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国际四大服务性社团──扶轮社、狮子会、同济会、青商会，一般人的印象可能就是：那是「有钱人」聚在一起「吃喝玩乐」、同时做些社会服务的联谊团体。
其实，四大社团对台湾社会有着一般人不了解的贡献！
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服务性社团，用人数来划分，前四大分别是狮子会、扶轮社、同济会、青商会。根据这些社团在网站上公布的数字，狮子会在全球有4万6千个分会和135万名会员；扶轮社全球有3万4千个分会和120万个会员；同济会全球成员约27万左右；青商会则分布全球100个国家，人数约20万。
在台湾，这四大国际服务性社团人数加总起来约10万人。纵使社团里面的人玩得火热，社团外的一般台湾民众只是雾里看花，学术界对服务性社团的研究兴趣也不高，鲜少人知道他们对台湾有何社会意义与贡献。
事实上，在台湾戒严时期、人民尚无结社自由之时，四大国际服务性社团已经随着国际商业力量进入台湾，不仅热络了工商界的联系合作，对于促成台湾经济奇迹也功不可没。随着社团的中产阶级化，更凝聚与形成台湾的中产阶级文化；而结社行为，则为台湾保留了一扇民间力量的窗口，为开启台湾的民主之路，间接产生了促进作用。
谈到四大国际服务性社团，就必须从扶轮社说起，因为扶轮社是这类社团的始祖，其后的三个社团，基本运作模式都是以扶轮社为基础。
探索1》 四大社团的来由
扶轮社是美国芝加哥律师保罗‧哈里斯（Paul Harris）于1905年创立。从佛蒙特州（Vermont）乡下来到芝加哥这个大城市，保罗‧哈里斯很怀念家乡的人情味，加上都市的商业恶性竞争风气，使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消失，于是想成立一个社团，以便互助合作。
保罗‧哈里斯找了一位煤炭商、一位工程师、一位成衣商，四人创立了全球第一个扶轮社――芝加哥扶轮社。之所以命名为「扶轮」（Rotary），是因为他们会「轮流」到彼此的办公室聚会。
扶轮社成立后，成长速度快得惊人，创立短短五年后，也就是1910年，全美各地就有16个扶轮社。1912年，扶轮社开始发展到美国国外，如加拿大等地，所以改名为「扶轮社国际总会」，1922年更名为「国际扶轮」（Rotary International），从美国本土发展成全球架构，只花了短短18年。
类似的中产阶级服务性社团，在扶轮社成立后也陆续在美国各地组成。1915年成立的有青商会（创始于密苏里州圣路易市）和同济会（创始于密执安州底特律市），1917年成立的有狮子会（创始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
这四大社团的组织规则，都类似最先创立的扶轮社，共同的特征就是透过职业分类，密集聚会拓展会员情谊，同时自我服务与服务社会，而且均由美国本土朝向国际发展。
探索2》 国际社团移植台湾威权时期的民主橱窗
四大社团移植到台湾的过程，是跟随着国家力量的介入而成。早在日治时期，扶轮社就曾出现在台湾，这个台湾第一个出现的扶轮社是在1931年由日本东京扶轮社辅导的「乐大利俱乐部」，社长为当时的台北帝国大学创办人币原坦，后来分别在1934年和1937年成立高雄扶轮俱乐部与基隆扶轮俱乐部。
这三个扶轮社于二次大战期间停止运作，直到战后1948年，第二个台北扶轮社才重新成立，但和先前并无延续关系。战后重新建立的台北扶轮社创社社长是当时的台湾省财政厅厅长严家淦，27名成员中多是外省籍的技术官僚和国营企业总经理以及外籍社员（外商驻台代表、外交官、基督长老教会牧师），只有一位是台籍企业人士（大同企业林挺生）。
紧接着在1953年，在菲律宾侨界向国际狮子会建议下，狮子会因而在台湾创立，青商会也同样在该年来到台湾创社。随后于1967年，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协调下，台湾也成立了同济会。
在戒严时期，台湾没有结社自由，为何允许国际性社团在台湾成立？研究四大国际社团的社会学者、现为天马茶房执行长的萧亚谭在其论文中写道：「服务性社团得以在戒严时期成立运作，美国因素应该是主要原因……对于政治部门极力维系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应有相当程度的帮助。」
萧亚谭分析，政府当时对社团的治理原则是，允许成员在社团里族群彼此隔离（像是扶轮社有台语社），也允许成员在社团中彼此竞争职位（像是狮子会和青商会用选举产生干部），但对政治部门不可质疑，所以当时在各社团内，国民党还是会介入当中的运作。
因此，四大社团像是台湾对外展示的民主橱窗。前青商总会长、我国前驻瑞士代表王世榕在《承先启后的七十年代青商：个人的一点追忆》写到的一段话，可作为戒严时期四大国际服务社团在台湾社会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批注：「当时的青商人，代表的是一群社会的菁英，一群温和的中产阶级年轻人，一个搞搞训练而不至于造反的团体，青商会对政府而言，不会造成立即的危险；由于只搞自己的训练，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构不成明显的威胁；相反地青商会的存在，只有对政府增加好处，至少当个民主橱窗。」
探索3》 台湾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
四大国际服务性社团从1948年扶轮社在台湾创立以来，至今超过一甲子岁月。六十五年来，可观察到是这些社团由早期的精英特权阶级组成走向中产阶级化的过程。
扶轮人黄国师在文章〈台湾扶轮运动的回顾与前瞻〉中提到，1950、1960年代，扶轮社是资产阶级的联谊组织，到1970年代则转变成小资产阶级的交流团体，1980年代以后扶轮社已演化成中产阶级的集会所。
萧亚谭将这三个发展阶段称为「特权精英时期」、「中小企业主时期」和「中产阶级时期」，参与人数也随着这三个时期的变化而逐渐增加。
而这样的变化，在台湾政治、经济脉络下很具意义。萧亚谭在其研究中写到：「随着台湾快速工业化与都市化，服务性社团也快速成长，这些社团重新连结因为经济发展而解组的社会连带。」
萧亚谭解释，这四大社团扮演了中产阶级「结晶化」的功能。在政权交替、战乱的早期台湾社会，到随着工业化、都市化的社会变迁与社会解组、重组的过程中，四大社团稳固了社会基础，在经济发展起飞过程中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萧亚谭以每十年为单位，画出扶轮社的人数成长（见图1），由其中可以发现，随着台湾经济发展往上走，社团人数也逐渐增加。台湾经济发展最快的1990年代，恰好正值社员人数最多的时候。萧亚谭说：「台湾在讲到经济奇迹与其中的中小企业，如果把四大社团的网络放进发展脉络中，就会发现中小企业不完全是单打独斗，是有社团的网络，才有经济奇迹！很多东西，如生意、产业链的合作，都是在社团里谈出来的。」
萧亚谭进一步说道：「四大社团本质上就是兄弟会，吸引人的地方是强调互助。互助不用偷偷摸摸讲，进去后如果有信任，做生意可以帮你一把、就帮你一把。一个狮子会可能有一个产业的上下游，例如会员有律师，有官司就尽量给他做，一个社就自给自足，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战斗体。」
探索4》 合而不同 间接促进民主与公民社会发展
四大社团除了对台湾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外，在民主转型与公民社会成长的过程中，四大社团也有间接的催生作用。
虽然类似四大社团的服务性团体普遍强调在聚会时不谈政治、宗教，但社团提供了不同理念的专业人士参与的空间，社员间彼此理念可以天差地远，但在台面上都是以身为社团的一员为荣，形成了一种在一般社会团体少见的「合而不同」的大熔炉。四大社团同时也提供了社员累积社会资本（人脉、资金等）的场域与机会，让提倡理念的人私底下可以增加社会能量，间接造成社会的改变。
萧亚谭研究了台湾四大社团的发展，发现它们可称为是公民社会的先驱：「四大社团比任何一个台湾八零年代后解严产生的NGO（非政府组织）、NPO（非营利组织）历史都长。我念的社会学与历史都告诉我，台湾的美好都是从八零年代经济开始狂飙才有公民生活，其实不是，之前就有人（四大社团）在搞组织生活了，而且搞得多有条理！」
在戒严时期，很多党外人士都具有四大社团的身分，像是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前总统陈水扁、绿营大老谢长廷、前考试院长姚嘉文、前国安会秘书长康宁祥等人，都是青商会出身。由于青商会内部组织干部是由选举产生，在戒严时期青商会的内部选举与会议规范，是解严前重要的民主示范窗口，许多党外人士在里面吸收了民主自由的气氛与应有的素养，也练习了社会选举必要的技巧并且藉由选举动员累积了社会能量。现为翻译家、曾以社会学角度研究青商会的郭宝莲写道：「台北青商会在解严之前，成功地发挥开拓视野、传播理念、训练人才的功能。」
四大社团也是孕育公民社会团体的重要因素。萧亚谭研究发现，四大社团等服务性社团和从事社会运动的倡议性团体，往往理念、人员互相流通，甚至背后的资源、资金也时常挹注到倡议性社团中。像是1980年代成立的重要倡议性非政府组织――消基会（中华民国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就是台北青商会促成的。台北青商会的报导中就提到：「当时社会上不断发生了百货公司商品瑕疵、过期食品贩卖、游览车放鸽子、含汞化妆品等事件，消费者权益严重被漠视与剥夺，在李伸一前会长和侯西泉前主席及所有会务执行人员，基于青商会对社会应有的使命感下，立即成立了『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为『中华民国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催生而努力。」
萧亚谭的研究也发现，消基会成员也都会加入扶轮社，所以透过具有两者的身分，消基会的成员获得一种类似家庭的支持，包括资金和人力的支持，提供支持的理由是对于行动者的相挺──因为他们是扶轮家庭的一分子。
可见得，在大众眼中都是「有钱人」的团体，其实不只是「吃喝玩乐」，更是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不容忽视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