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纽约时报》的几篇报导，让我为自己生在自由台湾，而非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而庆幸不已，因为一个创作者最反感的莫过于思想的箝制。
英国作家乔治‧奥韦尔的代表作《一九八四》的真实版在中国上演，因为它正计划以数十亿美元的监控系统覆盖全中国；名为保安，实则监控异己。一位甘肃省的藏僧Loksag说，在2008年的抗议事件中，共党当局利用监视器指认并拘留了将近两百位僧侣。最近频传的藏僧自焚事件，更突显了北京当局的高压做法。寺院里摄影机随处可见，便衣混在信徒中，二万一千名党员被送往藏人小区，目的是向藏僧示好，同时建立对方的个人情资。服从者享有医疗优待、退休金或电视机一台，不听话的有时就被逐出寺院。更新的做法是发放一百万支党旗与毛泽东画像，要求藏民悬挂于家中与寺庙里。
这些事情发生在现代，听起来真是不可思议，不过如果知道这个国家对监控系统的热衷，不难想象它对异己的毫不容忍。四川省重庆预备花四十二亿美金架设含五十万台摄影机的系统，广东则架起了一百万台。北京市准备在所有的娱乐场所加装摄影机，而2008年奥运时，这里就已装置三十万台摄影机了。经由结合网络与移动电话，共产党在中国无所不在的监控系统，意图滴水不漏，吓阻人民，让老百姓大气儿也不敢喘一口，人人成了电影《楚门的世界》中的主角。电线杆上「图像采集区域」的标语名副其实地提醒着行人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而这些尖端技术多半来自西方大厂的贩卖，如I.B.M, Honeywell, General Electric, 以及United Technologies 等。
我特别痛惜极权主义对文化艺术的杀伤力。以音乐为例，二十世纪苏俄音乐的巨擘浦罗高菲夫，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与俄国革命，以及从沙皇到共产政权的统治。为了避开俄国革命之后的混乱情势，1918至1932年，浦罗高菲夫一直在国外发展，1932年底才回到故乡俄国，直至1953年过世。回国后，正是斯大林厉行「社会写实主义」（social realism）的时候。官方操控的最高音乐机构「俄国作曲家协会」，从1933年开始对官方认定「一般人民无从理解」的音乐提出批判，所有作曲家必须服膺社会写实主义的艺术创作原则，浅显易懂，作品最好是用来歌颂人民的生活与革命，表达爱国精神。浦罗高菲夫与同期知名音乐家萧士塔高维契以及哈察都量，皆因此受到相当的限制，创作时只能在政党强制的原则中找漏洞，偷偷地加进新意。
回到俄国后，本性心直口快的浦罗高菲夫眼见萧士塔高维契被公开羞辱，文化界友人惨遭处决，他以加倍努力地工作幸存了下来。他经常告诫自己：「今天必须工作，工作是唯一的事，也是唯一的解救。」如此的紧绷状态导致他1941年心脏病发。他虽然应付地谱写了一些忠党爱国、歌功颂德的作品，但仍逃不过被批判的命运。1948年，他与萧士塔高维契以及哈察都量一起遭到整肃。他们被带到「党中央委员会」面前，要求交出不肯实现社会写实主义的忏悔书。浦罗高菲夫此后应政治要求修改的作品，已灵性全无。
除了检视音乐史可以看到极权主义的魔爪，在当代中国文坛，一言堂式的思想控管与审查制度至今仍是作家挥之不去的梦魇。1974年出生的中国作家慕容雪村为此内心冲突不已。他特意避免带有文革与共党宣传统战影响的文字，他认为从文字的使用上就可以看出一整个世代的中国人仍受着文革的遗毒。在严密的审查制度下，慕容雪村认为最严重的是对作家心理的冲击，因为写作时就已经开始实施自我审查，不敢直抒胸臆。连这么有自觉的作家，都坦承自己因自我审查而变得像懦夫，而在国家的眼里，他是文字罪犯。
2010年底，慕容雪村以《中国，少了一味药》，获得人民文学奖。颁奖前夕，他花了八个小时准备了四千字的得奖感言。在北京颁奖典礼当天，主办单位禁止他发言，结果一个字都没讲。在台上，慕容雪村手握讲稿，比了一个在嘴巴拉上拉链的噤声手势，一言不发地离开。不过，他随即将此文上传网络，这篇讲稿得以在世界各地的报纸与网站发表。讲稿上写着，唯一的真实就是我们不能说实话；唯一可被接受的观点就是我们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还是要再说一次，我真庆幸投胎在台湾，可以表达意见，大大方方地在各种媒体辩论与当局相左的看法，更能诚实书写，与读者谈心，耕耘创作的园地。天佑台湾，也期待民主新中国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