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上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里，一场重要诉讼案正在进行──民间团体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与政府机构农委会，双方律师正在针对农委会历次禽流感疫情信息是否公开进行攻防。
该案的背景是：2010年，媒体报导国内出现高病原禽流感被政府隐瞒，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因此以《政府信息公开法》为依据，向主管机关农委会申请公开所掌握的疫情资料，以昭告社会是否有隐匿情事。
但此一要求被农委会以「公务机密」为由拒绝。动物社会学会诉愿驳回后，2010年下半年进入行政法院诉讼阶段。目前诉讼已进行一年有余，下次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开庭是在5月。
这次爆发高病原禽流感所引伸出来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政府信息到底透不透明？公不公开？到底有多少不能戳的秘密？
问题1 政府信息仍然深不可测
疫情资料的公开，是厘清农委会是否有隐匿疫情的关键。面对民众健康的切身利益，政府的内部作业有如大宅院，对一般民众来说仍然深不可测。
这不是动物社会研究会第一次向政府机构要求信息公开。2008年中国赠送台湾两只猫熊――团团与圆圆，动物社会研究会提出质疑：中国把赠送猫熊当作政治献礼，实际上猫熊在中国的自然栖地却不断地被破坏中；台湾输入猫熊后也无法达到保育的真正目的。政府大建猫熊馆把牠们当作商品特别照料，对动物园里的其他动物是否也给予如此的关怀？
基于种种争议，动物社会研究会要求农委会林务局公开输入猫熊的审查过程。
该案从2008年开始，经过诉愿、行政诉讼等过程，上个月最高行政法院终审驳回，其中一项理由的根据即为《政府信息公开法》第十八条：会议纪录是会议达成决议前的准备作业，所以不能提供。
台湾促进和平基金会执行长简锡阶，2008年时以劳工受益人的身分，要求政府公布四大基金（公务人员退抚基金、邮储基金、劳保基金、劳退基金）三个月以前的操盘情况。简锡阶说：「我是受益人，我应该可以看它们怎么操作。像最近好像有亏了，可是政府也不跟你讲在股票投资它们买了甚么股，它现在只敢透露类股，不敢说投资了哪家个股。我是要三个月以前，甚至半年前的，不是现在你操作的情况。藉由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底政府有无内线交易或是特权利益的隐匿行为。」
但此要求从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一路被驳回，其中关键驳回理由为，这些资料是「业务机密」而不予公开。简锡阶痛批：「国外的公共基金，第一天买的，第二天就公布；三大法人也是，今天买甚么股票，统统公开的啊！唯独我们政府就不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法》于2005年正式施行，至今已六年有余，但是，人民获得政府的信息似乎仍然困难重重，到底问题出在哪？
问题2 没有主责机关的法律
简锡阶指出，《政府信息公开法》是否落实，关系到台湾民主能否深化、人民能否信任政府。他曾经到瑞典考察政府信息公开的情况：「瑞典的公务人员中午接待宾客，下午马上在政府网站上就可以看到，他今天接待了谁、花了多少钱、中午吃甚么菜，样样都很清楚。」
但该法至今最奇特之处，竟是没有主责机关。虽然当初推动该法的是法务部，但不管法务部或是研考会都不愿意成为主责机关。至今《政府信息公开法》由谁去推动、检讨施行情况，以及适时地修正，政府似乎仍然毫无头绪。
简锡阶建议政府应以监察院来担任负责机关：「不管是交给法务部或是研考会当主责机关，它们都不像监察院有惩罚权，至少监察院对政府每个机关有纠正、弹劾权。」
问题3 《政府信息公开法》反成政府保护伞？
《政府信息公开法》其中最具争议的法条是第十八条「限制公开或不予提供之政府信息」，里面定义的款项模糊空间很大。像是第一款中提到涉及「国家机密」与其他「秘密事项」者不可公开，或是第三款提到政府内部做决定前的内部讨论不公开，或是第六款中提到涉及个人隐私、职业秘密等事宜不公开。
这样的法条都容易让政府从严认定而拒绝公开信息。简锡阶痛批，如此一来，《政府信息公开法》俨然成为行政机关的保护伞，反而给了政府部门拒绝公开信息的法律依据。
去年法务部委托铭传大学科技法律系来研究该法，成功大学法律系教授王毓正是该计划的协同主持人，法务部希望能够研究针对第十八项各款，是否能订出判断基准。王毓正发现，要做出判断基准太困难了，他解释：「因为十八项涉及的层面太广泛，如果真的要订定判断标准，反而会造成信息公开的限制，因为第一线的政府机关，就按表操作，可能连解释都不想解释，这样一来，对原来的立法意旨『原则公开、例外禁止』就会打了折扣。」
政府机关和民间团体对于可否公开的信息认定相差很大，政府机关最在意的是：今天把这信息公开后，会不会有人来提告，所以从严认定公开标准。王毓正表示，解决这两者间矛盾立场的办法，就只有走上行政诉讼的途径，让法院做判断。
一般而言，要求公开的信息被拒绝，人民可以选择的救济途径为：向主管机关申请诉愿，若被驳回，可以走上行政诉讼，最后还可以请求释宪。
问题4 政府极易进行技术性回避
在民间实际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的案例中，王毓正发现，由于信息不对等，人民根本无从知道政府到底手上有哪些资料，在要求公开时，政府部门很容易做技术回避，王毓正比喻：「比如说，你来我家借酱油，可是你根本不知道我酱油藏哪里，我就可以回答你说『抱歉，我们家里没酱油』，那你怎么证明我家真的有酱油？」
他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说明，2007年时，台南县七股乡因设有气象雷达站，时常有居民怀疑雷达站造成他们身体健康受损。于是环保团体就向台南县政府要求七股罹癌居民人数历年的统计数据。台南县政府本来以「涉及个人隐私」为理由驳回，后来经过向卫生署提起诉愿后，县政府自知理亏而同意提供相关数据，不过没想到县政府提供的是零散的数据，民间团体若没有专业协助很难从中统计出总的数据数据。王毓正说：「政府机关只给你部分资料，把问题丢给你，你纵使觉得不对劲，但也无法取证，你无法证明你只拿到部分。」
王毓正建议参照2005年德国《信息自由法》，其中提到「建立政府信息目录」的制度：「政府数据有多少，应该是可以摊开的，譬如今天我去要一份数据，从目录我就可以知道那数据大概几页，假如该数据有300页，你只能给我100页，那政府得向我说明，为何那剩下的200页不能给我？」
问题5 台湾的公民意识有待加强
在去年王毓正等学者针对《政府信息公开法》做的研究计划中，针对历年来中央机关诉愿决定、各级行政法院的判决件数做了初步统计，以观察民众向行政机关申请信息被驳回后，提起诉愿与诉讼的情况。结果发现数目少得惊人，每年各机关的诉愿、诉讼案件数不超过二位数，王毓正说：「这其中黑数一定很多！当一个统计数据黑数太多，其实这个数字没甚么意义。」
王毓正直言，他们无法获得提起申请但被政府驳回的数目，也无法获得申请但获准的数目，「这部分政府各机关自己有没有做纪录都很难说！」
另一方面，台湾的公民意识还有待加强，因为不管是学者、民间团体、新闻从业人员等个人在跟政府要资料时，习惯性地依赖与该政府部门的个人关系，而从私下管道获取，很少人会依循法律程序正式申请。久而久之，在缺乏公民的监督下，政府信息公开的习惯就无法养成。王毓正说：「私部门习惯走小门，久而久之，公部门那扇大门就生锈了，打不开。」
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执行长朱曾宏感叹，现在民间团体向政府要资料都还是得透过立委、议员才能要得到，「由此可见政府对于信息公开的态度还是很威权！」
或许，就像李惠仁拍摄纪录片《不能戳的秘密》一样，人民得透过公民意识的觉醒，不断团结公民社会的力量，进由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最终才能获得自我权利的保障，也才能让台湾的民主向前迈出更成熟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