实质效果的消费券上，也将花上千亿元做二线城市的铁路地下化，某银行在海外一被罚款就近百亿，国家投资基金才一百亿，实在太少，甚至比不上某家外国企业说要对台湾青年创业者所做的投资，实也没面子。希望政府和人民别这样小里小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