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北京「两会」讨论的修宪问题，因为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几乎举世共讨之。但声讨队伍却是非常奇特的组合：西方媒体、中国各类不满现状者、海外民运，以及在外留学的官员子弟。海外民运历来不以中共为合法政府，认为宪法是伪宪法，这次的口号却是「护国护宪」；官员子弟从不参加海外任何反中共政权的政治活动，但自2017年3月开始，先是组成网上粉丝团支持所谓「郭文贵爆料」，口号是反对反腐败，为贪官报仇；继而现身校园参加反对修宪，口号则是反对终身制、反对修宪、反对独裁，彷佛中共在习近平修宪之前不是独裁政体。
反腐败惹官场商界集体怨恨
这场看起来声势浩大、正义爆棚的「反习反独裁」抗议，如果认真剖析其内在原因，只会感到中国社会陷入无可救药的堕落之境。
一、王岐山为何在十九大裸退？
2018年中共修宪，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取消，由原来的两个任期、每任五年变成无限制。这是为习近平与王岐山量身定制的规则，自然引起各种尖锐批评。只是有些批评认为这是习近平想建立独裁统治，却是误认。因为中共统治从来就是独裁，集体领导是寡头独裁，个人专断是个人独裁，从未放弃对权力的垄断。这点，我已经在〈习近平的终身制对「赵家共和」的震撼〉一文里剖析得非常清楚。
但反对独裁这条理由，无论如何都比郭文贵爆料宣称的反对反腐败要来得冠冕堂皇，部分在江胡寡头体制下获利的反对者也觉得正气凛然。
在此先解释王岐山为何必须在十九大裸退。
中纪委书记这把交椅，是个得罪人的差使，王岐山之前，无论谁坐都是两条「出路」：一是像江泽民时期的中纪委书记尉健行那样，不得罪高官且自律（约束家人经商），抓点苍蝇或者狐狸，对老虎则闭上眼睛；二是像贺国强那样，看见别的同僚都「从国家那里挖一块」，也放纵子女经商。这样的中纪委书记，自然不会去认真反腐。
只有王岐山在中纪委书记任上，让这个位置变成了一把利刃。五年当中，共立案审查省部级、军级以上高官440人，其中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43人；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县处级干部6.3万人，追回外逃人员3,453名，还有134.3万名乡、科级以及以下的基层干部受到处分。
如此大规模反腐，王岐山被奉送一顶褒贬不明的「阎王」帽子，这个称号蕴含了权贵与官场的集体怨恨。2017年3月初，中国国安部外围商人郭文贵以美国社交媒体中文Twitter为主要平台的所谓「爆料」（除了其他媒体的旧料外，几乎无一被证实），其口号就是为王岐山反腐五年以来被抓捕的贪官报仇，让无数贪官下狱的王岐山成了这场爆料的主要打击目标。
从策略上来说，郭背后的「老领导」们希望通过「清君侧」的方式，斩断习的臂膀，让习近平再干五年退位，其他接班人上位，中国政治回到江泽民、胡锦涛执政下那种官场集体腐败且无须担忧反腐的状态。
但习近平反腐结怨甚多，为了自身的安全，必须谋求更长的任期，以保证秦城监狱内外的政敌们不能东山再起。
二、习近平与权贵高官的离心离德状态
习近平面对的压力非常大。为了「不让十九大开不成」（郭的声称），从2017年4月下旬至6月，习近平分别与57位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军委委员以及党内退休常委、高官谈话，听取意见。这57人的意见，详细内容外界无从知晓，但有几点可以根据后来发生的事情推测。
第一、大多数都建议要坚持江泽民定下的「七上八下」规则，让习近平之外的六个常委（都过了68岁）全部卸任，以示公平。拿前朝皇上定的规矩说事，习近平没法独留王岐山。
第二、这57位政要当中，有不少人推荐了孙政才做「接班人」。其中，温家宝应该是力荐者之一，香港《明报》2月9日报导谈了温家宝多年来对孙政才的提携之恩，指出温在2016年9月后一反退休后的低调方式，多次在湖北、安徽、山西及北京等地公开露面，为力挺孙政才跻身中共十九届常委进行活动。孙政才因此在十九大召开前被捕，六大罪名当中有一项是「政治野心和个人私欲极度膨胀」。
十九大于2017年10月下旬召开，海外拥郭媒体在竞猜王岐山何时被清算之时，中国在香港及美国的外宣媒体就开始放风：王岐山将以其他形式复出政坛，紧接着就是王岐山在湖南省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王将任国家副主席之说被反复热炒。
在世界舆论一边倒的批评声中，中国2018年「两会」通过了修宪决议，王岐山强势回归中国政坛，媒体称为「阎王归阵」或曰「王者归来。」
反习王派惊呼：原来裸退是骗人的，让王当终身国家副主席是早就计划好的阴谋。
为何将军、高官不发动政变？
「阎王归阵」，满朝文武都不高兴。「两会」召开之前，好几位高官被抓，依附于权贵的粉红富豪们都被当局逼着吐财。邓小平的外孙女婿吴小晖被抓，安邦公司被保监会接管；多位新老常委家属共享的「超级白手套」肖建华被软禁，正在变卖资产还清国内欠债；政治靠山众多的王健林也在变卖资产还债。美国明镜主持人陈小平在推特上发问：「我纳闷的是明知人人屁股上有屎，对方道德上也高不到哪去，为何不放手一搏？难道不知都会束手被擒？」
我当时回了一推：「其实放手一搏过，郭氏推特革命就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这个体制限制因素多，……」
以下我将当时提到的限制因素逐一解释。
一、前苏联的警卫体制消灭了中国传统的亲兵制，中央政治局每位高官身边的警卫就是中央警卫局派来的监视者。这个中央警卫局长通常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亲信，比如毛泽东时代就由跟随他几十年的亲信汪东兴任此职，汪与毛妻江青关系恶劣，毛死后，汪为了自保，与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连手，成功地发动了一场政变。自那以后，邓小平、江泽民、习近平一直都掌握着军权，与自身安全攸关的中央警卫局，基本都是他们的亲信掌管。
二、反对者们都是卸任高官，丧失了位置优势。习近平上位之时就面临薄熙来、周永康之变，第一个任期内的五年集中于抓权，先成立13个小组，将各部门掌管的权力集中到小组长即习近平手中。反对者想通过体制内道路谋变，几乎没有可能性。这五年内共有90余位少将以上将军因腐败问题被捕，其中有数字在厄运将至时自杀，但却无一人谋反，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将军并无调动军队的权柄。上将房峰辉由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一力提拔，2012年在郭伯雄被查之初时，曾私下大言：「谁要敢动老首长（郭伯雄），我一枪毙了他」，因而得了「房一枪」的绰号，但不管是在郭伯雄被捕之时还是他本人被抓之日，房上将都是乖乖就擒，未发一枪。
三、高官权贵的共同利益是反对反腐败，但在相互串连时，其借口如果是反对反腐败，恐怕既放不下身段，又担心授人以柄。
中共政治文化中有项特殊的传统，即鼓励互相监督并举报，后来被概括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受奖」，所谓立功者，就是检举揭发他人的人。这点早在中共避处延安一角时就已经形成，用于控制党内干部，以及在政治运动中控制民众都极为有效。这种政治文化中，互不信任已是常态，薄熙来倒霉的关键证据，就是他一手提拔的亲信王立军提供。有无数前车之鉴，党内高层就算知道同僚、上下级腐败，也不会主动去联络这些人，发动一场毫无胜算的政变。周永康掌握武警部队的军权，传说他曾在2012年3月发动过一场未遂的「3．19政变」，也因此，周永康的罪名一直在「反党集团」边缘上游走。
▲中共鼓励互相监督并举报，这种政治文化中，互不信任已是常态。Fotolia
一场不敢亮明真实目标的政治闹剧
以郭文贵爆料为契机的「倒王运动」未竟全功，让王岐山「再就业」成了无任期限制的国家副主席；「两会」前夕爆发的「护国护宪讨习」，也是一场网络烟云。这种既无一致政治要求、又无共同奋斗目标的反对运动，注定成为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闹剧。
道义上，习近平因为是中国专制政治的最高代表，反对反腐者们有意放大其反腐的权力斗争色彩，引发各种批评。但支持郭爆料的各群体当中，不少人的动机更加上不了台面。
郭文贵本人确实代表了因反腐而入狱、破产的官商两大群体的意愿，也代表了官场反对反腐败的普遍意愿。但这些权贵贪官的钱，基本上依靠权力巧取豪夺；这些商人的钱，也是依附权力、通过权钱交换而来。
就算是一直宣称不满习近平严厉管制言论的知识群体当中，也有不少人内心恨的其实是反腐。中国的学术腐败相当严重，大学、研究所的知识精英当中，不少都因郭的爆料兴高采烈。王岐山的反腐曾抓过20多位学科带头人（其中有中科院院士，罪名是私分数量庞大的课题经费），高校的反腐还抓了好些利用招生索贿受贿者。这个学术利益集团在胡温时代活得非常滋润，豪宅、名车及送子女留学费用都不缺。据高校内部人说，系主任、院长们全家消费刷别人送的现金卡根本不皱眉，习王反腐后没那么滋润了，也害怕反腐哪天反到自己头上，都盼习王倒台，换个江泽民或胡锦涛第二上台。
世界历史上的各种改革，总有一个或多个受益阶层，成为改革的支持者。但习近平执政以来的反腐、打压异议者、管制言论，受益者只有一个抽象意义上的中共政权。习近平的「不忘初心」，就是假设一个为人民服务、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中国共产党还存在于世上。但事实上，中共早已经堕落成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反腐造成官商与知识精英都成了利益受损者，控制社会则导致异议者不满。农村的扶贫对象确实是扩大了，但「富人一席酒，穷人半年粮」，注定一年两、三千元人民币的扶贫救济无人领情。
这些因反腐而受损的精英集团是否希望中共倒台？可以很肯定地说：他们都害怕中共倒台。面对庞大社会底层成员的仇恨，他们知道，中共一倒台，好日子没了。他们只是希望回到胡温时期，既可以肆意腐败，声色犬马；又有强大的维稳机器，保证他们的财产生命安全。
至于那些在「护国护宪讨习」声中比较起劲的普通人，有人以为这是自己的战斗，更多的是跟风凑热闹喊几声的人。他们注定只是「零」，有了自己的「1」之后，其存在才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