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各地，尤其是鄭州、烏魯木齊、廣州、上海、北京、天津、重慶等大城市，同時爆發了大規模反封控抗議。這是自「六四」鎮壓以來中國最大規模的一次全國性群體抗議事件，很可能進一步延燒並最終改變整個時局，值得所有人高度關注和支持。

兩年前我曾經發過這樣一則推文：中國是最早爆發疫情的國家，也會是最後結束疫情的國家。當時應該沒有幾個人相信。現在事實證明，我的這一預測不幸言中。

從表面上看，兩年前大多數國家疫情都比中國嚴重，尤其美國被視為世界上疫情最嚴重的國度。而當時中共宣稱零感染，並將自己打扮成世界上防疫最成功的國家。很多中國人不惜購買天價機票爭先恐後回國。我當時極為感嘆，既為他們感到擔憂，又為他們感到悲哀，因為這是他們在往火坑裡跳！如今中共又突然聲稱疫情非常嚴重，需要「動態清零」。一夜之間從最好變成最壞，期間連一個過渡期都沒有。現在那些被騙回國的人肯定後悔莫及。很多人想再「潤」出去，但是已經比登天還難。

為何突然爆發大規模抗議浪潮？

那麼，為什麼我在當時全世界大多數國家疫情都比中國嚴重的情況下會做出這樣的預測？這一預測與今天發生的大規模抗議浪潮有何關聯？

我把順序顛倒一下，先談談為什麼今天會突然爆發如此大規模的反封控抗議：

1. 中共的謊言被人們徹底識破

中共此前宣稱「零感染」，肯定是彌天大謊；現在宣稱疫情極為嚴重，更是一派胡言。整個世界都已經宣告疫情結束，前段時間英國女王的葬禮是一個標誌。當時參加伊莉莎白女王國葬的來自世界各地的兩千多名政要和名流，包括多名高齡80的國家元首都沒有戴口罩，唯獨以王岐山為首的中共代表團一行人在葬禮上始終戴著口罩。

他們的命更值錢，還是他們的身體更虛弱？都不是。他們只是為了做給中國人看，現在疫情還很嚴重，必須採取嚴格的防疫措施。可是這純屬掩耳盜鈴。因為所有的人都看到了，只有中共代表團的人戴口罩。難道全世界都無知，所有的政要和名流都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只有中共懂科學、懂得珍惜生命？顯然不是！因此他們的謊言不攻自破。現在正在舉行的世界盃足球賽更是如此。這是全世界最大的體育盛會。來自世界各地的觀眾都沒戴口罩。中國人非常熱衷足球，在收看足球賽時肯定都在思考，為什麼其他國家都早就恢復正常生活，唯獨中國仍在進行全面封控？因此大家感覺受騙上當了。

2. 中國人民的經濟承受能力已經到了極限

大多數中國人經過三年的疫情封鎖，已經捉襟見肘、入不敷出，難以為繼。如今封控沒有任何結束的跡象，因此與其等死不如奮起一搏。人們面對再殘暴的政權，在處於絕境時也會反抗。這就是人類幾千年不停地出現陳勝、吳廣和改朝換代的根本原因。今天中國又到了變天的時候，這種性質的變天是一種必然，而非有些革命具有某種偶然性。

3. 中共從上到下已經徹底腐爛

中國各級政府一開始或許只是執行上面的政策和命令，並非要刻意為難老百姓。但是時間一久，他們就從中嚐到了這種封控式防疫的好處，一夜之間發現自己手中的權力大了，一個居委會的大媽、甚至一個所謂疫情防控志願者都握有他人的生殺大權。於是這種權力的潘多拉盒子打開了，再也無法合上。利用封控公報私仇的、利用分配物質玩異性的、利用健康碼監控維穩對象的，各種名目花樣百出，讓人目不暇接。

時間一長，老百姓越來越難以忍受這種令人窒息的壓制，以至於越來越多的人選擇跳樓自殺。這也是對當局最憤怒的控訴！就跟絕食和自焚抗議一樣。可憐這些自盡的人並沒有觸動統治者的良心，引起當局的警覺。於是局勢一步步發展到今天人們忍無可忍開始大規模的反抗。

4. 鄭州富士康大逃亡，引爆全國各地反抗浪潮

近期引發國際注目的，還有富士康鄭州廠員工暴動事件不斷躍上新聞版面。主因實施封控，員工抱怨隔離措施不當，沒有提供足夠飲食與藥物，因此引爆大逃亡與抗議。

中國百姓心裡早就憋不住了，突然出現了一線希望，於是都在心裡暗想，只要我們大家一起行動，或許局面會得到改變，哪怕只有一線希望，也值得去爭取。這就是近期很多地方的民眾，同時上街舉行大規模反封控抗議的主要原因。因此絕非偶然。星星之火已經燎原。現在大家需要一鼓作氣，逼退中共。機會稍縱即逝。

以上四方面只是主要原因，肯定還有其他因素，比如體制內對習近平的清零政策越來越不滿，良心未泯的人還大有人在，他們在這一波抗議浪潮中就算沒起到推動作用，至少也沒有使勁打壓。我看到新疆有一個地方官員在與民眾對話時就公開說，如果上面開完會後決定繼續封鎖，他給大家解封。他生氣地說，「大不了不做這個官了！」這樣的人會越拉越多。很多警察估計對這種無休止的封控也越來越反感，因為他們最了解這一政策多麼不得人心。

為何要奮起反抗？

現在回到前面提出的問題：為什麼我在當時全世界大多數國家疫情都比中國嚴重的情況下，預言中國會是最後結束疫情的國家？

疫情爆發後，我一直在密切關注中國和世界時局，種種跡象顯示，中共已經在以防疫的名義進行維穩，準確地講就是維持他們的一黨專政，永保他們的紅色江山萬年不倒。既然如此，中共政權只要還存在不穩定因素，就不可能宣布疫情結束和完全解封。他們最有效的辦法是兩個：全民掃碼和全面封控。前者能做到無死角地監控所有人的一舉一動，任何可能的穩定隱患都能在早期得以發現和排除；後者能有效地防止任何群體反抗事件的發生，尤其是大學校園和他們眼中的不穩定地區如新疆、西藏、內蒙古等地。現在中共就是這樣做的，對大學校園和這些地區管控最嚴。前段時間鄭州工商銀行打壓抗議民眾時，就使用了這個手段，將維權人士的健康碼都改為紅碼，阻止他們前往現場取款和抗議。

中共對全民實行掃碼制，堂而皇之的以公共衛生為由，是為了全民的健康。剛開始大家不了解真相，對疫情充滿恐懼，因此短時間內很難識破他們的詭計。縱使有個別較早覺悟者也會遭到被大多數人的譴責。中共一度嚐到了甜頭，於是產生了一種錯覺，以為可以永遠用這種方式控制人民。後來變本加厲，採取越來越殘忍的封控政策，從封門、封樓、封小區到封城。人們一旦意識到中共企圖利用防疫控制人民，就會對他們的這一政策說不！

有些人前段時間也意識到了中共在利用防疫維穩。但是他們認為二十大之後，中共會停止這種自殺式的封控方式。而我在視頻和推特上反覆提醒大家，二十大之後他們不僅不會放開，而且只會實行更加嚴厲的封控政策，因為中國未來的局勢只會越來越不穩定。這種情況下，他們怎麼可能放棄這一他們認為最行之有效的維穩手段呢？

有人也許會問，既然大家現在越來越不滿了，而且反抗事件也越來越多，封控的成本也越來越高，經濟也幾乎面臨崩潰，中共這樣做只有壞處沒有好處，為什麼還不改弦更張停止封控？道理雖是這樣，但是已經欲罷不能。這裡就有非理性因素了，舉個例子大家就明白了：那些吸毒上癮的人都知道吸毒對心身健康極為有害，可是他們會繼續吸毒，而且越來越厲害。你問他們為什麼要繼續傷害自己的身體？他肯定會回答你，他何嘗不想戒掉，可是戒不了呀！今天的中共就好比癮君子，已經走在壟斷權力和全民封控的死路上，無法停步和回頭。

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還要奮起反抗？說白一點就是，我們現在盡最後的努力逼他們戒毒。如果中共仍然不戒，為免他們繼續禍害人類，那就只好將它埋葬了。因此大家要有這種心理準備。埋葬一個人類歷史上最腐朽最邪惡的強權，當然非一日之功，也不可能不付出一定的代價。但是除此之外，我們還有別的選擇嗎？

剛結束不久的美國國會選舉（美國期中選舉）再次引發作弊爭議，與2020大選時川普總統和保守派民眾認為被竊選有同樣問題。美國1776年獨立後成為人類第一個民選國家，「民主燈塔」怎麼會有竊選問題？這次選舉原被認為的紅潮（共和黨大贏）沒出現，反而左派民主黨保住了參議院。問題出在哪裡？簡單說，出在八個字：無知少女，郵寄選票。

左派喜歡窮人，所以製造更多窮人

民主國家都有左右派分野，在美國，民主黨是左派（激進派），共和黨是右派（傳統派）。在過去多年的選舉中，多是左派獲勝，因他們推行社會主義，用高稅收、均貧富等宣傳洗腦，不僅虜獲了「無知少女」的票，同時也等於是理直氣壯、正義無比地用大撒錢的福利政策「買」選票。

「無」指無產者，這是左派票倉。實際上美國的「窮人」並不那麼窮，據美國傳統基金會的報告，美國所謂貧困家庭的平均住房面積比巴黎、倫敦、維也納、雅典等整個歐洲城市的普通家庭平均居住面積要大；美國大部分窮人孩子都營養過剩，平均身高比在二戰時參加諾曼地登陸的美軍高一英寸、體重重十磅。但這些人為什麼支持民主黨？因左派煽動貧富差距、階級鬥爭、仇富心態，所以很多人認為他們的貧窮不是自己的問題（很多人不工作、躺在福利上吃別人的納稅款），而是富人和中產階級造成的。左派民主黨宣傳他們「照顧」弱勢群體，所以窮人用選票「回報」。

歐巴馬執政之前，美國領政府福利的有2,700萬人（已是很大數字，占美國人口8%）；歐巴馬卸任時，領福利的美國人暴增近5,000萬！等於每6個美國人就有一個領福利。美國最低工資已增至每小時15美元（亞馬遜公司是17美元，銀行業22美元），每月工作20天，至少有2,400美元收入。美國失業率10月是3.7%（法國是7%），勞工嚴重短缺，到處都在招工。所以只要稍微勤奮，就會找到活兒幹，收入不錯。但為什麼越來越多美國人不去工作、靠福利活著？因為左派政府濫發福利金，給那些想不勞而獲的人鑽空子，不拿白不拿。民主黨用龐大福利「收買」人心，等於變相賄選。有人諷刺說，左派喜歡窮人，就製造更多窮人。其實他們是喜歡權力，用福利賄賂選票。哪個社會都是相對「窮人」多，是人口底座，左派就用「均貧富」（和當年毛澤東的「打土豪分田地」一個邏輯）煽動貧富對立，拿到窮人票，這套宣傳一直有效，左派樂此不疲。

「知識越多越反動」還是「越左傾」

「知」是知識分子。毛澤東曾說「知識越多越反動」，其實是「知識越多越左傾」。保守派的美國雷根總統曾說，「20世紀很多知識分子都是高智商的、悲觀的小精明者：獨特而愚蠢的理論，往往只有知識分子相信它。」社會主義就是一個很蠢的理論，但它卻成為眾多知識分子的理想，所以他們不遺餘力地渲染貧富不均、富人的金錢是醜陋的，反富仇富。印度左派開國總理尼赫魯曾蔑視地說：「利潤（profits）這個詞是骯髒的」。但沒有利潤就沒有企業、沒有資本主義、沒有經濟成長和富裕。頗為反諷的是，那些反利潤、反資本主義的左派，自己卻拼命撈錢，像歐巴馬當總統八年，資產暴增幾千萬美元，拜登同樣。

全球左翼知識分子都熱衷社會主義，他們掌控很多話語權，一直煽動洗腦民眾。像知識分子比例非常高的猶太人，絕大多數支持左派民主黨。歐巴馬選總統時拿到79%猶太人選票。市場經濟學家海耶克（Friedrich Hayek）曾在《知識分子和社會至上主義》的專節「猶太人的反資本主義心態」中指出：「過去百年來，猶太人一直是反對資本主義精神狀態的大本營。從馬克思到托洛斯基、到馬爾庫塞，汗牛充棟的反資本主義的革命文獻，大都出自猶太人之手。在所有國家的左翼激進政黨中，包括俄國的共產黨，以及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左翼激進政黨，在組建、領導政黨的人士中，猶太人的比例總是異乎尋常地高。」在美國，猶太人掌控最多的媒體和科技大公司，左翼知識分子用精神鴉片毒化民眾，是最大禍根之一。

左派票源：「少不更事」「少數族裔」

「少」是少不更事的年輕人和少數族裔。一個公認的說法：三十歲以前不是左派，是缺乏良心；三十歲以後仍是左派，是沒有大腦。因為隨著年齡增長，人會更有經驗和常識，更能做出理性判斷。而年輕氣盛，僅憑一腔熱血，很容易受騙上當。像中國文革毛澤東要發動「紅衛兵」造反，就是因為中學生多是「少不更事」，容易被矇騙。

「少」也指少數族裔：西裔、黑人、亞裔。根據2020年美國人口普查，西裔已占美國人口18.7%，黑人占12.1%，亞裔占6.1%。這三個族裔都是民主黨的票倉。因左派一直渲染宣傳，少數族裔在美國受白人欺負，民主黨能為他們爭利益（西裔和黑人都是領政府福利的最大群體）。所以他們就把選票「回報」給恩主民主黨。直到他們中有醒悟者，分辨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自我放縱和傳統價值的分野，才可能轉向支持共和黨。歐巴馬和拜登都拿到90%黑人票和65%西裔票。這中間最不可原諒的是華裔，尤其經過共產主義的，他們本應支持強調真正憲政民主、市場經濟、保守主義價值的共和黨，卻也因左媒的洗腦而多數支持了民主黨。近年因川普總統執政，很多華人覺醒，成為堅定的保守派。但畢竟還無法抵消源源不斷的大量新移民，他們太易被左派矇騙。

「女」是指女性。在美國，多數女性支持左翼民主黨，多數男性支持共和黨。女性比較敏感、容易情感用事，更容易相信左派的所謂照顧弱勢群體、分發更多福利等宣傳。民主黨與共和黨，顧名思義，前者更強調直接民主，煽動人的情感，獲得選票拿到權力；而後者（共和黨）更強調規矩、程序，即共和，凡事強調法律和程序解決，訴諸人的理性。所以左右派也可被視為「感情用事」和「理性抉擇」的不同。

▲美國郵寄選票制度，接觸到選票者（郵局、中間運輸、拆封者）如果作弊，就可把信封裡的選票調換。Adobe Stock

郵寄票的背後貓膩

「無知少女」的左傾選票早已常態地體現在西方國家的選舉中，是左派經常獲勝的根本因素。而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和這次2022年的國會改選又出現一個臨時因素：左派以疫情為由，說為避免傳染、方便選民而大規模發放郵寄選票。

在歐巴馬執政前，美國雖三億人口，郵寄票也就幾十萬，主要來自駐外軍人和旅居外國的美國公民等。上次總統大選，左派廣發郵寄票，這次國會選舉如法炮製，雖然美國疫情早已緩解，不再是問題。目前美國的餐館、飛機、賭場等都已人潮洶湧，幾乎沒人戴口罩，但左派還是廣發郵寄票，甚至發給每個選民。

這就產生嚴重問題：一是郵寄票經過郵箱、郵局、運輸、開拆等很多環節，作弊就有了機會。而現場投票，沒有這些中間環節，選票的真實就更有保障。更成問題的是，選票上沒有選民的名字、地址、簽名，更無任何身分證件的要求，只是把候選人名字旁的圓圈塗滿。那麼誰拿到選票，都可塗那個圓圈，根本無法核實真偽。郵寄票的信封上有選民名字地址和簽名，但信封和選票是分開的。接觸到選票者（郵局、中間運輸、拆封者）如果作弊，就可把信封裡的選票調換，狸貓換太子，選民根本無法知曉，你明明投了共和黨，選票卻被中間調換，任何權威筆跡專家也查不出那個「圓圈」是誰塗滿的，怎麼塗給了民主黨。

美國三億多人口，2020大選有1.5億多人投票，這麼龐大的數字，如果多數是郵寄票，那就給作弊巨大機會。2020大選就被查出很多「投票」者早已去世，是死人票；還有早已搬家不在此州的幽靈票，更有很多人接到兩張郵寄票，甚至有很多只有綠卡的非公民也收到郵寄選票。如果想作弊，寄出郵寄票，再到現場投票，等於選了兩次。這次美國選舉，在投票之前就已有近5,000萬郵寄票，占總投票數的近一半。

台灣的選舉都是現場投票並核實證件。即使住在外國的中華民國護照持有者，也必須飛回台灣現場投票。設想如果台灣學美國，也搞大規模郵寄票，那麼在中國的100萬台商通過中共控制的郵局寄選票，如果也像美國這樣選票和信封分開，選票上毫無個人名字、地址和簽名等，那麼台灣的選舉就沒法玩了，上次台灣總統大選，投票人數是1,446萬，100萬台商選民（占7%）就可左右選舉結果。

從2020美國總統大選到這次國會選舉，左派已從大規模郵寄選票中嚐到了甜頭，所以不管有多少作弊、多少質疑，他們就硬是以「方便選民」為由，繼續堅持大規模發放郵寄票，而且不核實證件；再加上「無知少女」的選民基礎，左翼在美國選舉中占優勢，就成為必然。更嚴重的是：如果一個政黨、一大批人，已經墮落到把誠實的價值踩在腳下、想要用偷票奪政權的地步，那選舉就沒法玩了，憲政民主就死了。

香港觀塘裁判法院11月10日以侮辱國歌罪，宣判一位網媒記者3個月徒刑，這是《國歌條例》修例後的第一宗定罪案件而引人注目。「案犯」梁恩寧是在去年香港劍擊選手張家朗奪得奧運金牌時，當日大批市民在觀塘「apm」商場觀看直播，頒獎禮上播放國歌及升起香港區旗，染金髮與身穿無袖長裙的梁恩寧舉起港英旗，當時還有市民發出噓聲及高呼：「We are Hong Kong!」可見當時的集體氛圍。事後有人報警，噓聲與呼口號者眾，而法不責眾，唯一舉旗的梁恩寧遂被判刑祭旗。

▲亞洲七人欖球系列賽，香港隊其實已經是「中國隊」了。Adobe Stock

錯把〈願榮光歸香港〉當成香港國歌

大概是報應吧，11月13日在韓國仁川舉行的亞洲七人欖球系列賽，香港對上韓國，主辦單位「亞洲橄欖球總會」（Asia Rugby），在開賽前誤將反送中運動而被香港民眾當作國歌的〈願榮光歸香港〉也當成香港國歌播出，之後在香港獲勝時才更正播出中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

這宗事件引發香港譁然。因為自從《港區國安法》在香港實施以來，香港人動輒得咎，不要說演奏這則「國歌」，就是有任何一張「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小招貼被發現，也許是過去貼在不經意的地方忘了撕下，都是「顛覆國家政權」的彌天大罪。何況是哼唱「國歌」。如今這則「國歌」在國際賽事上被公開演奏，是可忍，孰不可忍。當然那7個參賽的球員知道問題的嚴重性，即使心中暗笑也緊閉嘴巴就怕笑出來被《港區國安法》伺候。

11月14日凌晨，特區政府發表聲明，批評主辦機構將一首「與2019年黑暴浪潮和港獨示威有密切關連的歌曲」，當為中國國歌播放，表示抗議及強烈不滿。但為了不想被北京責怪及事態擴大使香港更加出醜，聲明還表示，亞洲欖總確認香港代表隊教練提交的國歌錄音正確無誤，事件是由當地主辦機構一名初級人員的人為錯誤所致，港隊聽到錯播國歌時已立即知會主辦機構。

亞洲欖總也發聲明，解釋是由於一名初級人員「簡單人為錯誤」，播放網上下載的歌曲，該會對播錯國歌感到非常遺憾，與韓國橄欖球總會同時向香港欖總、特區政府及中國政府道歉。該會表示賽事完結後已於球場公開以韓文及英語致歉，港隊同時再列隊，並播放〈義勇軍進行曲〉。

「愛國者」競相表態

事情好像可以告一段落了，然而香港相關團體、建制派的政治人物為了競相表示自己的愛國超過別人，還紛紛表態或提出質詢。香港欖球總會就表示強烈不滿、深切關注和遺憾，雖接受事件屬人為錯誤所致，但認為錯誤仍是不可接受。港協暨奧委會也強烈譴責，指奏唱國歌是莊嚴而不容貶損的儀式。香港警方也表示，就最近涉嫌侮辱國歌的事件，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現正展開刑事調查。哇，難道國際黑道涉入此案？

根據香港媒體的報導，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立法會議員霍啟剛（老牌愛國商人霍英東的孫子）表示，事發前香港欖總已向主辦方亞洲橄欖球總會提供正確國歌，並得到書面確認，惟主辦方前線人員未有採用，並擅自上網下載其他歌曲。他稱主辦方每次均會與各地隊伍確認國歌，因此敦促韓國及亞洲欖總「嚴正調查」事件。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祕書長王敏超也說，在大型國際賽事如奧運及亞運，主辦單位會準備好每個國家或地區的國歌及國（區）旗，比賽前各代表團向主辦單位確認國歌及國旗後須簽署作實，程序上不應出現錯誤。香港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高級講師雷雄德則是指出，在大型國際賽事中，參賽隊伍很早就會將國歌交給主辦單位，賽事舉行前理論上會彩排，其間每個國家或地區的代表都需確保國歌沒有出錯。

特首李家超當然也要表態。但是態度當然比較慎重，調子太高自己會下不了台。李家超表示，將去信國際欖球理事會和亞洲欖總表達特區政府的不滿，向他們提供官方國歌版本及描述，並要求他們調查事件後回報。他說，任何舉辦國際賽事的組織應有責任確保播放國歌時播放官方版本，也要莊嚴、嚴肅保障國歌的象徵和代表性。

這個官式回答當然是不痛不癢的廢話。然而又接受又不可接受，使人莫名其妙；理論上不該犯錯又犯錯也難以解釋；要怎樣才能完全接受？是不是要挖出「外國敵對勢力」出來？或者把犯錯者槍斃？還是韓國向香港賠款？甚至派特使到香港與北京道歉，然後向全世界播出？

最到位的應該是保安局前局長、新民黨主席、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的專業看法，她在商業電台節目《在晴朗的一天出發》表示，播錯歌事件非常嚴重，並非無心之失，香港警方不能到韓國執法，但兩地有刑事司法互助、移交逃犯，以及移交被判刑者的安排，警方應該根據協議要求韓國方面協助調查，例如可到當地研究案情及檢視證據。她搬出《港區國安法》說，它有域外管轄權，如果韓國警方調查顯示當地有人涉違法，港方可申請移交該人來港受審。

「香港國歌」已經國際化

其實葉劉淑儀講得太複雜了。中國政府至少已經在全球幾十個國家設立警僑事務海外服務站，公開或祕密的在其他國家行使司法管轄權。在韓國是公開還是祕密都不是問題，如果是祕密的，此時正是脅迫韓國接受其合法存在的時候，由警僑事務海外服務站直接來調查，他們熟悉該國情況，任何外國敵對勢力在他們調查下都插翅難逃！

香港當局似乎才大夢初醒，這事件不是第一次。11月6日杜拜世界盃欖球賽電視轉播香港國歌名稱顯示為〈願榮光歸香港〉。該日是香港對葡萄牙的終極復活賽中，精華直播片段將香港國歌名字打成「GLORY TO HONG KONG」，即〈願榮光歸香港〉及「NATIONAL ANTHEM OF HONG KONG」（香港國歌）。然而沒有說明播出的歌曲確實是這首歌，還是把〈義勇軍進行曲〉改名為〈願榮光歸香港〉。

其實問題很簡單，「香港國歌」已經國際化。香港隊參賽，要演奏香港國歌，到谷歌去查，不論用哪一國的文字，唯一的一首就是這一首〈願榮光歸香港〉；不如用中文到谷歌查「台灣國歌」，還有〈三民主義〉、〈台灣翠青〉、〈伊是咱的寶貝〉〈新台灣頌〉、〈海洋的國家〉等等，就會認真去核實。如此一來對播放〈願榮光歸香港〉還有什麼爭議嗎？它就是香港民眾，也是國際認證的「香港國歌」。

要徹底解決問題，就是在全世界所有國家設立警僑事務海外服務站也沒有用，那只能事後查辦。應該是要把谷歌納入中宣部的監管範圍。將在中國網路所有的敏感字，不論是哪國文字，也必須谷歌禁用，否則就派國安警察跨國抓人，這樣才不會誤導全世界，而將中國的網路秩序推廣全球。這樣才可以在全球維穩。更簡單的辦法，就是不論什麼賽事一律播出〈義勇軍進行曲〉，把它當作新時代習近平的〈國際歌〉。這樣就確保不可能犯錯，也就不會再有外交爭執而天下太平。

香港鬧出這宗國際事件，表明「香港國歌」的國際化，當然引起相關方面的緊張。因為實際上這是香港「中國化」以後的產物，因此特區政府不得不要考慮香港的國際地位的問題。其實這從香港人才與資金的大逃亡，就引起北京的關注，才迫使香港也關注這個問題，首先是防疫的鬆綁，以召開國際金融峰會來試圖挽回喪失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危機；而曼谷召開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峰會，雖然特首李家超前去，也要「說好香港故事」，然而即使是親中的泰國也發生民眾對習近平的抗議行動，讓李家超的不安全感大為增加。

明年將由美國舊金山主辦APEC。特首李家超仍遭美國政府制裁，被問及會不會憂慮明年不能出席，李家超強調香港作為APEC成員「一定是支持及參與APEC的會議及活動，呢個係唔需要置疑嘅（這個是不需要置疑的）」。然而是不是他親自去自然是另一個目前他極力迴避的問題。

這一輪美國期中選舉（United States Midterm Election）的結果是對拜登執政的一場大考，儘管民主黨在權力場上占有壟斷優勢，但因為美國正經歷40年以來最高的通貨膨脹（8月曾達8.3%），民主黨統治的大城市幾乎全部淪為犯罪天堂，全美各地家長對民主黨在全國中小學強制推行LGBTQI（女男同性戀者（Lesbian、Gay）、雙性戀（Bisexual）、跨性別者（Transgender）、酷兒/疑性戀者（Queer）及雙性人（Intersex））文化，尤其是剝奪家長對子女在校行為的知情權（即變相強制青少年變性），這種錯誤荒謬的經濟社會政策不僅讓保守派選民反感，還讓不少中間選民焦慮，高通膨、高犯罪率、反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反對青少年變性，成了這次國會中期選舉的關鍵字。儘管民主黨仍然在民主黨州與搖擺州堅持2020年大規模郵寄選票以及延遲計票的舞弊模式，還是失去了眾議院的控制權。

設置「稅收探員」激怒了納稅人

2022年期中選舉，共和黨得到的富人捐款堪稱前所未有。

美國的選舉之戰，資金的多少決定一黨的社會動員力與深耕社區的能力。美國最富有的華爾街、高科技公司及跨國公司、全美工會與全美教育工會向來是民主黨的最大金主，民主黨擁有巨額捐款，方能派出數千受薪黨工長期深耕全國各地社區。共和黨籌款相當艱難，無論是2016年還是2020年，川普競選資金60%以上來自選民的小額捐款，選舉工作主要依靠義工。但拜登的社會主義經濟政策，以及2022年8月通過一個增加專司查稅的87,000名探員的法案（目前國稅局只有78,000名員工），極大地激怒了美國的納稅人。這項名為《降低通貨膨脹法案》（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洋洋灑灑700頁，想要從頭讀到尾恐怕至少需要兩天，它的主要內容就是將公司稅率提高到15%以上，並嚴格查稅，在10年內可徵收7,400億美元稅收，其中超過3,000億美元用於能源和氣候變化，還有4,300億列支的新計畫。

拜登上任不到兩年，由於40年來未有之高通膨，工資上漲的幅度遠遠低於汽油、食品等各項開支的上漲速度，增加對非法移民的撥款與對外軍事援助，與此同時國家債務猛增，還想方設法苛剝納稅人，導致原來不少捐款者轉而支持共和黨。今年期中選舉前前後後明面上花了160多億美金，號稱「美國歷史上最昂貴的期中選舉」。

美國《Fox News》近日披露了一份「背後金主」的名單，在前四名中，除了第一名：喬治‧索羅斯（1.28億美元）是民主黨多年來的最大金主；第二名捐贈8,070萬美元的航運業巨頭理查‧烏赫萊因（Richard Uihlein），第三名捐款6,860萬美元的對沖基金Citadel首席執行長肯尼斯‧格里芬（Kenneth Griffin），以及第四名捐款4,407萬美元的海納國際集團（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的創始人傑佛瑞‧亞斯（Jeffrey Yass），都是捐給共和黨的。

大多數社會成員對醜化MAGA感到反感

MAGA是川普當年的競選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縮寫，一直是美國左派與進步主義者極力醜化的目標，被視作反全球化之罪。

由於左派壟斷美國大、中、小學整個教育系統，加上媒體極度左傾，美國民主黨推崇批判性種族主義教育養成了BLM（Black Lives Matter，黑命貴或黑人的命也是命、黑人的命很重要）與LGBTQI教育，並通過立法在就業與大學教育中推行以膚色與性少數群體性別優先的政策，要求所有人平等的口號「所有人的命都很重要」（All Lives Matter），以及MAGA都成為媒體輿論強烈批判的目標，被標識成「白人種族主義」，戴上MAGA帽子與穿上這一標識T恤的人經常在公共場所受到暴力襲擊，人們甚至不敢亮明自己是川普支持者。

2020年5月BLM運動在美國民主黨的縱容與支持下，「削減警費」（Defund The Police）成為各民主黨州的政策，終於導致BLM的「零元購」遍布全美幾十個城市，尤其是舊金山、紐約市、洛杉磯、芝加哥等城市。這種每逢感恩節、耶誕節，大小商場常被洗劫一空的打砸搶犯罪活動，被中國網友戲稱為「零元購」。BLM在全美造成的損失與死亡還沒有完全統計，但一家追蹤騷亂等引起的保險索賠的公司Property Claim Services發現，2020年5月26日至6月8日之間發生的騷亂可能使保險索賠達到20億美元。保險公司特別說明，這只是幾天騷亂發生的部分財產損失，不包括6月8日以後發生的一大半抗議，以及不在保險理賠範圍內的財富損失。因此，2020年的BLM運動是美國歷史上最昂貴的「抗議」。

美國人終於意識到，民主黨奉行的這套反法治與秩序的進步主義政策，不僅是對美國價值觀的摧毀，還嚴重破壞了美國人的生活安全。自2020年7月，BLM在全美各城市數百起打砸搶燒殺之後，美國人對民主黨這種進步價值觀主導下的政策有所反思，支持BLM、要求取消員警的人越來越少，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調查結果顯示，這種通過街頭暴力與媒體密集宣傳、一個政黨全力支持形成的認知很快就會起變化，2020年6月，全美成年人對BLM的支持率為67%，很快就降低至當年9月的55%。2020年6月，佛洛伊德（George Floyd）事件發生之後，「削減警費」的比例一度高達69%左右，只有31%的人不贊成取消員警經費；隨著美國暴力犯罪的猛增，美國人對本國社區員警經費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轉變，要求增加社區員警經費的比例上升到47%。其中21%的人表示應該大幅增加當地員警的資金。

2022年9月1日晚，拜登在費城發表演題為「為國家靈魂而戰」（The Battle for the Soul of the Nation）的演講。在這演講中，他稱前總統川普和他的支持者為MAGA，並說「MAGA共和黨人不尊重憲法」，有極端的意識形態，代表著「一種威脅我們共和國基礎的極端主義」。一週之後，哈佛大學美國政治研究中心與哈里斯民調（Harvard CAPS-Harris Poll）就這個演講做了一個民調。該調查問受訪者：「你是更擔心美國的社會主義左派和他們正在獲得的權力，還是更害怕MAGA共和黨人和他們正在獲得的權力？」只有4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更擔心「MAGA共和黨人」。

該調查還詢問選民：「你認為有數千萬危險的MAGA共和黨人支持暴力，試圖推翻憲法嗎？還是說這是一種嚴重的誇大和扭曲？」大多數（54%）選民認為，「危險的MAGA共和黨人」的數量「被嚴重誇大了」。46%的人表示，有數千萬名危險的MAGA共和黨人，其中包括73%的民主黨人、20%的共和黨人和42%的獨立人士。

哈佛大學美國政治研究中心與哈里斯民調發現，56%的選民反對拜登的演講。60%的人認為他的講話造成分裂，54%的人認為拜登的演講只是在散播恐懼。

也許有人會認為上述資料顯示的回歸常識的人群還不夠，但與2016年川普支持者不敢亮明態度的狀態相比已大有改進，表明民意正在悄悄起變化。

▲美國民眾尤其是年輕人多麼嚮往所謂社會主義的人，才知道美國現在部分人回歸常識，知道法治與秩序之下的生活安全、經濟穩定是多麼重要。Adobe Stock

美國中產為捍衛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戰

幾個選舉人團票高於20張的州，一直是民主黨多年試圖藍化的州，加州、紐約州基本是民主黨的鐵票倉，佛羅里達州也早被民主黨工深耕多年，到2016年，民主黨的登記選民比共和黨多出26萬名，但民主黨的移民政策導致該地犯罪高發、邊境混亂，選民對民主黨的不滿日益增長，自此之後，慢慢從一個紫色戰場州變成了深紅色共和黨州。根據佛羅里達州州務卿辦公室的資料，截至2022年11月1日，共和黨在登記選民方面擁有多出民主黨30萬選民的優勢，這意味著共和黨在過去六年中獲得了超過50萬的登記選民。

在登記激增的推動下，佛羅里達州共和黨人在他們的競選活動中部署了標準的黨派競選方案：通貨膨脹、邊境混亂、犯罪、聯邦過度擴張，但是，他們強調將對抗民主黨政府推行的「社會主義」。共和黨籍的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提斯（Ron DeSantis）和美國參議員馬可‧盧比奧（Marco Rubio）都以兩位數的百分點輕鬆贏得連任。發誓要與「社會主義」作鬥爭，同時聲稱「你的對手是社會主義者」，這一直是南佛羅里達州保守的古巴社區的共識。

紐約市的犯罪率自2020年以來就持續增加，根據紐約市警總局的統計資料，紐約市的犯罪數量從2021年7月的8,906件增加到2022年7月的11,619件，增長了30.5%。在紐約，共和黨除了標準的黨派競選方案——通貨膨脹、邊境混亂、聯邦過度擴張、「社會主義」，強調了民主黨對罪犯的軟弱和不作為。這一次期中選舉，紐約州的共和黨除了保有原來的8席之外，還從民主黨的傳統選區奪走3席。美國國會眾議院民主黨競選委員會主席肖恩‧派翠克‧馬婁尼（Sean Patrick Maloney）在競選眾議員連任時失利，在紐約州第17國會選區被共和黨候選人麥克‧勞勒（Michael Lawler）擊敗。這是自1980年以來首次有競選委員會主席在大選中失敗（算上兩黨）。

還有一點值得一提，由於品嚐到拜登一系列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美國的傷害，美國信仰社會主義的人數正在減少。2019年，65%的民主黨人對社會主義持積極態度，如今只有57%的民主黨人表示有積極看法。共和黨人和傾向共和黨的獨立人士之間只有14%的人表示他們對社會主義有正面印象，而表示對社會主義持非常負面看法的人約是56%。

經歷過2020年5月下旬開始的「美國文革」，了解美國民眾尤其是年輕人多麼嚮往所謂社會主義的人，才知道美國現在部分人回歸常識，知道法治與秩序之下的生活安全、經濟穩定是多麼重要。在美國社會嚴重左傾，媒體、司法系統都服務於民主黨的政黨利益之時，共和黨贏得眾議院實屬不易，有賴於美國社會對民主黨各種錯誤的進步主義政策的反感逐漸升高，在政治正確形成的思想禁錮中，開始回歸常識。

隨著科學界對「微觀世界」的探索越來越深入，很多秉持無神論觀點的科學家在進行基因研究後徹底震驚了，他們說，在那個世界裡就會發現，人體正是神真實存在的最好證明。

法蘭西斯‧柯林斯（Francis S. Collins）是前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簡稱NIH）院長，曾任美國國家人類基因組研究所（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簡稱NHGRI）所長，也是著名的「人類基因組計畫」（Human Genome Project）的主管。

柯林斯說，他曾是一個無神論者，在進入醫學院研究DNA後，他的生命觀有了天翻地覆的改變。27歲那年他成為一位虔誠信仰神的基督徒，並且在分子生物學領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為該領域舉足輕重的人物。

▲前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法蘭西斯‧柯林斯曾是一個無神論者，在進入醫學院研究DNA後，從一個徹底的無神論者轉變為堅定的有神論者。Getty Images

人的一切來自造物主

從一個徹底的無神論者轉變為堅定的有神論者，像柯林斯一樣的科學家不在少數。隨著人類對DNA的深入探索，研究者更加感受到，若沒有一位偉大的造物主，人的一切根本無法解釋。

自從1953年美國生物學家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英國生物學家法蘭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發現DNA呈雙螺旋結構後，人類打開了尋找遺傳祕密的大門。

人類的細胞中有23對攜帶遺傳資訊的染色體（Chromosome），包括22對常染色體和1對性別染色體，一半來自父親，另一半來自母親，其中包含了60億個DNA編碼。

柯林斯領導的「人類基因組計畫」就是要測出這些DNA編碼是什麼樣的序列，並找出DNA上具有遺傳功能的片段，也就是基因，最終破譯人類的遺傳訊息。該計畫由美、英、德、法、日本等國的科學家合作，是一項跨國、跨學科的巨型科學探索工程。

DNA遺傳訊息的傳遞由DNA上的四個核鹼基（Nucleobase）負責，分別是A-腺嘌呤、T-胸腺嘧啶、G-鳥嘌呤、C-胞嘧啶，用字母來指代就是ATGC。這四個核鹼基兩兩成對，A-T是一對，C-G是一對，核鹼基對不同的排列組合就決定了生物的物質遺傳特性如高、矮、胖、瘦，以及非物質遺傳特性如性格、智力等。

神奇的染色體和DNA

生物的每一條染色體上都有一條長長的、纏繞在組蛋白（Histone）上的DNA分子，為螺旋雙連結構，蜷縮在大約6微米的細胞核中，若將其拉直能達到2公尺。

柯林斯說，DNA採用的就是ATGC「四進制編碼」，其包含的訊息量遠遠超出電腦程式設計所用的「二進位編碼」。

「人類基因組計畫」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說：男人和女人的常染色體相當一致，沒有區別。人體細胞中有23對染色體，60億個DNA編碼。人類DNA遺傳訊息至少由30億個四進制碼構成，一個小小細胞中能包含的訊息量是4的30億次方。這30億個DNA編碼中的某一個或某幾個編碼的組合，就能操控人體實現各種複雜的功能。

人的生命從一顆受精卵開始，不斷複製、分裂、複製、分裂，之後人體所有細胞的細胞核中的染色體上都擁有相同的DNA。這些細胞進入分化階段後，細胞質卻能變化出人體各種不同的細胞和組織，比如紅細胞、白細胞、神經細胞等，也發育出各種器官。

最神奇的是，人類胚胎在發育過程中，不同時期應該發育出不同的組織結構、器官，這些時間點都是定好的，早了或者遲了，寶寶就會帶有先天缺陷。這一切都是由DNA編碼精準控制的。

DNA還有一個很強大的複製功能。一個細胞分裂成兩個時，DNA迅速複製且擁有一樣的DNA，此過程快到無法用人的思維來形容，而人類身體每時每刻都在進行無數次這樣的複製。

DNA擁有強大的自我修復系統。科學研究發現，DNA能夠在受到損傷或者複製發生錯誤時自我修復，包括錯位修復、切除修復、重組修復等，已知有140種方式，實在無法修復時，還會啟動自裁機制，為了不將錯誤遺傳資訊擴散出去，細胞會帶著出錯的DNA一起犧牲。這樣「智慧」的程式是人類無法企及的。

DNA超強精準的複製和自我修復系統保證了生物遺傳資訊的穩定，所以要出現一次進化論中所描述的革命性、起正面作用的基因突變，還得能穩定遺傳下去，其機率其實相當小。

進化論的荒謬

「人類基因組計畫」發現，人類從最初產生、發展到現在，經過數萬代的承傳後，全世界的人DNA編碼的差異只有千分之一左右，其差異只是造就「你、我、他」不同的特徵、特性，並沒有產生新的物種。

但進化論說人類是猴子進化而來，人類有23對、46條染色體，那麼猴子的染色體是多少？據靈長類動物染色體資訊：獼猴（Formosan rock-monkey）42條；松鼠猴（Squirrel monkey）44條；恆河猴（Rhesus monkey）42條；捲尾猴（Capuchin monkey）54條；黑猩猩（Chimpanzee）48條。

最接近人類染色體數量的是獼猴，若人類真是由獼猴演化而來，染色體要變成23對，必然是出現了巨大的基因變異。

假設一隻母猴子細胞中的染色體數目從21對、42條，全部變成人類的23對、46條，要讓這種數目遺傳下去，還得有一隻公猴產生一樣的變異，兩隻猴子還得配成一對，否則其後代只能是21對染色體加上幾條不能配對的染色體。

從遺傳學的角度，細胞染色體在遺傳給下一代時，增加或減少「一條」，甚至「半條」都會產生非常嚴重的後果。典型例子就是「唐氏綜合症」，患者就是多了一條21號染色體，共有47條染色體。

再有，按照進化論「物競天擇」的說法，如果生物染色體出現變異，更容易被自然淘汰，那麼猴子又是如何順利的渡劫成功，變成如此完美的人類？

以ATGC四個碼編寫了30億位元DNA「程式」，創造出擁有完美機體、高級智慧、穩定生命狀態的人類，這樣的過程真的只是一連串巧合和隨機作用的結果嗎？

如果有人說，MacOS系統不過是一隻猴子隨機敲擊鍵盤產生的，一定不會有人相信。那麼具有複雜且強大的DNA編碼的生物，又怎麼可能是隨機或碰巧產生的？

雖然人類已經發現了一些人類基因的作用和運行方式，但是比起30億DNA編碼所蘊含的資訊，簡直就是滄海一粟。這也是柯林斯及無數科學家們研究越深入，就越覺得神真實存在的原因。

作為中國搜尋引擎百度早期投資者的矽谷創投教父提姆．德雷珀（Tim Draper）稱，在他投資的一家創業公司被中國的監管機構罰款後，就完全撤出了在中國的所有投資，那是因為發現中國政府對市場干預有增多的跡象。現在，他對自己當年停止投資中國的決定感覺良好。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億萬富翁德雷珀也是馬斯克（Elon Musk）旗下特斯拉和SpaceX的早期投資者。在近日接受媒體採訪時，他表示，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實施40多年後，中國經濟現正處在倒退階段。他進一步指出，中國不是一個通過投資就能獲得回報的地方，北京政府在試圖控制所有人。

目前，德雷珀打算進行新的投資。《路透社》稱，他於11月14日抵達台灣後表示，自己是來尋找投資的機會，而台灣是個適合尋找投資機會的「自然之地」。出於對太空領域方面的興趣，他當日晚間前往新竹國研院國家太空中心參觀。

不僅是德雷珀，就連長期對中投資的「老虎全球管理」（Tiger Global Management）也在近日對中國股票市場按了暫停鍵，並重新評估中國的投資風險。

自今年8月，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台後，北京當局多次派出戰鬥機、軍艦和導彈等進行環台軍事演習，旨在恐嚇。對此，德雷珀認為，台灣擁有全球最大的晶元代工企業——台積電，從其戰略重要性來說，可能將獲得一定程度的保護。他表示，台灣對全世界都非常重要，自由世界更不會願意放棄台灣。此外，他還讚揚了台灣民主體制的「自由和信任」，而中國卻正在「脫離自由市場」。

德雷珀認為，今後台灣以其開放性將吸引更多在中國受挫的企業家。去年，他旗下基金在台灣進行了首次投資，購買了位於台北的數位新聞公司《關鍵評論網》媒體集團與其他創業公司的股份。未來，德雷珀表示，將繼續在台灣投資，不會去中國。

「清零」防疫政策重創中國經濟。一份利用衛星圖像作為經濟活動指標的新研究顯示，北京當局嚴重誇大了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成長值。

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簡稱BBC）發現，自3月以來，中國已有152個地級市遭到部分或全面封鎖，影響人口超過2.8億。這其中有114個城市是在中共二十大臨近的8月以來被封鎖的。

BBC指出，中國的官員們已發現描述封鎖的創新性說法，諸如「靜態管理」、「居家靜止」，或者更明確的「全域靜默」、「停止一切非必要人員流動」等描述被廣泛使用。還包括「臨時社會面管控」，當局稱這不是「封城」。

然而，有研究估計，相比民主國家，專制國家將年GDP成長值誇大了近35%。11月2日，《美國之音》引述報告的作者、芝加哥大學助理教授馬丁內斯（Luis Martinez）的說明：「每個人都想描繪出『形勢大好』的場景。但是關鍵區別是，在一個民主國家有著一整套制衡的網絡，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約束這樣的行為。」

但專制國家不同，馬丁內斯指出一個常見的例子：朝鮮半島夜間衛星圖像。民主制度的韓國，大部分地區都是燈火通明的；而獨裁者金正恩領導的北韓的經濟體量只有韓國的六十分之一左右，在衛星圖上大部分地區都是黑暗的，亮度差異使得兩國之間的邊界十分明顯。馬丁內斯解釋說：「隨著經濟發展，會建設更多的基礎設施、路燈、住宅、產業。」

馬丁內斯的研究觀察了184個國家到2013年為止，近20年的GDP數據和衛星數據，這項研究探討了不同類型的經濟活動。馬丁內斯的模型顯示，在過去20年內，北京當局可能誇大了其GDP增長值近三分之一，其經濟體量遠遠小於其所聲稱的。

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2019年的一份報告顯示，北京每年誇大了經濟增長值約2%，其實際經濟體量比官方宣稱的數據小12%。

戰爭片電影裡的逃難情節，大家應該很熟悉：我軍節節敗退，敵人日益逼近，這時候，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市井小民，無不帶著簡單行囊，爭先恐後地買機票、船票、火車票逃難去了。當危機來臨，人們為了求生，願意放棄一切，而機票再貴也要買。這是大時代的無奈，卻不是特例。遇到緊急危難，恐懼感油然而生，不顧一切只為逃命，這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你我都有。

逃生模式內建在我們的基因深處，平時毫無異狀，幾乎不被察覺。可是當危機來臨，不論是什麼危機，逃生模式就會瞬間啟動，主導我們的大腦，讓理智失效；直到危機解除，身心舒緩之後，理智才會恢復。可是在股市裡，這個老祖宗的遺傳，會讓投資人暫時失去理智，為了免除痛苦與恐懼，願意付出一切代價。更糟的是，人們會不約而同，發生集體式的大崩逃。

股市難逃「集體恐慌」

但金融市場的逃難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你的股票必須有人接手。如果大家都想拋售，誰來接呢？於是股價加速下跌，進一步提高危險的強度，從而使得投資人更加恐懼。如此形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一場所謂「史詩級」的大崩跌。

此時，連溫文儒雅的人也會突然變了一個樣，判若兩人。

我個人就看過不少例子：平常保守穩健的人，總是做足功課理性投資，只用閒錢做股票，絕不融資或槓桿操作，幾年下來成果不錯，堪稱投資的模範生。但問題出在市場大幅下挫，集體恐慌之時。這時候，有的模範生會出現本能反應，為了逃離股市願意犧牲一切。於是幾年累積的成果，一下子就付諸東流。

美國Dalbar研究機構多年前有一份很有名的研究，他們統計了二十年（1996~2015年）各種金融商品的平均年報酬率以及投資人的平均報酬率，股市的報酬率為8.19%，債券5.34%，通貨膨脹率2.20%，而投資人的平均報酬率竟然只有2.11%。我在《股票投資的關鍵能力》一文中曾提到美國跨國金融服務公司「富達投資」的內部報告，也有類似結果：投資名家彼得‧林區（Peter Lynch）的投資績效高達年平均29%，但麥哲倫基金投資人平均卻只有7%。彼得‧林區認為，投資人為了避開股市下跌，付出慘重代價。

其實，投資人在恐慌當中，只要有人適時提醒，就能夠恢復理智。記得在2008年股市天天大跌的一個日子裡，我和一個老朋友在餐廳吃飯。老友突然接到一位在大學任教的朋友電話，痛苦地說，再這樣跌下去，他實在受不了了，打算把所有的基金都贖回。但他覺得自己此時已經六神無主，所以想在贖回前聽聽老友的意見。老友當下告訴他：「什麼都不要做！你基金贖回就等於把股票拿到市場上賣掉，你認為這時候進來接手的人是來普渡眾生的嗎？」電話的另一端頓了一下，說；「我懂了！非常感謝。」

就像大自然有颱風、洪水和大地震，股市偶而也會崩盤。而那些10年、20年甚至50年的股市年化報酬率達8%或10%的統計資料，已經把所有的崩盤都算進去了，所以，對長期投資人來說，實在沒有恐慌的必要。恐慌很容易把我們的年化報酬率從8%大幅往下拉，最後只剩2%，連對抗通貨膨脹的能力都失去。

最好「什麼都不做」？

對不顧一切賣股逃生的投資人來說，低價賣股只是故事的前半段而已。當事件落幕，還來不及喘息，股市便在不知不覺當中迅速回升。這時，空手的投資人又會產生「錯失恐懼症」（Fear of Missing Out，簡稱FOMO），深怕錯過千載難逢的多頭行情，於是又鬥志高昂地進場搶股票。FOMO也是集體行為，大家搶來搶去，自然又把股價拱到過高的程度。這些不理智行為通常只是短期現象，但就在短短幾天，甚至只有幾小時當中，嚴重侵蝕那些過度反應者的績效。投資人在行情好的時候過度樂觀，在不好的時候過度悲觀，就是所謂的「反應過度/反映不足」（Overreaction/Underreaction）行為模式，筆者以前的文章已經介紹過，就不再贅述了。

對投資大眾來說，我們不必像巴菲特一樣，在市場恐慌時反而貪婪地買進，那太難了。比較容易的做法是「什麼都不做」（just do nothing），就像前面提到那位打電話求助的朋友一樣，不要動就好了。畢竟，手上的持股，代表著對實體公司的權益，只要企業體質健全並努力賺錢，投資人就能分享應有的利潤。而市場的恐慌情緒，總有一天會消逝，我們無須費心去抓最佳進出時機，也沒必要隨著市場起舞。

總之，股票不是固定收益，所謂年平均報酬8%並不是每天漲一點點，連續漲好幾年，沒有一天下跌。投資期間一定是有漲有跌，而我們絕對無法做到股票一買就漲、一賣就跌。因此，長期投資，特別是十年以上的，碰到一次或一次以上的崩盤是很正常的事。但長期投資的優點是，在崩盤當中你只要坦然面對，就比倉皇逃脫獲得更好的報酬。因為你不必為了逃難，付出過高的代價。

總之，股市下跌對長期投資人就像家常便飯，用平常心去面對即可。《簡單致富》（The Simple Path to Wealth）作者柯林斯（JL Collins）前一陣子股市崩跌時，於部落格上引用美國盲人作家海倫‧凱勒（Helen Keller）的話勉勵投資人：

「平安無事一般而言是一種迷信，大自然沒有這種東西，人類的成長經驗裡也沒有。長期而言，躲避危險並不會比坦然面對更加安全。生命如果不敢冒險，一切都是枉然。

張清溪教授是一個理念和知識的實踐者，在過去幾十年台灣經濟學界中，很難有人在實踐上比得上他。他不高談理論和口號，而是很扎實的去做，並為社會留下堅實的基礎建設。

老實的投入台灣民主化浪潮

清溪兄大學時高我一屆，他那一班充滿天才和帥哥美女，五十多年前我認識他時，他在他那班當中並不特別醒目。但五十多年來他一直是個老實、樸實和真實的人。儘管大家都認為他近二十多年像由張飛轉成菩薩，但他一直是那麼忠於社會和自己的良知，一直實在地做他認為該做的事，所以他達成了少有人能比的貢獻。

1970年代後期到1980年代，台灣一些舊的結構開始鬆動，但改革卻有重重阻礙。那時剛由國外回來的張清溪、陳師孟和薛琦等年青教授在經濟系倡議改革和建立制度，被戲稱為紅衛兵。他們在林大侯系主任的支持下，領先其他科系建立了系務的民主化和制度化。

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台灣民主化的浪潮中，台大經濟系投入運動的比例可能是全國最高。張清溪教授除了支援各項運動，他更基於學者和教授的職責而推動各種更基本的改革、建設以及研究，例如廢除大學生必修《國父思想》的規定、倡立學者論政的澄社、推動森林小學，以及揭發黨國資本主義的危害等等。這些事情當然有其他人一起努力，但他的執著堅持，常常是能夠成功的重要因素。

以前高中學生要唸《三民主義》而且大專聯考各組都必考。大學生要再必修《國父思想》，而且教授其實是由國民黨指派來的。既使不談思想控制，單就重覆上課而言已是浪費。因此張清溪和其他幾位教授主張要廢除這門課，但學校認為教育部不可能同意。教授們想出一個替代辦法，主張很多人都研究《國父思想》，應該由各系自己決定誰來教，不一定要用國民黨指派的人，這主張學校和教育部無法反駁，只好同意。其他系一時可能不易找到人來教，台大經濟系做為倡議者必須設法做到，於是決定由我去教，用經濟學去解釋或評論孫中山的主張中和經濟有關的部分，既不違反課名，也不會讓學生浪費時間重覆背誦主義。我們當時很怕當局認為我資格不合，因此我們請身為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所長的陳昭南教授與我合開。陳昭南老師的學術地位和名號當然使當局不敢反對，於是我們就打破了舊制度，第二年「國父思想」課程就逐漸退場，先變成叫「憲法與立國精神」，然後消失。

樸實的本土研究和教育工作

對黨國資本主義的批判是更學術性的工作，張清溪教授和一群學者花了很多工夫詳細整理很多資料，讓人們知道黨國資本的龐大及不合理，並形成改革的重大力量。當時負責國民黨財務的徐立德先生跟我說，他希望和張清溪教授辯論。徐立德先生說，有黨產是好事，因為有黨產，黨和黨員就有錢可用，這樣才不會貪汙。這主張的氣很壯，理直不直應有公論。我覺得徐立德先生也是說說而已，所以我並沒有將這挑戰轉告清溪兄。現在想來有點可惜，當年若有張徐大戰，應該可和王蔣大戰（編按：指1981年時，蔣碩傑與王作榮兩位經濟學者透過報紙投書與社論展開有關台灣經濟走向的一場辯論）相比美。

清溪兄在非政治的學術工作方面，他也選擇實在的長期問題如勞工和生育率做研究，而不是較搶鏡頭的景氣和貨幣問題。他很重視教育和知識扎根及傳承的工作。他和其他許嘉棟、吳聰敏、劉鶯釧三位台大經濟系教授覺得經濟學教科書有必要跟上時代及結合本國事務，因此寫了有名的「四人幫經濟學」。比較少人知道的是，在這之前他已先很積極地幫空中大學編《經濟學》教材，被指派寫稿的人都可感受到他逼大家趕快寫好的壓力。

清溪兄對老師們的尊敬和傳承也令我感動。梁國樹老師過世後大家決議要出版梁老師的論文集和給李登輝總統的政策建言集，但幾位和梁老師較親近的學生，不是像我這樣懶散，就是有重大的任務在身，結果編輯和出版的辛苦工作大部分是清溪兄在督導執行。可是他都不居功，《梁國樹財經政策建言集》印出來的樣子還讓人以為是我編的，而清溪兄的名字甚至未列在論文集的編者群之中。其實政策建言集中也有我拜託他寫的部分，但從給李總統到出版完全沒有他的名字他也不介意。他也推動連續多年辦理梁國樹教授紀念研討會，一方面藉以帶動一些主題的研究討論，另一方面也提醒大家不要只看外國學者而忘掉本國學者實際的貢獻。

真實的「從張飛到菩薩」

近二十多年，清溪兄對世界有更廣泛的關懷，卻也不忘知識的傳播。他對《看》雜誌付出了很多心力。雜誌草創時他就要我負責每期寫稿，逼懶散的我要把所知道的經濟經驗盡可能寫出來讓人參考或傳承。如今這專欄已寫了兩百多篇。若沒有清溪兄的壓力，這些想法和經驗不會被寫出來。

清溪兄領導了很多重要的事，卻不居功也不求名，但知道的人卻很尊敬他。二十多年前有些和他一起努力的天王級學者還敬稱他為主人，但他從不以重要人物甚至領導者自居。做為五十多年的老朋友，我很確定他一直就是這樣一個實在的人，不是像外表看到他好像個性曾有重大的轉變。早年的張清溪教授像是張飛，近二十多年他變成像是菩薩，但他的內在一直像是菩薩。

早年清溪兄對不公不義和不講理的事情深惡痛絕絶，讓人覺得他像是火爆的張飛。當時他對一位長官的作風很不以為然，恰好有人養一隻狗並以不喜歡的人為名，我開玩笑說他也可以養一隻狗如法泡製，他回答說他要以那長官為名養一隻王八。後來他卻變得十分溫和。這改變曾讓我嚇一大跳。

1999年民進黨請王永慶先生到中央黨部為幹部講一些經濟經驗和主張，王永慶先生邀請林義雄主席到他家餐敍，林主席要我陪同並再多請一位經濟學者，我請一向支持民主運動的清溪兄一起去。我們走去台塑大樓的路上，清溪兄跟我說，他現在已不管這些事，如果不是我要他來，他不會參加。他說他雖然和我走在路上，卻好像不感覺到在走路的自己。修煉到這個境界真不得了。但他後來還是一樣努力研究和為社會做事。他變得只是言談修養，老實正直和關懷社會的熱誠從來都沒有變。

清溪兄年輕時言論較強悍。我曾問他對某些資深人士之不當言論的意見，他說人最好不要活太老。清溪兄的媽媽年老時身體不好，日子過得相當辛苦，他說不如早一點往生。但當他媽媽往生時，他卻很難過，他跟我說，雖然本來覺得早點往生也好，但真的發生時仍然很難過。清溪兄已修煉到無我的境界，可說超脫生死，而他又沒經過病痛也沒帶給家人負擔，只留給社會很多的貢獻和資產，且正如他所說的不要活太老，所以朋友們應該為他高興。但也正如他當年所說的，事情真的發生時，我們仍然很難過。

專營紙製品與皮製品印刷製造的「邦迪」（PUNDY）設計印刷有限公司，現任經理徐偉迪是第四代接班人。徐偉迪表示，早期曾祖父、祖父輩做平面印刷時，台灣的印刷機台非常少，毛利率相當高。隨著競爭者搶進市場，印刷業從藍海殺成了紅海。

到了15年前徐偉迪進入公司，財務狀況捉襟見肘：「公司有營利，但毛利很低，就覺得很忙、很忙，整年看下來，或是報表看起來表現不好，可能一、兩年賠錢或是打平，但是不曉得從哪邊改進。」

當時公司現金流不足，加上淡、旺季非常明顯，年底需要非常大的現金週轉。徐偉迪打趣說，他甚至想過是不是一年只經營第三、四季就好，第一、二季則是去外面打工。雖是開玩笑，但他依舊努力思考：哪裡可以節省費用？如何可以增加收入？

▲為了轉變窘境，父執輩鼓勵徐偉迪到外面上課，林明樟的「超級數字力」課程，帶給他很重要的轉型契機。超級數字力提供

接管家業：大量上課吸取企業轉型養分

為了轉變窘境，父執輩鼓勵徐偉迪到外面上課，多結交朋友、了解其他產業，學習如何經營管理，改善公司的狀況。當時上了大量的課，包括經營管理、網路行銷、團隊溝通、工廠管理、談判、會計等，市面上有什麼課，只要有興趣的、沒上過的，徐偉迪大量投資在自己、在公司身上，這些課程給予他進行企業轉型的養分。

其中，林明樟的「超級數字力」課程，帶給他很重要的轉型契機。徐偉迪坦言，雖然自己學的是財經，但畢業之後就把知識「還給教授了」，即使上了很多會計課，卻聽不懂。進公司的時候，覺得會計很生硬，又無法協助他系統性地了解公司的財務狀況，也不知道一家好的公司，財務報表、資產負債表應該是什麼樣子。

但徐偉迪說：「上了林明樟老師超級數字力的課，很快就進入狀況，了解應該從哪邊著手來改善公司的經營。」他表示，財務報表就等於是人體的血液系統，如果哪邊有血管不通的話，哪邊就一定會出現問題，基本上就需要做一些財務與策略上的調整。

▲徐偉迪由財務報表中發現公司三大問題：現金不足、銷貨時間太長、生意完整週期太長，因而進行調整。超級數字力提供

借助財報：調整公司經營體質

過程中，徐偉迪首先檢視邦迪的現金流量以及現金占資產的比例，發現因為淡、旺季太明顯，公司的現金非常不足，他認為現金最好是要占資產的10%~25%。此外，產品的銷貨時間過長，平均銷貨要60天到90天，「代表我們的經營能力不是非常好。」

而邦迪從客戶下單到交貨、收到錢，整個做生意的完整週期過長，導致卡了非常多的現金。公司為了完成訂單，必須先備料，但交貨後，客戶有不同的付款條件，為免得罪，往往只能接受，以至週轉很辛苦。

針對這些從財報中發現三大問題──現金不足、銷貨時間太長、生意完整週期太長，徐偉迪做了以下努力：

1.現金為王、提高出貨速度

「現金為王」是當時徐偉迪獲得的很重要的觀念。為了增加現金流，徐偉迪展開一系列的措施。

徐偉迪首先與客戶商談縮短付款時間，將原本二、三個月的付款票期，提早半個月或一個月；針對供應商則是延長付款時間，以爭取更寬裕的現金週轉。也就是在現金流上調整為「快收慢付」。

邦迪旺季訂單量大時，出貨時間往往無法符合客戶的要求，在不增加費用的情況下，邦迪適度地外包給協力廠商。徐偉迪仔細分析，雖然都是印刷，但客戶的訂單需求各不相同，某些需求發包給更專業的協力廠商，會比自己生產更便宜。

透過上述策略，經過大概五年的時間，邦迪現金週轉有了很大的改善，現金成長非常多，從有時候需要跟銀行借週轉金到不太需要，現在到了非常安全的水位。

▲為了能接到更好的標案，邦迪開始研發新品項以及提升設計能力，以便與業界做出差異。吳長益攝影

2.改變目標客群、提升設計能力

除了增加現金流，在檢視損益表時徐偉迪也發現，一些訂單雖然看起來營收漂亮，毛利卻過低，顯然不是好生意。

過去為了爭取訂單，印刷廠參與競標時，往往殺到毛利率只剩2%、3%，看似業績好看，卻是所賺甚微。徐偉迪詳細剖析：接了一個毛利率3%的案子，必須先把紙張、材料買下來，把庫存先搶起來，等於公司必須要先丟一筆錢採購材料；如果訂單占了生產線的五成，相當於占了公司非常多的資源且要趕製；製作過程中，客戶可能會一直改稿、打樣，壓縮交貨時間，事情很趕又不能出錯，交貨壓力很大，卻又沒有賺錢，一旦出問題，就是賠錢。

徐偉迪坦言，類似的傳統標案幾乎都是賠錢在做，只是業績好看而已，無益於公司的營運。因此，以前邦迪會到處參加各大標案，後來就挑標案，甚至不接標案。

為了能接到更好的標案，邦迪開始研發新品項以及提升設計能力，以便與業界做出差異化。徐偉迪舉工研院的標案為例，該標案有評審委員審核設計、提案與簡報，通過評審，只要符合預算便可取得標案，相對有較高的毛利率。

▲經過多方努力，「邦迪」（PUNDY）早已成功轉型為文創筆記本設計品牌，官網上各式精美的筆記本、記事本、年曆、日誌琳瑯滿目。邦迪印刷提供

3.強化產品價值、提升核心競爭力

為了走出紅海市場，邦迪開始強化「產品的價值」。徐偉迪指出，紙製品廠商競爭者眾，尤其是來自中國、越南、印度的競爭。「為什麼這些國際的大公司要選我們？就是因為我們把這個產品的價值做出來。」

首先在材質上，邦迪選擇符合FSC（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森林認證或是ESG（Environment環境保護、Social社會責任、Governance公司治理）認證，或是通過各種國際檢驗認證的材料，或選用回收紙。為因應不同需求，如素描本、高級紙盒等，邦迪會推薦給客戶更高加值的材料，「我們告訴客戶，一定會幫你把產品顧好，讓你同時間也會得到額外的行銷價值。」

經過多方努力，「邦迪」（PUNDY）早已成功轉型為文創筆記本設計品牌，官網上各式精美的筆記本、記事本、年曆、日誌琳瑯滿目，徐偉迪也為自家傳統印刷公司走出一條不一樣的康莊大道。

網路行銷：開拓海外直接客戶市場

改變公司體質後，邦迪著手網路行銷，為公司爭取直接客戶。先是將紙製品、皮製品的相關知識內容充實到官網，並埋入關鍵字，再透過自然流量與付費流量，在Google、阿里巴巴、臉書、Instagram打廣告，便於海外客戶搜尋，「國際的大品牌找到我們，都是自動搜尋到的，這些案子的毛利率都是以前的好幾倍。」

經過這些操作之後，原本的客群有明顯的改變，從原本約六、七成是經銷商客戶，到現在有九成是直接客戶。以往，透過同業經銷商而來的訂單，就必須讓利；反之，直接客戶的毛利率相對高，可為公司創造較大的利潤空間。目前邦迪海外市場約占總營收的一半。

為了能走在市場前端，邦迪也花了很多時間研究消費者的使用行為，「當我們發現某個東西詢問的人突然變多、搜尋量變大、爆紅了，就會從這個現象歸納出一些可能的市場趨勢，這時候去打相關的廣告，吸引而來的客戶，成交率達六、七成。」

▲經過轉型，邦迪產品變多、毛利率提高，交貨速度變快、做生意的完整週期變短。邦迪印刷提供

看懂財報：企業整體表現大幅提升

經過一番轉型，邦迪產品變多、毛利率提高，交貨速度變快、做生意的完整週期變短，總資產的週轉率變高、現金流也改善了，負債占資產的比例也大幅降低，營業額大幅成長，而因為採用外包，人事費用卻相對減少。

徐偉迪現在經常看現金流量表、平均銷貨日數、毛利率、費用率、淨利率，負債占資產比率、現金占總資產比例等數字，以便對企業經營做出調整。他表示，希望平均的銷貨日數可以再降15%，未來五年內負債占資產的比率可以減少10%。此外，公司可以更開源節流，開發更多產品線，鼓勵內部創業，甚至創立其他公司，將企業集團化，讓營收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