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邻温州街台大教授宿舍区的紫藤庐，目前列为台北市市定古迹。1950年代是当时财政部关税署长周德伟的宿舍，也是台湾白色恐怖年代，周德伟与张佛泉、殷海光、夏道平、徐道邻等自由主义学者，在特务长期监视下的聚会场所。
绝大多数的台湾人，并不熟悉那一段动荡的历史，也不熟悉当时的历史人物。但最近有一个名字──殷海光──被马英九总统在今年六四事件声明中，显著提及。殷海光当年被台大禁止上课，最近他在紫藤卢附近、温州路上的台大宿舍，挂上「殷海光故居」的牌子。另外，东吴大学有个「张佛泉人权研究中心」；还有，台湾少数经济家还记得夏道平先生。如此而已。
紫藤庐在1981年成为茶艺馆，是当时许多文化艺术工作者、民主运动者经常聚会的地方。今年适逢紫藤庐创办三十周年，由周德伟最小的儿子周渝主持的中华紫藤文化协会，在5月下旬为周德伟出版自传，邀请了包括何清涟在内的几位中国学者来台，掀起一个小小的、但却热烈的自由主义讨论风潮。
这个时间点恰在「六四」前夕。而近日中国独立知识界也正值多事之秋──诺贝尔和平奖得奖人刘晓波被关押、关注时事的艺术家与思想家艾未未也被抓走。几位中国大陆的独立知识分子此时应邀来到台北，在自由主义历史气氛浓厚的「紫藤庐」茶馆和台湾学者交流，格外显得非比寻常。
5月27日的大雨中，有「中国侠女」之称的何清涟现身紫藤庐。这位中等身材、戴着眼镜、留着及肩长发，讲话有分量的侠女，和现场台湾知识界、文化界、新闻界的朋友们「煮茶论英雄」，讨论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情况。时间彷佛瞬间回到半个世纪前、紫藤庐前主人周德伟与当年自由主义学者高谈阔论的时代……
分析1：
文革之后 中国知识分子提升为「工人」
何清涟首先提到的一个「故事」，让习惯「知识分子」高居「士农工商」之首的台湾听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说，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毛泽东时代贬为臭老九、打入冷宫的知识分子，在1978到1983这段期间，被邓小平提升到工人阶级，可以与工人平起平坐了。而这个提升，让「一直在当臭老九的知识分子，感激涕零」！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头号文人郭沫若，还发表一篇〈科学的春天〉，讴歌让知识分子回归工人阶级队伍的大好形势。
1983年起，形势逐渐开朗，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春天。由于经济变迁快速地由农村进入城镇，这时中共亟需一些经济、政治学者在理论上的支持。「智囊」这个词汇第一次出现，知识分子开始有了一点自主空间。《走向未来》、《面向世界》丛书相继出版，起到了对西方经济、哲学、政治思想的一点「启蒙」作用，也引起一阵思想论辩的热潮。这阵热潮逐渐变成要求政治民主改革的声浪。
当时，人人勇于发言。六四学生领袖之一的王丹回忆说：「80年代的时候，如果自己怯懦的话，还不好意思，还必须找尽各种理由，来为怯懦自圆其说。」
1989年4月，学生为悼念胡耀邦之死而走上街头，进驻天安门广场；6月4日，随着坦克车与机枪，春天顿然变成了冬天──知识分子的冬天。
分析2：
六四之后 知识分子同流合污
六四之后进入90年代，中国到了「新极权主义」时代。按照目前旅居德国的中国学者仲维光的说法，是从毛泽东的暴君极权，到邓小平的独裁极权，演变成今日的奴隶式、团伙式、黑社会化的极权。
何清涟说，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廿一世纪后，中国实际上已经变成「利益集团俘掳国家」的状态：人民拚命工作，民脂民膏却汇流到中共政权手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广大人民与极少数当权者形成贫者与富者两个阶层。这种现象，何清涟加重语气说：「我曾用这样一段话来概括这段时期的中国政治状况：公共权力私人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暴力行为合法化。」
这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又如何摆放位置呢？
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就如同曾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吴国光说的，六四后许多曾经自许为改革派的菁英进入体制内，甚至转而拥护专制体制，为中共政权的合法化背书：「以前是说，你89年六四镇压了，我不喜欢、我无奈，只好接受。现在说，对呀、镇压得对呀，不镇压哪有今天呢？盛世啊！共产党这套做法不仅是正确的，那是太高明了。这叫道德化。你就按照这个东西（经济成果）来判断吧。甚么东西好、甚么东西不好，就按这套东西来判断吧。」
除了「随波逐流」者外，另外还有两种人：由盛而衰的新左派，以及生存空间极受压抑的维权知识分子。
分析3：
一心向党新左派 「第一智囊」梦碎
何清涟说，原来以学者汪晖为代表的中国新左派，主张反全球化、批判资本主义，但作为与权力保持距离及批判态度的新左派精神，却完全被抛弃了。因此，在政治介入主导之下，近十年来，新左派与左派的影响力日渐扩大，自由主义则明显式微。
其中，新左派这些年最大的成果就是崔之元等人翻译的、前美国国务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得意门生雷默所出版的《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2004）一书。该书宣称：所谓的「北京共识」──独裁政治下的经济发展，将取代「华盛顿共识」──自由民主下的经济发展方式。
对此，何清涟低头轻言，似乎透露着心中的无奈：「由于这篇文章作者的特殊身分，加上译者与鼓吹者的海归学者身分，还真哄骗了不少年轻人。」
所谓的「北京共识」，事实证明漏洞百出。何清涟继续她的分析：「现在新左派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他们为了北京政府量身订造的中国模式，北京政府不想穿了，为甚么呢？」她自问自答：「从去年10月诺贝尔和平奖颁发，到今年中东北非革命，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国内的矛盾非常大的情况下，中共要先解决国内的问题，不再谈输出中国模式，争霸世界。就是已经改变战略了。」
何清涟特别提及最近的一些事件，以凸显这个改变。中共总参谋长陈炳德5月中旬访问美国，他一改中国官员出访时的趾高气扬，放低了姿态，说中共军队要挑战美国，「我们没这个能力。」也就是说中共不再挑战美国了。
另外，最近国际货币基金（IMF）预测，中国在2016年将成为世界GDP总量第一。结果却引来中国媒体的一片质疑。中国新闻社发表文章说：「这高估我们的国力。」中国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早知IMF有这个报告，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醒中国人：「全面认识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他举出一组数字：「2009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38.1%、27.8%和34.1%。这表明，我国从事第一产业即农业的比重过高，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比重依然很低，其中从事第二产业的比重，仅相当于美国工业化初期，即1870～1910年的水平；第三产业则比发达国家的比重低了一半。」
马建堂坦承：「没想到，我们这个世界工厂，刚刚超越日本成为经济总量（GDP）全球『老二』，竟在某些重要方面，比『老大』的美国差了整整一百年！」
根据这些，何清涟顿了顿之后说：「新左派的黄金时期已经结束，他们这么多年来苦心打造了中国模式，满心希望为当局出谋划策，被当局采用然后他们就成为名正言顺的第一智囊，结果没想到当局不要他了。不要他就罢了，今年还在《瞭望》新闻周刊，发了一篇文章叫〈中国需要战略知识分子〉，是甚么意思呢？就是说到现在为止，中国缺少具有眼光、具有前瞻性的知识分子。然后还骂中国知识分子没有骨气，只知道接近权贵、为权贵说话。」
何清涟表示，这显示现在中共对自称智囊的新左派没放在眼里，觉得说的都是一些没甚么用的东西。等于否定他们的成就。
何清涟显然对新左派非常不齿，说走头无路的新左派，只好转向依附「唱红打黑」的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有人还写了一首〈党赞〉──「党是天，无所不在；党是地，厚德载物；党是阳光，照彻大地」，极尽阿谀、败德之能事。
分析4：
维权知识分子 争取有限生存空间
何清涟最后谈到另一部分知识分子。这些人以律师为主，在六四后以行动帮助民众维权。她认为这部分「维权律师」在2003年以著名的孙志刚事件获得成就，但持续八年的维权运动在去年钱云会死亡之后进入衰落，以最近的艾未未被捕划上句点。
所谓的维权知识人，投身到中国各种与环保、爱滋、维权有关的公益活动中去。何清涟谈到了很多台湾人难以想象的中国社会现象。首先是指标性的孙志刚事件：2003年3月，寄居广州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因外出未带暂住证而被非法关押并死于看守所。事后经律师大力批评，终于废除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这给维权者注了强心剂。
此后的维权者，为了获得像这样的小小成绩，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到中共的神经，其中较大的维权案件，包括《南方都市报》案、黑砖窑案、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索赔案、杨佳案、湖北邓玉娇案件等。后期谭作人、艾未未、艾晓明等介入四川地震受难学生调查案，有效唤醒了一般民众的权利意识。
何清涟认为维权活动的最后一个高潮是福建三网友案。她介绍道：「2010年4月16日，福建三名网友范燕琼、游精佑、吴华英，因为帮助一位遭政府相关人员轮奸致死的女孩严晓玲在网络上发文揭露事件经过，以诽谤罪被分别判刑一至二年。开庭前，来自中国各地的几百名网友自发组成『关注团』，前往福建马尾法院附近围观声援，成为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民众群体声援活动。」何清涟对于这样的群众声势，表达了她的敬佩：「其后在这次活动的带动下，中国网民在其他各地发起多起围观行动，极大地显示了中国民众的勇气。」
不过，这长达数年的维权活动并未能形成制度性回馈，一些偶然成功的案例也并未能减少类似案件的发生。每当开拓一些自由空间，就换来当局更严格的政治控制。何清涟若有所失：「2009年，公盟许志永被中国当局审判，此后当局对维权活动的打压日甚一日，维权逐渐进入低潮。」
许志永是中国著名青年法学家、宪政学者，也是公盟创始人之一。他就是孙志刚事件中，建议全国人大废除《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提议者之一。后来这起事件被称为是中国司法史上里程碑式的「三博士上书」事件。
在中共的高压统治下，维权知识分子目前的处境如何？
何清涟以2010年的钱云会死亡事件提出了她的结论：「2010年12月，浙江乐清寨桥村村长钱云会因反抗征地而『被死亡』之后，网友想模仿福建三网友案，组织规模更大的围观团去调查真相时。在当地政府的强力干预下，公盟发表『钱云会死亡属于正常死亡』的报告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公盟的社会声誉也毁于一旦。被一些边缘知识人借重、社会声誉不错的体制内知识精英于建嵘（法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授）的社会公信力也严重受损。不久以后中东、北非革命爆发，当局危机感增强，推特（Twitter）上有人发布2月20日中国首轮茉莉花革命消息，当局将维权律师与其他重要维权人士一次抓捕，至4月初艾未未被抓，中国延续了近8年的维权活动暂告终结。」
何清涟的演说至此告一段落，紫藤庐的气氛有些沉重。现场包括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副教授丘慧芬在内的几位学者都想问一个问题──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到底该如何自处？中国的未来将何去何从？
对比台湾当年的周德伟、殷海光，他们坚守信念的执着，启迪了无数后人。台湾今日为世人所称颂的自由民主，知识分子锲而不舍的批判与坚持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江山代有才人出」。今日的中国，有没有这样「络绎不绝」且足以改变中国极权体制、创建「新中国」的英雄人物？
今年的六四之后，这个问题更加殷切地扣问着中国知识分子。
周德伟（1902～1986年）小档案
周德伟1920年代就读北京大学时，对当时引领五四运动、以反传统及马列主义为中心的刊物《新青年》不以为然。后来加入国民党，在政治光谱上属汪精卫一派，留学英国师从著名学者海耶克。回国后曾任教于大学，后任国民政府关务署长，1949年来台，常在家中与殷海光、张佛泉等学者聚会，晚年移居美国。
周德伟是最早接触共产党的北大学生，之后参与国民党党务工作。由于汪精卫是受国共夹击污名化的对象，而海耶克的自由主义在落后国家迈上发展之路时也不受当政者青睐。他在晚年着手撰写回忆录，从周氏家族、父亲与革命的关系到自己的党内经历，透过个人观察反映近代中国发展，并揭露第一手蒋、汪史料。在国民党内抑郁不得志的周德伟曾感叹：「吾不写党史，国民党无真史也！」
周德伟被学界定位为以儒家传统为精神基础、接引西方自由主义的「儒家自由主义者」。2011年5月22日，依据周德伟生前回忆录手稿出版《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一书在他逝世二十多年后方问世。
何清涟（1956年～）小档案
何清涟，中国湖南邵阳人。1983年毕业于中国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1988年毕业于中国复旦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曾先后在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经济系任教，且曾供职于《深圳法制报》社。
其著作《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于1998年1月在中国出版，两个月内发行三十万册，国内各界好评如潮。至今仍被誉为成功地预测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代表作。后迫于国内政治压力，在遭受长达一年半的全天候监视后，2001年6月14日从深圳家中只身出走，前往美国。在美期间，先后担任过芝加哥大学、纽约市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校访问学者。
何清涟至海外后，撰写了《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是目前唯一一本专门研究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的专著。美国《商业周刊》于1999年6月14日「亚洲之星」专刊曾将何清涟评为「亚洲之星」（50 Leaders at The Forefront of Change，THE STARS OF ASIA）。1999年《三联生活周刊》将她列为25位时代人物之一，称她「代表了中国改革的良心」。
近年来何清涟专门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尤其是对中国社会转型期资本形成的特点，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等各种社会资本之间的互动关系，国家、社会和市场之间相互作用与相互冲突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在中国及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为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高级研究员；美国之音、BBC以及《看》杂志等多家媒体的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