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爱情故事常是悲剧，失败的将军常被视为英雄。人们不会去想罗密欧与朱丽叶或梁山伯与祝英台若真的结成连理，会不会幸福或成为怨偶；人们也很少去想岳飞如果没有被杀，南宋的人民会不会更幸福，甚至南宋王朝会不会延续更久。拿过去受阻而未能做到的事来夸耀自己本来没有的成就，或者当作目前失败的借口，也是人之常情。由于历史不能重演，国家社会经济大事也常无法在实验室中检验，因此政治人物更常把自己目前的失败归罪给过去的政策，特别是过去主张而未能实现的政策。最近土地增值税按实价课税的议题又炒热，当年主张按实价课税失败的王建煊院长把当年的失败归罪给别人，也是人之常情。
看似公平正义的政策 可能隐含更多不道德、不公平
然而尽管王院长把他当年的失败政治化，讲成是某报老板靠炒地皮起家而反对他，或是有人要「打王」、「打郝（柏村）」，或是有人讲「外省人部长抢本省人土地」，或者「最高当局」如何如何，当时政策未能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政策主张仍相当草率而不可行，只凭一个公平正义的道德形象就想实行，而不知其中可能暗含更多不道德和不公平的问题。
政策之缺点当时曾有不少公开讨论，不动产中介公会全联会理事长李同荣近日就指出，王院长的主张当时会遭到强烈反对，是因为没能提出整体配套措施，而令外界产生疑虑甚至恐慌所致。由于我们现在正要再推动实价课税，如果泛政治化和泛道德化而忽视当年的讨论，这次政策最后很可能又会再以不可行或以乱做收场，相关人士和政党再度获得道德的美名，但实际的公平正义仍然没有改善甚至恶化。所以我们应该重新看一下当年的争论，看看当时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或应该如何解决，才能真正做到较公平的土地税制。
政府能否取得正确实价资料？
二十多年前争论实价课税是否可行的重点之一，是政府能否取得可靠的实价资料而公平课税。当时王建煊院长认为一般商品都能按实际价格课税，土地当然也能。财政部说有五个方式来掌握移转价格，但《经济日报》社论（1992年9月12日）即指出：「这些方法都有一些效果，但即使一起实行，也仍有不少漏洞。」该社论指出：「财政部的第一种方法是认为守法者占多数，只要对少数低报价格者加强查核从重处罚，即可发生吓阻作用。然而在重利诱惑及集体犯罪不易被抓的心态下，守法者是否居多数恐难确定，而且事先也不知道谁是不必查的诚实守法者。于是这种方法有可能变成绝非正义的选择性正义，有办法的人照常逃税，而因选择性所引发之公务人员操守问题也将甚为严重。」
该社论也指出：「财政部的第三种方法是认为买方基于下次移转时税负的关系，不一定会愿意配合卖方低报价格。然而增值税有许多减免的规定，而且下一次移转可能在多年之后，因此低报成交价格带给卖方的利益通常大于买方的损失，双方联合低报的诱因仍然不少。」实际上由于自用住宅有一次低税及重购免税的规定，因此购入者若未来能以自用住宅名义卖出而免税，就可能愿意低报此次交易之价格以帮卖方和自己节税。当时财政部为了让政策过关，甚至还有让生产用土地也可重购免税的想法，免税的漏洞愈开愈大，不只买卖又更可能低报，税的流失也更多。
节税免税漏洞多 形成更大不公
我曾碰巧看到某富豪的户口簿，很惊讶他们夫妻竟然分居，后来才知道那样就有两间房子可报为自用住宅来节税。台北市也曾有闹区店铺三年空着不营业，原来也是要取得自用住宅资格来节税。另外土地若当成遗产，就免纳增值税，只要土地有一点贷款负债来抵销依公告价格计算之资产价值，土地增值利益即完全免税。三年前马政府大幅降低遗赠税率，却没有补掉这个漏洞，所以不动产长期投机或投资变得更为有利，助长了这几年房价的暴涨。然而在遗赠税调降之后，我在一次研讨会中提出这个批评，相关高层官员却仍不知有这种漏洞，而政府至今也未设法堵掉这漏洞。另外在证券交易所得不课税的情况下，隐藏在公司名下的土地增值，也可能避税。减少这些漏洞至少和实价课税同样重要，而这些漏洞不减，实价课税将使这些漏洞变大很多，而形成更大的不公平。
由这简单的例子即可看出，王建煊院长当时的政策其实仍很草率，政府既然仍无法掌握实价，冒然课税就会像当年证所税未能掌握事务数据就冒然实行一样，最后不只失败收场，那年实际该课的很多税没能课到，也破坏了证券税制改革的机会。要实价课税，一定要先能掌握实际价格。十一年前我在经建会时决定由政府出资，设立专业搜集和研究不动产价格信息的机构。我不知现在该单位是否仍正常运作，若有，则目前的价格信息应已可让政府大致掌握各地段的可能价格，要实价课税已比二十年可行甚多，不须再依赖王建煊先生那五个不太可行的方法来掌握价格。至于去年政府所推出的「实价登录」，在目前许多交易已公开透过中介业，且政府十多年来已积极搜集信息的情况下，并未能再增加信息，是不必要的做法，很可能只是提出来让一般人民误以为政府真要实价课税，或者甚至当作拖延实价课税的缓兵之计而已。
取得成本如何计算 也是难题
实际交易价格的掌握即使已较无问题，但二十年前争论中另一个大问题却仍存在，即目前出售之土地的取得成本要如何计算。如果新制实行之前买入的土地是以取得时的公告现值做取得成本，则由于公告现值的偏低，必将严重高估卖方的获利，形成极大不公平。但当时王建煊院长并未能提出公平合理而又不损失很多税收的方法（请见〈土地增值税课征方法之分析与建议〉，《梁国树财经政策建言集3：经济发展建言》，1998，台北，远流出版社，PP.439~447之详细评论，以及1992年10月10日《经济日报》社论：〈理性思考增值税的技术问题〉）。王建煊先生不查他当时主张之不当，而泛政治化怪罪当时主张未被接受，乃情有可原。但现在政府若真心要推动实价课税，务必要对这些及当年争议的其他问题做好方案。
当年的讨论甚多，本文无法详述，但有个后来多数人的共识必须一提。那就是争论到后来专家多认为提高地价税才是最恰当的土地税制改革。希望各界在讨论增值税时，不要忘掉这项当年的共识，而只在增值税上做文章。
作者为前经建会主委、总统府国策顾问、台湾大学经济系主任暨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任台湾智库董事长，为台湾经济发展与国际金融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