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可以完成四台心臟移植手術，這是醫學奇蹟，還是有駭人內幕？

中國大陸《楚天都市報》去年8月發布一篇報導，8月6日當天，武漢協和醫院同時完成了四台腦死亡心臟移植手術。協和醫院新聞稿自豪寫道：「目前在國內尚屬首例，在全世界範圍內也極為罕見，展現出協和醫院心外科頂尖的學科實力。」

另外《長江日報》今年3月18日報導，武漢協和醫院完成了100例兒童心臟移植，持續居於全國首位。其中有位7歲男孩僅花了不到一週的時間，就成功配對到可供移植的心臟。令人咋舌的記錄，遠不止於此。去年6月，該院在10天之內，就為一名女患者匹配了4顆心臟。

奇蹟的背後掩藏什麼？

點開協和醫院的微信公眾號，標榜的是一篇又一篇感人肺腑的「絕處逢生」故事，一個又一個醫術如何精湛、手術如何完美的宣傳案例。我看完，卻只有「頭皮發麻」四個字可形容。

根據統計，英國人平均等待器官移植的時間為30個月，美國人平均等待60個月，加拿大人則必須等待超過85個月。但在中國，根據器官移植中心公告，病人平均只需要2週等待期。

中國2015年宣布，全面停用死囚器官作為移植來源，表示器官自願捐獻將成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合法來源。但是，只透過捐獻器官的管道，就可以在短短6天內就找到匹配的器官？

然而2015和2016年，武漢協和醫院心臟移植手術連續兩年突破百例，蟬聯全國冠軍。平均每三天就有一例。但據《湖北日報》今年4月報導，武漢市器官供應缺口很大，每年需要1,600具遺體，而該市每年遺體捐獻才約200具。

專門報導中國受迫害者故事的獨立媒體《寒冬》去年也發表一篇報導，講述有名男子為尋找適合親人的腎臟，前往山東省煙台市毓璜頂醫院，男子說：「從配血型、體檢到安排手術，僅僅約十幾天的時間。」男子回憶，醫生還說如果想要「年輕點」的腎臟，就多花點錢，保證健康。

器官移植如果都依賴志願者的捐獻，如何能做到可以像點菜一樣，不僅能找到匹配，還能加價購年輕的器官？

我害怕的是，7歲男孩的故事並非奇蹟，而是血淋淋的證據，證明中國正在發展龐大且獲利源源不絕的「人體經濟」。

強摘人體器官國際不容

4月15日，美國德州參議院正式通過決議案，譴責中共強摘人體器官。在決議案前，參議院曾舉行聽證會，聽證會上有幾位來自中國的證人出席作證。其中有一位曾擔任遼寧大連某派出所的輔導員，說他在2006年時曾聽過遼寧省有一個集中營，裡面許多法輪功修煉者在還活著的情況下被摘除了器官和角膜，屍體隨後被燒掉。「我意識到他們中的許多人應該就是那些拒絕報身分而消失的修煉人。」

不只法輪功修煉者，在中國境內少數民族也正面臨器官強摘的威脅。2017年，美國人權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發現，北京在新疆地區以免費全民體檢的名義，強行針對維吾爾族居民進行採集指紋、聲音、血液、虹膜資料等行為，「人權觀察」當時就懷疑其背後動機並不單純。

早在2016年，中共當局宣布在全國開通運輸人體器官的「綠色通道」，喀什、烏魯木齊、阿克蘇、西寧機場等維族居民居住的地區，陸續出現器官快速通道。是有多龐大的器官移植輸送需求，需要特地成立專門通道？難道是這區的居民特別有大愛，特別願意捐獻器官？

回頭看看協和醫院的大量宣傳文章，自詡為中國器官移植首要重點醫院，號稱「心臟移植連續5年領跑全國」。的確，文內一張張溫馨和樂的康復照片，裡面接受移植的病人笑得好開心，但很抱歉，真的令人開心不起來。

曾是新冠病毒發源地的中國，現是疫苗生產大國，大展疫苗外交，承諾捐贈及銷售疫苗至全球90幾個國家將近7億劑疫苗。但隨著中國疫苗效力不穩、產量不足，這疫苗霸主的寶座似乎已開始動搖。

中共以疫謀霸，從新冠病毒的散播者，搖身變成提供疫苗的拯救者，積極推廣疫苗外交。目前在疫苗戰場上積極拓展勢力的國家，就屬中國及俄國。許多拉丁美洲國家、非洲國家，包括智利、秘魯、巴西，另有土耳其、巴基斯坦、匈牙利等國，都進口中國疫苗並開始大量接種。

一、中國疫苗「效力不穩」：導致他國疫情惡化

依中國官方數據顯示，中國科興疫苗總體保護效力為50.65%，武漢國藥中生疫苗總體保護效力為72.5%，北京國藥79.3%，與美國Moderna和輝瑞疫苗的95%效力差距極大。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也承認中國疫苗保護力不高。更令人擔憂的是，中國官方與其他國家所公布的數據差異更大。秘魯公布的中國北京國藥疫苗效力僅11.5%，科興疫苗在巴西有50.3%，在土耳其則高達91%。

中國疫苗效力不穩定的結果，就是各國在接種疫苗後，疫情不減反增。巴西4月底死亡人數破40萬，成為世界第二高國家，巴西經濟部長葛德斯（Paulo Guedes）批評中國疫苗效力沒有美國的好；巴基斯坦自2月進口中國疫苗後，全國感染率創新高，上升至11%，總統艾維（Arif Alvi）和總理伊姆蘭汗（Imran Khan）接種國藥疫苗後均驗出陽性反應；秘魯前總統畢斯卡拉（Martin Vizcarra）和妻子接種中國疫苗後，4月25日發推文說他們都檢測呈陽性；匈牙利是歐盟唯一沒有獲批准進口中國疫苗的成員國，但仍然決定進口並自2月中開始施打後，匈牙利已成為全球死亡率最高的國家。

更糟糕的是，自中國疫苗問世以來，已爆出好幾起疫苗猝死事件。據韓聯社報導，4月22日，一名旅居上海市的40多歲南韓僑民，無疾病史，在接種中國疫苗三天後，在家身亡；4月15日，名為「山下花野子」的網友稱，自己28歲的弟弟在深圳接種國藥疫苗後去世。另有網友爆料，3月北京一名施工者在打了科興疫苗後隔兩天去世。

二、中國疫苗「產量不足」：屢見交貨延遲

中國科興疫苗日產量約600萬劑，國藥疫苗宣布4月份產量達1億劑，兩種疫苗日產量共約1,000萬劑。以當前中國的疫苗產量，遠不足以應付國外訂單及國內需求。中共至今已向90幾個國家出售了將近7億劑疫苗，但國內僅27%人口接種。

中共疫苗策略排序，是「國外先於國內」。因中共認為國內疫情控制得當，僅撥少部分供國民接種使用，其餘用來推動疫苗外交，並且稱要讓疫苗成為「全球公共財」。但以中共目前產量，仍無法兌現承諾給他國的交貨量。美國丹佛大學中美合作中心（CCUSC）主任趙穗生，觀察到中國疫苗供需已發生問題，出現多次「交貨延遲」，包括土耳其訂購的2,000萬劑科興疫苗遲交，埃及購買的4,000萬劑國藥疫苗只收到少部分疫苗。趙穗生推測未來隨著中國國內疫苗需求提高，恐怕國際供應將更緊張。因此，如果未來有國家遲遲收不到中共疫苗的貨，該國可能會因為疫情急迫，轉而向歐美購買。

而被視為次要對象的中國人，按中共官方接種計畫，須在6月達到四成人口完全接種，那就是大概5.6億人。一人接種兩劑，共需要11.2億劑疫苗。依《紐約時報》新冠病毒全球追蹤網站數據顯示，截至5月中旬中國已施打3.8億劑，約27%人口接種，還差7.4億劑。自5月中至6月底還有45天，如要達標，必須接下來的每日平均要安排1,644萬劑疫苗才能達標。以中共優先出口疫苗的作法，想要如期完成國內接種計畫根本紙上談兵。

▲中國現在是疫苗生產大國，大展疫苗外交，但隨著中國疫苗效力不穩、產量不足，這疫苗霸主的寶座似乎已開始動搖。Adobe Stock

三、中國疫苗「先占優勢不再」：歐美轉向對外輸出

中共疫苗之所以能獲多國批准進口，是因為歐美疫苗供應策略是「國內先於國外」，中共因而占了先機，向國際社會廣推國產疫苗。俄羅斯也是如此，向70幾國出口俄羅斯Sputnik V疫苗。如今，歐盟及美國疫苗產能過剩，施打疫苗人口越來越多，美國產能已提高到預計年產量10億劑，足以供應國內需求，歐洲及美國政府開始轉向對外進攻，推展疫苗外交。

美國3月時就已先向加拿大及墨西哥提供400萬劑AZ疫苗，接著4月底，美國總統拜登宣布將推動美國成為世界的「疫苗兵器庫」，協助各國對抗新冠病毒，並且規劃7月4日之前至少要出口10%疫苗產量。歐盟執委會則是在5月初宣布已出口2億劑疫苗至44國，並呼籲美國也增加疫苗出口。就品質而言，歐美的疫苗Moderna、Pfizer/BioNTech品質較為優良，效力高達95及91%，且效力等同Pfizer的Novavax將於今年底問世，Novavax也承諾向印度提供11億劑疫苗。

中共雖然比歐美國家早了一步進攻疫苗市場，但以目前中國疫苗效力飽受質疑以及疫苗供貨延遲的情況來看，歐美國家疫苗品質較優良且供應量逐漸提高，中共恐難在國際疫苗市場上繼續獨占鰲頭。

以巴衝突再次成為世界新聞。支持以色列一方強調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瑪斯」（Hamas）是恐怖分子，是他們先往以色列發射火箭彈；以色列反擊是正當防衛。支持哈瑪斯一方強調以色列占領巴勒斯坦土地，是殖民者；哈瑪斯代表弱者，在雞蛋和高牆之間他們站雞蛋一邊。在美國，共和黨人多支持以色列，左派民主黨多支持巴勒斯坦。

以巴衝突涉及歷史、地緣政治、恐怖主義，以及西方的左右派分野對峙等。它不是由哪方強、哪方弱來判斷，而是由「對和錯、是與非」來決定。

首先，衝突的根源在於以色列1948年按聯合國決議案建國的第二天，遭到周邊五個阿拉伯國家（埃及、敘利亞、黎巴嫩、約旦、伊拉克）及巴勒斯坦游擊隊的聯合入侵，這五國人口是以色列的70倍。他們要將以色列這個新生國家扼殺在襁褓之中，就像後來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宣稱的，要把以色列從地球上抹掉。以色列全民皆兵、同仇敵愾，擊潰了入侵者，保住了家園，並乘勝占領了周邊入侵國的土地。以色列占領土地，是這些入侵者造成的，是他們軍事入侵它國的代價。假設以色列沒有那麼頑強，就可能被這些阿拉伯國家滅掉，所以不論以色列乘勝占有多少土地，錯都在那些首先入侵者，他們是禍源！

阿拉法特和哈瑪斯們是禍源

其次，如果以色列就此永遠不退還這些占領的土地，都是有其道德理由的，因為是阿拉伯國家聯手以大欺小、公然入侵經聯合國決議案同意而建立的主權國家。這五個阿拉伯國家和巴勒斯坦游擊隊的聯合入侵，就應該付出代價，因為當時很多以色列人在這場保家衛國戰中喪生。但是以色列提出「以土地換和平」，即周邊國家承認以色列的存在，允許以色列生存，他們就把占領的土地交還。這是一個多麼低微的要求（請求）。世界怎麼可以容忍一夥人，要聯手把一個主權國家從地球上抹掉？

埃及率先給予了外交承認，以色列就把占領的西奈半島還給了埃及；約旦跟進，以色列也退還了約旦河西岸；以色列說如果敘利亞也同樣做，他們就把占領的戈蘭高地退還。但遭敘利亞拒絕，所以戈蘭高地仍在以色列控制之下，這個高地對以色列安全具重要意義，如果敘利亞不承諾，以色列單方退還，未來敘利亞再次入侵就獲戰略優勢。所以，以色列不退還一些土地，是當初入侵者至今不承認以色列有存在權利的結果。這個責任在那些阿拉伯國家，不在以色列。

至於巴勒斯坦，1947年聯合國決議不僅同意以色列建國，也同意巴勒斯坦建國，但它不建，忙於和五個阿拉伯國家聯合入侵以色列。所以巴勒斯坦沒有建國，責任在它自己。隨後巴勒斯坦游擊隊又多次配合阿拉伯國家入侵、或準備入侵以色列（被以國先發制人阻止）；它沒有建國，屬下的一些土地因入侵等原因，就被以色列獲得並管理，那裡的居民比例也發生變化。從1947年聯合國決議至今已70多年，那些土地的居民狀況等發生了巨大變化。

現在讓以色列把1947年、70年前劃定的土地全部再還給巴勒斯坦（進行建國），是不可操作的，也難以做到的。有人會說這不合理，但這個不合理，責任主要在巴勒斯坦，尤其是它的恐怖頭子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他當政時，主要進行恐怖主義活動，甚至策劃謀殺了參加奧運會的以色列運動員，殘忍至極。巴勒斯坦人民的悲慘境地，主要責任在阿拉法特，在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屬下有「烈士旅」專事恐怖活動），在哈瑪斯，他們是戰爭禍源！

民主和專制的較量，你選擇哪一邊？

第三，顯而易見，也常被左派及阿拉伯媒體迴避的是，以色列是民主國家，實行多黨制（上次大選有30個政黨參加）。而周邊的阿拉伯國家，包括巴勒斯坦，長期是專制統治；在半個多世紀中，阿拉伯聯盟的22個成員國全是獨裁制度，直至幾年前的阿拉伯之春的民主浪潮洗禮下，才有些國家走向民選。

以色列是民主制度，有在野黨，有新聞和言論自由，所以執政黨的任何行為和政策，都受到監督和制約。包括對入侵者的正當防衛、軍力抵抗等。這給了哈瑪斯等恐怖分子可乘之機。設想，如果以色列也是專制國家，哈瑪斯們就不敢輕舉妄動，因為對方會用它們的方式，不擇手段的暴烈攻擊報復。以色列的精兵強將會把哈瑪斯們打得落花流水、殺個片甲不留。今天以色列這個仗所以難打，就是出於人道主義的顧忌很多，不願造成更多巴勒斯坦平民傷亡。

民主，就像君子，有所不為；專制，就是小人加惡棍，為所欲為。所以評價以巴衝突，必須看哪邊是專制、哪邊是民主。在專制和民主較量之中，應該站在哪一邊？就像台海發生衝突，是站在民主台灣一邊，還是默許專制中國的武力犯台？答案不言而喻。

▲2021年5月11日，由哈瑪斯發射的一枚火箭落在了以色列南部城市阿什克隆（Ashkelon）。Getty Images

以色列犯了一個美麗的錯誤

第四，哈瑪斯只有兩萬多人，而以色列有強大軍力。所以無論哈瑪斯怎麼先攻擊以色列，用自殺炸彈襲擊平民，只要以色列一反擊，就被西方左派和伊斯蘭世界誣衊為「以強欺弱」，尤其在反擊時造成巴勒斯坦平民傷亡，更被左媒和阿拉伯世界的獨裁媒體渲染報導。但左媒不提的是，哈瑪斯把火箭彈安排到巴勒斯坦居民區發射。以色列總理說，我們是人民的銅牆鐵壁，保衛人民；哈瑪斯則是躲在自己的人民後面，人民成了他們的擋箭牌和「身牆肉壁」。僅從這一點，就可看出哪邊是人道，哪邊是獸道。

如前所述，如果以色列是專制國家，也像哈瑪斯那麼不擇手段，這個仗就太容易打了；可以無所顧忌、放手反擊，對方哈瑪斯會不堪一擊，被打得丟盔卸甲。而且西方左派也不會拿此大作文章，因為他們不敢得罪獨裁者。例如兩伊戰爭（兩邊都是專制國家：伊朗和伊拉克）打了八年，死傷無數，相當慘烈，但西方左派置之不理，更不用它大做文章，因兩邊都是惡，左派既不敢得罪，也難以占道德高地、沒法做「聖母婊」。而面對民主的以色列，他們就可以高唱「我們站在弱者一邊，我們支持雞蛋對付高牆」的道德高調，做政治秀。作秀、偽善，是左派最努力奮鬥的惡行，也是最重要標誌。

實際上沒有西方左派的支持，巴勒斯坦的哈瑪斯們絕不敢那麼囂張，因為他們知道一旦開戰，白左就會遊行示威，高喊支持巴勒斯坦、抗議以色列。他們不僅獲得西方左派的輿論聲援，甚至獲得美國左派政府的軍事援助，歐巴馬執政時就向哈瑪斯提供大量美元援助。在這場曠日持久的以巴衝突中，如果說以色列有錯，從反諷的角度說，就是因為以色列選擇了民主道路，是民選國家；如果以色列也像多數阿拉伯國家那樣實行專制、不擇手段，大惡吞小惡，他們早把哈瑪斯們斬草除根了。從這個意義上說，以色列犯了一個美麗的錯誤。

香港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去年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遭逮捕，至今未被定罪，卻被關押，香港特區政府更於5月14日凍結其私人財產。保安局宣布引用《香港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凍結黎智英持有的壹傳媒有限公司股份，及他擁有的三家公司於本地銀行帳戶內的財產，單是壹傳媒持股市值約3.5億元。

壹傳媒恐將被取締？

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立即表示，事件與壹傳媒集團戶口完全無關，集團及《蘋果日報》的運作及資金財務絕不受影響。顯然壹傳媒管理層已經警覺到特區政府醉翁之意不在酒，企圖利用凍結黎智英個人資產延伸到凍結壹傳媒屬下《蘋果日報》的運行，用經濟理由達到政治封殺《蘋果日報》的目的。

雖然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表示，香港的法例包括《香港國安法》均無賦予當局權力阻止或妨礙商業機構運作，除非證明機構的財產涉嫌與干犯國安法有關，或有機會被調離香港，但他相信現時的指控是針對黎智英個人，與壹傳媒或《蘋果日報》無關，應不受影響。然而香港記協主席楊健興認為，事件已對員工構成嚴重心理陰影，擔心集團未來有可能無法運作，同時對整個新聞行業構成恐懼。由於這個事件，壹傳媒於5月17日在港交所申請停牌，等待發表正式的聲明。

也在這一天，保安局長李家超在公眾場合被問起這個事件時，迴避凍結的理由，對於有傳說政府即將取締《蘋果日報》，李指對「個別組織」若有相關法律條文處理便會依法執行，倘涉違法行為絕不姑息。報章突然變成「組織」，難道要用對付黑社會的社團條例來對付《蘋果日報》？

終結一國兩制的關鍵一手

北京摧毀香港的一國兩制，是從政治制度著手，禁止遊行集會結社的自由，然後改變選舉制度，這些惡行被媒體揭露，難以達成「關門打狗」的效果，最後必然要消滅香港的新聞自由，從而消滅言論自由。這是香港人最後反抗的渠道，言語上的反抗也被撲滅，就可以「圓滿」封殺一國兩制。

香港的言論自由曾經是全球華人社會之冠，因為香港有新聞自由。在中國、台灣、乃至新加坡都可能因為言論而惹上官非的時候，在香港都可以報導相關互相對立的新聞與言論。尤其文革期間，香港的出版事業輝煌一時，成為全球了解中國文革的最重要窗口。然而1980年代中期，在中國決定收回香港之後，面對九七大限的壓力，以及中共的滲透，媒體就開始了所謂「自律」。而此時，台灣卻解除了黨禁報禁，港台兩地出現了交叉，台灣是黃金交叉，香港則是死亡交叉。

為了九七「平穩過渡」，九七前的香港媒體已經大變，但是中共仍然不滿足，非要達到北京的「一言堂」標準不可。原來還礙於《中英聯合聲明》與《香港基本法》，後來中共宣布聯合聲明作廢，基本法也任其解釋，香港的新聞與言論自由就跟著政治民主的嚴重倒退一樣急劇倒退。尤其頒布《香港國安法》以後，國安法凌駕一切法律之上，香港的新聞與言論自由自然死路一條。

要消滅言論自由，必然要先消滅新聞自由，在沒有新聞自由以後，人民變成愚民，就不會再去爭取什麼言論自由了。如同目前中國的小粉紅，在網路發表愚昧不堪的拳匪言論，他們就認為這些就是他們的言論自由了，並以此標準打壓一切不符合他們觀點的新聞與言論。

中共靠槍桿子與筆桿子打天下，尤其靠筆桿子保天下，所以如何運用與對付筆桿子，可謂經驗豐富，花招百出。香港正是他們用武之地，由土共向他們拜師學藝，加以實踐，這兩年最為顯著。

香港電視媒體滲透實錄

中共鎮壓了反送中運動以後，便把黑手伸進香港媒體，尤其深入家庭的電視節目。其中最老牌的「無線電視」（TVB）早在九七前已經被中共滲透而獲CCTVB之稱，亦即CCTV（中國中央電視台）的分支。另一家也是絕對親中的免費電視台的「亞洲電視」早已斷斷續續，半死不活，換了數不清的老闆，最後演變成為網路電視。而公開打出中共旗號的「鳳凰衛視」，因為其軍方背景與普通話而沒有為香港人所接受。

2006年成立的《Now新聞》，是香港現時最大的電視新聞網絡，擁有多條新聞、財經及資訊頻道，同時通過手機應用程式提供新聞直播和資訊節目點播服務。節目有收費有不收費。它是電訊盈科屬下的企業，老闆是李嘉誠的小兒子李澤楷。但是即使是李嘉誠，面對中共的淫威也不得不低頭，何況李澤楷。

2020年6月底，《Now新聞》主管、高級副總裁張志剛離職準備退休，由《無線新聞》前中國組主管陳鐵彪接任，無線採訪主任吳宜婷及高級監製李偉亮亦集體過檔（指跳槽）。陳鐵彪上任後不久，便傳出他下令禁止主播記者穿黑衣表達他們的政治態度。到9月底，已退休7年的無線前總編輯主任葉惠民也空降《Now新聞》主管編輯組，負責中國新聞及外電，同時身兼港聞的最終編審。Now新聞台在短短3個月內已先後有4名無線舊人出任高層，等於要「無線化」，也就是「CCTV化」。如果不是中共的壓力，很難理解《Now新聞》高層會如此「換血」。

2020年9月底，《香港01》和《立場新聞》引述消息指，Now TV長壽政論節目《大鳴大放》將會邀請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出任主持一職，原有政治記者輪流主持的安排將會取消，負責節目的記者、採訪主任在事前均被隱瞞。在這之前，清晨節目《時事全方位》「中國評論」環節已由民建聯成員阮紀宏取代中國專家馬鐵穎任主持。這些做法似乎表明陳鐵彪要把《Now新聞》轉型為中共在香港外圍組織民建聯的喉舌。由於外界反應強烈，此舉被迫延緩。

2020年10月23日，有媒體報導北京清華大學學者申作軍及宮鵬將出任香港大學副校長，而清華網頁曾顯示申作軍為該校黨委委員。Now新聞台報導此事時原本有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的評論，當晚陳鐵彪突致電新聞部要求刪去，並將報導內容從網站下架。

路線決定之後，幹部決定一切。中共就是運用這種組織手段改造香港媒體。

▲九倉有線電視專門負責調查報導的《新聞刺針》節目，在反送中期間的報導成為當局的眼中釘、肉中刺，2020年12月1日編採人員全組被裁，圖為屢次獲得新聞獎、被裁之記者楊量傑。宋碧龍攝影

在2006年以前，1993年6月30日成立的「九倉有線電視有限公司」獲發收費電視牌照，專營權12年，成為香港首家有線電視台，播放的134條電視頻道，曾為全港電視台之冠。而且因為要收費，節目素質也比較高，但也因為新聞節目比較開放客觀而引發當權者的不滿。2020年12月1日，該台以節省資源為由裁減電視台新聞部約40名員工，當中包括專門負責調查報導的《新聞刺針》全組編採人員。《新聞刺針》是該台特有節目，專門製作深入的調查性報導，作品經常獲獎，對反送中運動期間香港警方和政府的作為更多次提出質疑而成為當局的眼中釘、肉中刺。

除了這兩家民營電視媒體，身為公營的香港電視台，也有電視節目，因為沒有經濟與媚俗壓力，可以製作許多高素質的節目，例如《頭條新聞》、《鏗鏘集》等都是有相當影響的節目。他們的編輯自主從港英時代就開始；然而到了九七之後，就不斷受到衝擊，尤其是嬉笑怒罵的《頭條新聞》更是首當其衝，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就親自出言抨擊。中共喉舌從九七以前就不斷對它們進行革命大批判，何況九七後。在中共對媒體進行總清算以後，對香港電台的打壓不但是高層連續被拔除，對手下員工也不惜訴諸法律。最後要實現的就是外行領導內行。其中各個情節都可以成為一個有主角的獨立小故事，如蔡玉玲、利君雅、梁家榮等，限於篇幅，以後有機會再談。新任廣播處長已經下令要刪除過去一段時間內該台所製作放置在YouTube的節目，顯然要刪去香港的歷史。

新聞自由是新聞從業人員的天賦權利與天賦使命，尤其香港有如此輝煌的歷史，不但是國際金融中心，也是國際資訊中心。對這些打壓，他們都進行堅決的抗爭。即使老闆投共，他們也會利用各種形式打擦邊球，傳達真理的聲音，但是處境越來越困難也是事實。中共現在所打壓的，不僅是本地新聞從業人員，也包括外國的新聞從業人員。香港的新聞自由能否恢復，取決於國際環境，民主與獨裁、自由與專制兩大陣營的對決，誰勝誰負。

5月以來，台灣人的安全焦慮加深，源頭是美國堅持對台海關係的「戰略模糊」政策。由於台灣整體偏左，原本期待在白宮易主之後，進步主義的拜登政府對中國更強硬，讓台灣有依靠，但3月以來發生的一切不免讓人失望。

▲《經濟學人》雜誌2021年5月1日以「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做為該週的雜誌封面議題。《經濟學人》網站擷圖

《經濟學人》讚賞美國對華「戰略模糊」是智慧

這股焦慮之風的源頭是《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4月30日發表的文章，該文章稱台灣是「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並盛讚拜登政府對台海問題的「戰略模糊」政策：「過去數十年來，藉著行使這種高素質的模糊態度，維持了美國與中國對台灣議題的平和。北京政府說，只有一個中國，也就是他們治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則是叛離的一部分。美國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但也用了70年確保其實為二。」這篇文章也毫不含糊地批評了美國軍方的鷹派：「時至今日，戰略性的含糊不清正在崩解。美國日漸疑懼，也許不再能阻止中國武力犯台。印太司令戴維森（Adm. Philip Davidson）3月告訴國會，他擔心中國最快2027年犯台」。

該文的主調是批評美國將中國（共）預設為敵人的想法，要求美國仍然保持對華政策的戰略模糊狀態，並稱：「政策評判是否具備第一流的智慧，就是看心智中能否同時秉持兩種互相衝突的概念，而仍然能夠正常運作。」

康貝爾的說法代表白宮嗎？

這篇文章出來之後，一些美國學者與人士呼籲美國政府應該明確表達在中共侵台時捍衛台灣的意願，但白宮國安會印太協調員康貝爾（Kurt Campbell）並不認同，他在出席《金融時報》舉辦的研討會時表示，關注台灣情勢是對的，但美中兩國都認知到，維持某種程度的台灣現狀，最符合美中雙方利益。

美國部分友台的智庫人士一直呼籲美國政府給台灣一個更明確的安全保證，會上有人提出這個問題，康貝爾回答：「我認為，你談到的所謂戰略清晰（Strategic Clarity），會有一些非常不利的後果。……美中之間因台灣而起的任何衝突，都不可能只限一隅；我認為，衝突很快就會擴大，並從根本上毀掉全球經濟，我想沒人能預料會是什麼情況。」

坎貝爾的觀點絕非他個人想法，拜登內閣當中不少人持類似看法。4月29日，美國國家情報局總監海恩斯（Avril Haines）在出席國會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全球威脅」聽證會時說，在中國近年來加強對香港的控制後，她認為台灣整體支持獨立的觀點正在逐漸變的越來越鮮明。海恩斯說：「某種程度上，台灣正朝著獨立的方向發展，因為他們基本上在觀察香港發生的事情，我認為這是一個越來越大的挑戰。」海恩斯此前稱中國是情報界「無與倫比的優先事項」。

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羅德島州參議員里德（Jack Reed）在質詢海恩斯時提到，如果美國在台灣受到攻擊時，扭轉長期堅持的「戰略模糊」的立場，會對北京和台北產生何種影響？海恩斯的回答是：「如果美國表明會協防台灣，中國將把此舉視為破壞區域穩定，而該舉動也會讓中國深信，美國執意透過各種方式限制中國的崛起，其中包含運用軍事力量。」她認為，美國若表態，會使台灣跟中國的關係更加分離，並使中國四處威脅美國的利益。

迄今為止，無論是美國國內，還是美國的西方盟友，一直都懷疑拜登只是個傀儡，這屆政府高官的看法釋放的信號非常強烈，應該代表操縱傀儡的那個人或者政治小集團。

美國的亞太盟友見風使舵

依據《台灣關係法》，美國必須協助台灣維持足夠的自衛能力。美國長期遵循「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政策，不明確表態是否會在中國侵犯的情況下，採取保衛台灣的軍事行動，嚴重影響了亞太地區國家的對華態度。

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友一直在高度關注美國對台海問題的態度。這個同盟實在太過脆弱，美韓同盟中的韓國主要關注朝鮮威脅，中國方面很有把握地認為，韓國在經濟和政治上都對中國有依賴，因此會與美國營造的「遏制中國的亞洲同盟」保持距離。曾在雷根政府擔任過顧問的道格‧班多（Doug Bandow）今年早些時候曾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撰文說，韓國不會允許美國把朝鮮半島變成戰場，讓自己捲入一場戰爭。韓國人明白，美國有一天會離開，而中國永遠是他們的鄰國。

美日、美澳同盟重點則在於中國威脅，但日、澳又因自身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冷熱不同而態度不一。今年3月中旬的美日兩國防長會議中，當時美國拜登政府亟欲重塑盟友的信任，對台灣表示出積極之態，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當時提出，今後有必要探討自衛隊能為支援台灣的美軍提供何種協助。這是日本政府二戰後首次相當明確地表態，支持美國介入兩岸戰事、且明確表態提供援助。美、日防長會議還確認了「在台灣發生突發事態之際將密切合作」。隨著美國態度的變化與中國日趨強硬，日本首相菅義偉近日不得不安撫北京，明確表示日本不會軍事介入台海衝突。

澳洲因中國咄咄逼人，不得不與中國表達強硬之態，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是北京的好朋友，近日撰文抨擊現任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介入「台海衝突」幼稚言論是一場政治豪賭。

所有這些，都會加深台灣人的安全焦慮感。我認為，台灣人只要認清現在的美國政治，認清拜登政府（美國左派）對中政策的底限，不將自身的未來完全繫於美國救星身上，看清時與勢並巧妙應之，這種焦慮感就沒有那麼揪心。

曾因在店內擺放民主女神像而不獲商場續約的香港童裝店Chickeeduck老闆周小龍，5月6日位於荃灣新開張數日的分店突然遭到港警搜查。由於周小龍支持「反送中」運動，市民因此發起「爆買」行動，連續兩日商店門口都大排人龍，足見香港「黃色經濟圈」的威力。不過，有人反思，認為市民不能以「志在參與」的態度支持「黃色經濟圈」，「黃圈」要想真正壯大發展，不能單靠消費者，商家也須不斷地發展和尋求突破。

「黃色經濟圈」的由來

「黃色」在香港政治光譜中代表民主派，「藍色」則代表親共的建制派。「反送中」運動期間，香港衍生出黃色經濟圈文化，即支持民主的香港人（統稱黃絲）會傾力支持有同樣政治理念的商鋪與食肆（統稱黃店），同時杯葛中共及港府人士（統稱藍絲）旗下的商鋪與食肆（統稱藍店）以及中共資本在港開設的商家（統稱紅店）。黃色經濟圈以民間互助的形式互相支持，希望達到某種程度上的本地經濟自主，在供應鏈上打破對大陸產品的依賴，同時打斷親共財團的壟斷，縮減其在香港的利益，最終甚至可以影響其政治立場。

其實，黃色經濟圈的概念並非抗爭者原創。早在上世紀60年代，中共就在香港建立「紅色經濟圈」，左派分子倡議支持者們「買國貨」、讀左派報章、上左派學校等。國貨公司如：裕華、華豐、中僑、中藝、中聯、中都等，在全盛時店鋪多達300餘間，遍布港、九、新界。然而如今已經相繼沒落，只有約15間還在經營。

黃色經濟圈在香港發展已有近兩年的時間，黃絲陣營內部對此有不同的看法和期望。有人「志在參與」不求結果；也有人期望黃店可以予同路人優惠，貨品要價廉物美等。有港人表示，光顧黃店純粹為求「同聲同氣」，對於產品素質的要求不高。但也有聲音認為，這樣會令黃店產生依賴心理，以為只要夠「黃」，顧客就會源源不絕，最終將和不思改善的國貨公司一樣，落得歇業下場。

黃色經濟圈的問題和出路

香港網評員白兵曾分析黃色經濟圈的問題和出路。他表示，黃店要學會在「壯大資本」、「優待員工」和「價廉物美」中做出取捨。若老闆可以賺錢，產品又價廉物美，那麼難免會薄待員工；若厚待員工，那麼必然要提高商品價格，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若厚待員工又兼顧價廉物美，那老闆肯定沒錢賺，商店關門，經濟圈都玩完。因此，如要經濟圈繼續發展，他認為首要是壯大資本，其次是優待員工。公司成功的三大因素是資本、員工和管理。因此在價廉物美和優待員工之間，後者更為重要，為公司創造財富的員工才是公司的根本。

白兵認為，消費者想對黃店要求，也要做出犧牲，不可以付50元港幣吃了一餐就當表態支持民主了。他說，港人要有要求，還要看到效果，要以保留並壯大香港本地產業和文化為目標。若消費者不重視產品素質，不重視本土文化，最終只會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

白兵引述鄭立在《窮人經濟學》中的說法表示：「經濟差，大家承受損失是不可避免的，想自己不受傷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我們應該專心保證的是最大化對敵人的傷害，從此重創甚至瓦解其經濟實力，削弱他們壓迫我們的本錢；只有他們的經濟實力受到破壞，能動用的人員就會減少，組織也會因為分贓不均而內訌，利窮則散，打擊敵人就是要打擊他們的財政。」

「香港製造」是根本

香港人要將損失減至最小，同時最大化敵人的損失，白兵認為就是要擁有「香港製造」的產業，原材料來自香港，製作也來自香港；即使不能保證原料來自香港，也要減少牽涉敵人的比重，增加香港製造的成分。另外，黃店不應局限以食肆為主，要向多元化發展，比如家具也可以本地製造，香港還有本地製作的手工啤酒等。

目前，雖然香港製造的商家規模不大，而且售價比較高，但白兵認為只要品質夠好，消費者就不介意做出小小犧牲，會願意購買本地產品，長期堅持下去，將來才可以享受規模經濟帶來的優點。否則即使香港有民主自由，但整個經濟產業都充斥著中國資金，一樣會被人操控。

早在1981年，美國兩位心理學家Graham Spanier與Paul Glick在研究影響美國夫妻離婚率的因素時發現：一個家庭如果有女孩的話，相較於只有男孩的家庭，其父母離婚的機率較高。

此後陸續有更多的統計資料也支持「生女孩更容易導致離婚」這個現象，而且還不只美國，許多非西方國家（例如亞洲）也呈現同樣的現象。比較令人費解的是，除了美國之外的西方國家似乎沒有類似的現象，父母的離婚機率跟生男、生女並沒有相關性。

三種可能的解釋

針對美國所呈現的有女孩的家庭父母離婚率高這個現象，過去的研究者提出了三種可能的解釋。第一是「偏好假說」，也就是因為父母有重男輕女的觀念，因此一對夫妻若「不幸」生了女孩，關係容易惡化，導致離婚率增加。

第二個解釋是「資源限制假說」，認為養女兒比較花錢也比較費神，所以父母的家庭資源（包括財務與時間）會消耗得比較厲害，最終導致離婚率增加。這個假說的證據是一些調查資料發現父母會給女兒準備比較多的儲蓄，因為預期女兒會需要比較多的錢。

第三種解釋則是「生物假說」，認為不是生女兒導致離婚率增加，而是存在一個相反的因果關係。有研究發現，懷孕的婦女如果夫妻關係不睦，兩人之間的衝突所導致精神壓力容易導致流產，而女性胎兒由於先天比較強健所以比男性胎兒容易存活，終至最後被順利生產下來。所以不是女兒導致離婚率增加，而是關係糟糕的夫妻容易生下女兒。

▲圖一：長女與長男父母的離婚機率（紅線為長女、藍虛線為長男）。樊家忠提供

荷蘭的研究

到底哪一個假說比較能解釋實際的狀況呢？Jan Kabátek與David Ribar兩位經濟學家嘗試利用荷蘭的資料來解開這個謎團。

他們所使用的資料非常豐富，記錄了荷蘭所有的孩子從出生到26歲之間父母的離婚紀錄，所以可以準確地知道離婚時孩子的年齡。

透過嚴謹的計量方法，他們首先估計了長男與長女對父母產生的「離婚效果」，並將估計結果整理在圖一。該圖的紅線顯示的是長女從0到26歲每個年齡父母離婚的機率，相對於長男在0歲時父母離婚的機率。紅線呈現上升的趨勢顯示隨著女孩年齡愈大，父母離婚的機率愈高，但這個上升趨勢一直到19歲達到高峰，之後便開始下降。

圖中的藍色虛線則是長男的估計結果，而藍線在0至12歲時跟長女的紅線完全重合，這代表他們在12歲以前父母的離婚機率幾乎沒有任何差異。可是，在13至19歲這個階段兩條線就叉開了，長女父母的離婚機率變得比較高。

三個假說都難以成立

一個令人驚訝的結果是，圖一的結果並不支持三個假說中的任何一個。首先，圖一並不支持「偏好假說」，因為如果父母親是因為重男輕女的觀念導致生了女兒離婚機率增加，這個差別不應該只出現在孩子的青少年階段，應該在孩子0至12歲的時候就會反映出來；父母應該不會在孩子長到12歲的時候突然開始重男輕女。

同理，圖一的結果也不支持「資源限制假說」，因為如果是養女兒花費比較高導致生男生女在離婚機率上的差別，這個差別也不應該只出現在孩子的青少年階段。

至於「生物假說」，作者發現兩組的父母在出生年份、結婚年齡、初生育年齡、教育程度、兄弟姊妹的數目等家庭背景面向上都沒有顯著差異。這樣的結果並不支持生物假說所主張的不和諧的婚姻關係導致媽媽比較容易生下女孩，否則的話我們應該觀察到女孩家庭背景的特殊性。

青少男vs. 青少女

既然三個假說都難以解釋圖一所呈現的證據，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作者們蒐集了更多的統計資料，包括荷蘭家庭的追蹤資料來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

這一部分的分析著重在家庭關係的演變上，而他們發現撫養女孩跟男孩在他們12歲以前並不會給家庭關係帶來不同的影響，但當孩子進入青少年時期就不一樣了。

相較於青少男，更多青少女的爸爸們在調查中表示跟媽媽的教養觀念分歧，認為媽媽不適格而且家庭關係並不和諧。同時，更多青少女的媽媽表示對家庭關係失望，並認同離婚是解決婚姻問題的好方法。

從子女這邊的調查也顯示出類似的分歧：相較於青少男，更多的青少女表示她們跟爸爸關係不好，但跟媽媽的關係沒有問題。同時，更多的青少女會喝酒並且交男朋友，這顯示她們有行為問題的比例比青少男更高。

台灣跟歐美國家的親子文化背景不同，性別角色的規範也有差異，因此荷蘭的經驗或許不適用於台灣，不過目前台灣還沒有任何詳細的研究。因此，用實證資料去探索生男、生女對家庭關係的不同影響，將是一個有趣而且重要的題目。

參考資料：Kabátek, Jan and David Ribar (2020), "Daughters and Divorce" The Economic Journal, forthcoming.

這幾年，美國的軟體工程、程式設計等工作熱到不行。薪資不斷上升，從業人員不斷增加，卻還是供不應求。特別是去年疫情肆虐期間，百業蕭條而軟體工程師一枝獨秀。一個大學電腦科系畢業生，只要在矽谷灣區找到工作，薪水高於父母（一倍以上）已經是稀鬆平常的事了。

美國軟體工程師一枝獨秀

雖然各家企業的待遇不同，大致上，只要進入所謂的FAANG企業（編註：美國五大科技巨頭：臉書Facebook、亞馬遜Amazon、蘋果Apple、網飛Netflix、谷歌Google），薪水加獎金、福利補貼、股票、分紅等，年收入約略在15萬到20萬美元。其他企業待遇雖不如FAANG，差距也不會太大。當然，離開加州的薪水就沒那麼誇張，但一般來說，初級軟體工程師的年薪，遠遠超過美國大學剛畢業的平均薪資。

有一點很特別，你不一定要電腦本科系出身。因為軟體業日新月異，不斷更新，講究的是實力和持續自我學習。只要具備強大的程式設計能力，業界通常不在意你是哪個學校、哪個科系畢業，也不管你是大學生還是博、碩士。反之，即使有漂亮的學歷，如果不努力精進，不用幾年就會被新人所鄙視了。而不斷精進，努力往上爬的人，三、五年之後往上升，或是跳槽，薪水更是倍數成長，三十出頭歲就年薪三、四十萬美元甚至更高的比比皆是。總之，只要程式功力強，有能力解決問題，沒人管你的國籍、膚色、性別、年齡，更不在乎高矮胖瘦或是身體殘缺，在軟體世界，這些都不重要。

一般人很難理解，寫寫程式而已，怎麼可以有如此高的薪水？有人說，因為他們特別努力、工作時間長、還要不斷學習、加上矽谷生活費高、房租昂貴等因素。這些都沒錯，但從最基本的因素看，原因很簡單，就是他們「值這個價碼」，可以為公司創造這個等級以上的價值！各位只要去看FAANG這幾家公司近十年來市值的驚人增長，就知道了。

創業新典範：很會寫程式的年輕人

當然，FAANG只是一個代表而已，以加州為首的美國科技公司，其產品或服務，幾乎是全球78億人口每人每天生活不可或缺的東西。電子商務、社交媒體、手機、網路搜尋、YouTube頻道、影集視頻、叫車服務、外送平台、旅遊訂房、購買機票、電子支付等，哪一樣不是以軟體工程為主的生活革命？請再看看FAANG的幾位創辦人，哪一位不是軟體工程師出身？

於是，科技創業的模範場景，逐漸從車庫移師到房間。看起來像書呆子似的毛頭小孩，宅在家裡寫程式，卻莫名其妙創造了巨大財富，改變了全世界。誇張一點的說，今天你我的生活，幾乎每個環節都受到年輕軟體工程師的影響，他們在鍵盤上敲敲打打，為我們的生活帶來無聲的革命。

由於手機和電腦的普及，深入每一個人的生活，軟體設計有一個重要特性：規模可變性。如果你寫了一個程式，成功解決自己生活上的某件小事，很容易就可以推廣到全世界，為全人類解決同樣的問題，因而創造巨大價值。

例如Airbnb就是幾個年輕人因為舊金山房租太貴，為了減輕負擔，在房子裡擺了幾張床墊，設了一個簡單網站以招攬短期租客而開始的。後來他們找來善於程式設計的朋友加入，最後掀起一場旅遊訂房網的革命。這是2008年左右的事了，已經成為創業新典範：很會寫程式的年輕人，只是幫朋友解決生活上的問題，最後就創了一番大事業。

▲今天你我的生活，幾乎每個環節都受到年輕軟體工程師的影響，他們在鍵盤上敲敲打打，為我們的生活帶來無聲的革命。Adobe Stock

未來的世界掌握在宅男手中

有人認為，現在軟體工程師的薪水遠超過其他行業，誘因已足，應該不需要再調漲了，反正他們也別無去處。從企業撙節開支、追求效率的角度去看，似乎言之有理。但筆者認為恰恰相反，美國軟體業的待遇可能還會續創新高，一枝獨秀很長一段時間。

首先，只要硬體和通訊頻寬遵循莫爾定律，不斷提高效能，軟體的重要性和所能創造的價值就持續升高。其次，軟體工作需要新鮮的頭腦，四十歲以後，大多退居管理職，而程式還是要有人去寫的。

此外，還有一個很關鍵的概念：最大功率原理（Maximum Power Principle）。這是美國系統生態學家歐登（H. T. Odum）於1955年所提出的，他認為在物競天擇的條件下，物種追求的不是最大效率，而是最大功率：在單位時間內動用所有可能的資源和能量，勝過競爭對手。這個原理適用於所有開放系統，包括機械、生態、和經濟。矽谷的這些高科技公司，隨時隨地都處於高度競爭狀態，每一家企業都雄心勃勃同時也虎視眈眈，想把敵人吞掉。因此，他們的經營，絕對不是以節約成本追求最大效率為第一要務，而是動用一切資源打敗對手攻城掠地。因此，他們不惜一切，就是要把頂尖人才招攬到旗下效命。就算要追求效率，也是把頂尖人才招到公司後，再狠狠地操。

既然是動用一切資源，美國的軟體業者同時也吸引了全球各地菁英。從近幾年美國所發出的H1B工作簽證資料來看，雇主主要是科技公司，職缺則是各種軟體人才。即使2020年疫情期間，加上川普政府的諸多限制，還是非常熱絡。雖然簽證資料有時會失真，但一定程度反映了美國招攬外國軟體人才的熱度。而各國的軟體人才，包括台灣，都羨慕美國的待遇。只要實力夠，很多人都躍躍欲試。這些人成功的也不少，並分享親身經歷給更多的年輕學子。我認為這個影響非常深遠，因為，人才集中美國！軟體工程最重要的就是人才，可想而知，未來的世界，依舊掌握在這群人手上。

誰會想到，當年幾個宅在房間裡寫程式的小伙子，竟然創造龐大的軟體帝國，無人能敵。

個人通常喜歡或想要得到很多種事物，因此有很多目標。集眾人而成的國家因此當然也有很多要追求的目標。但因為能力和資源的限制，個人和國家的目標常無法全部達成。有些目標只能求盡量接近目標值或差距愈小愈好。有些目標可能被放棄，有些目標則要和其他目標相比，以略做修改成為相互妥協的目標。但有很多人仍相當堅持要得到某項個人的或國家的目標，不願為成本或其他目標而稍做妥協，或者為爭取這目標所須的資源和政策，而忘了其他目標也有其重要性，也須要用到同樣的資源和政策工具。這種堅持有時候甚至可能發展成和他們本來的希望及知識相違背。

追求單一目標而忘了其他的謬誤

經濟學常假設個人有一個效用函數可以把所有的目標或期望包含在內，而這個人會理性地安排他擁有的資源之用途，以使這效用函數的數值，也就是經濟學所說的「效用」達到最大。這種理性的假設使人生多樣化的目標總結成單一個目標，即效用的極大化，因此就解決了目標衝突的問題。

但現實上經濟學家都不敢主張人們真的有這樣一個效用函數存在，也沒有人能講出他的效用函數是怎樣的形成。人們雖然確實常會像用效用函數做的經濟分析那樣，比較不同東西或目標帶給他的滿足，而在其間做出選擇或妥協；但人們也常陷入不知道要如何選擇，或者執著於單一目標而忘掉其他目標的情況。

個人陷入單一目標，常見的一類情況是像對某個人的痴情，以致忘了別的人生價值和目標，甚至忘了自己是誰；另一類常陷入單一目標的情況是，動怒了而要爭一口氣或爭輸贏，所以也忘了代價和其他重要價值；還有一種常見的情況是，把某個東西想成是達到所有目標的必要手段，而對這單一目標或東西，例如財富或權力貪得無厭。

國家雖由眾多不一樣的個人組成，原則上應該有很多不同的目標，但國家有時也會陷入單一目標之中，或忽略其他重要目標。例如國家和政府常陷入和個人貪得財富類似的情況，一時只追求國民所得或GDP的成長，以為有錢了什麼事情都可以解決，因此忽略了很多像社會公平及環境保護等等問題。有些國家也發展出只要軍事力量強大而能讓大家都怕他，就可以得到全球所有利益的軍國或霸權主義思想。

個人和國家這種只求單一目標的情況大致都可說是不理性的，通常並不符合個人、國家或人民的最大利益，因為這簡化的單一目標並不是建立在個人或國家的各種真正利益之上，而是誇大某一部分並忽視其他利益的結果。

單一目標會形成對立與衝突

在人們對國家目標的意見上，這種執著單一目標的情況更為常見，而且也常造成很多爭議，甚至可能扭曲國家的目標和政策。例如有些人基於自己的理念或判斷，認為某一件事對國家社會最重要，做了那事就天下太平，不做那事就什麼都會完蛋，因此非常執著於那件事，而反對違背那個目標的所有事情。對這目標的重視到底對不對或恰不恰當常可以討論，也可能見仁見智而不易有結論。但由於只重視這目標而忽略其他目標，因此由此而引伸出來之對其他問題的主張，似乎較常會有對事實和學理存有偏見或誤解的情況。

執著某項目標的情況也很常發生在長期較被忽視的目標上。有些事情其實是對國家人民有利且有重要性的，但卻長期被忽視，因此有一些有認識和正義感的人士就起而主張重視這項目標，甚至形成社會運動。而在這過程中，有些人為了說服其他人，就建構了這項目標之重要性的思想和學理基礎。而使他們自己也更深信這項目標的崇高和不可替代性。運動的過程若被忽視或發生激烈衝突，對立雙方可能會生氣而更執著自己的主張，並且忽視不同的目標且排斥不同的看法，甚至連自己本來重視的其他目標也不管，而變成對單一目標不妥協的堅持。

如何化解執著單一目標問題？

台灣有很多政治、社會、環保，甚至經濟問題都有這種目標單一化的經驗，而成為對立難解難妥協的衝突。相關各方若能較冷靜回想自己要求重視這目標的初衷，應該常可發現自己當初其實也同時關心很多其他目標，而且這項目標也很可能只是達到某個更基本的目標的手段之一。例如堅持某項環保主張的人士多半也關心其他環保及社會公平議題，也很可能認為環保政策並不是為環保而環保，而可能是要維護人類的永續生活環境，以及為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質。多數人通常也不排斥經濟發展。因此化解執著單一目標現象的方向之一，應該是讓大家回到國家社會更基本的目標來思考。

經濟學有比較詳細的理論來處理多個目標並存和衝突的問題。例如用代表全社會之利益的「社會福利函數」的概念，由各項目標對社會福利的影響之大小，來決定各目標的相對重要性，以及各項政策的強度。這社會福利函數的形成雖然不能確知且見仁見智，但政府還是常能由經濟情勢及民意，猜測不同目標間的相對重要性以做選擇。經濟學者也常依某個理論模型和政策搭配（Policy-Mix）的理論，找出一組政策來同時達成某一組目標。這些地方中的社會福利函數和理論模型雖然常見仁見智而沒有共識，但至少它們把做成決策的相關因素和理由講出來，而使政策爭論有較具體的依據。

▲中央銀行有許多政策工具和多種目標。周博晨攝影

以中央銀行為例

但也有很多學者未依這種國家有多重目標而各種政策常相互關聯的學理，而以單一目標來做政策主張。例如中央銀行通常有不只一種政策工具和目標，但歷來有不少人用各種假設建立自己的理論和學派，而主張中央銀行只須追求某一個最終或中間目標。於是這幾十年中央銀行流行的目標從利率變到貨幣供應量成長率，再變到物價上漲率等等，讓人不知那種才是對的。最近《金融時報》就有專文指責這類基於信念的主張常讓政策錯誤（Philip Stephens, Why economists kept getting the policies wrong, Financial Times, Feb.18，2021）。

國人對央行政策也常有只看某個工具和目標的主張。例如業者常主張降低利率和貨幣貶值以發展經濟，有些學者則主張貨幣升值可以促成產業升級、改善貿易條件、甚至降低房價，也有人主張調高利率以使銀行獲利或抑制房價。這些主張不是沒有道理做依據，但大部分都只是單向的推論，常常只強調這些做法帶來的好處而未論它們的不良副作用，也少注意政府和這些政策工具還有其他目標要兼顧。有人甚至主張要貨幣升值，卻同時主張中央銀行要追求更高的物價上漲率這個相矛盾的目標，因為他似乎忘了升值會使貿易財價格下降的作用。

這些只看單一目標或未顧慮其他目標的主張，雖可能出於對某項社會利益的關懷而值得參考，但主張者和其聽眾都不可忘掉其他目標和限制條件，以免陷於偏執甚至錯誤。

「喜舖」是台灣第一市占率的媽媽包品牌，年營收上億元，然而創辦人周品妤卻被爆出有7千萬元債務，周品妤在5/23媒體爆料後，發出聲明，證實她的確有負債。周品妤表示，在疫情期間為維持公司營運，急迫無奈下誤借高額利息的款項，儘管極力償還依然無法支付高額利息，「苦撐1年多後我們抵押住處，然而，為了保護消費者的權益，選擇把品牌商標使用權，轉讓過去有合作過可信任的合作夥伴」。強調個人債務問題不影響喜舖正常營運，會繼續努力工作度過債務難關。 (原文刊登於2021/6/5，更新時間為2023/5/28)

電商的發展催生了大大小小的賣家，一些賣家從「個人品牌」逐漸茁壯成為「商業品牌」。在一片網路紅海中，品牌如何脫穎而出？除了夠硬的商品力，品牌形象的形塑與貫徹也是重要的一環。一個能「滿足消費者真實需求」的產品，必定令消費者愛不釋手。

在網路上可以看到不少部落客推薦文的「CiPU喜舖」媽媽包，就是一個廣受消費者青睞的品牌。創辦人周品妤（暱稱CPU）表示，多年來喜舖並沒有做業配，從起家開始都是透過消費者自己的真實使用情形，自然產生口碑行銷。而這些令消費者自發開箱的媽媽包，其實也來自周品妤自身的需求。

▲喜舖的媽媽包曾創下6分鐘完銷300個、單年度熱銷4萬個的紀錄。

「媽媽包」起家》 從「粉紅人妻CPU」粉專拓展品牌

喜舖創立於2010年，目前為台灣本土市占率第一的媽媽包品牌，曾創下6分鐘完銷300個包包、單年度熱銷4萬個的紀錄。2012年，喜舖就已經成為全台媽媽包銷售第一的品牌，當時大約每五個家庭就會有一個家庭有喜鋪包。2013年，喜舖更行銷至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之後陸續拓展至香港、韓國、泰國、印尼、美國、德國、法國等海外市場。

▲「CiPU喜舖」創辦人周品妤，同時也是知名部落客「粉紅人妻CPU」，是個樂觀、愛分享的人。

早在創立喜舖前，周品妤便是一個喜歡記錄且分享生活的部落客，她的「粉紅人妻CPU」粉專至今已累積超過10萬粉絲。早期，周品妤從國外帶貨回來銷售，懷孕生小孩後，由於遍尋不到好用的包包，便自行研發一款輕量的媽媽包，沒想到一開賣就完售。

這樣的好成績源於周品妤擁有大量粉絲的基礎。喜舖公關黃偉東表示，在創立商業品牌前，周品妤已經有一群追蹤她的粉絲，他們認同周品妤的生活態度與價值。開發的媽媽包，雖然出發點是為了滿足自身的需求，恰好也填補了市面上缺乏媽媽包的需求空白與痛點。

周品妤一路陪伴著喜舖成長，在不同階段的育兒過程中，將喜舖打造得熱鬧、繽紛且多元，品牌標語（Slogan）也從Happy mom（快樂媽媽）、Happy life（快樂生活），演變到Hi, lovely journey（嗨，美好的旅程）。周品妤注解道：「既然是一趟旅程，很多美好的事情都會發生。」

▲如同周品妤本人給人的印象，快樂、正向、樂觀也是喜舖的品牌DNA。

品牌DNA》真實、快樂、正向、樂觀

談到「喜舖」給人的品牌印象，周品妤認為，首先是「真實」，「真實是一個貫穿我們品牌滿重要的特質，就是一以貫之的。」喜舖媽媽包「輕量、防髒、耐汙、夾層多」的特點，都是媽媽們的真實需求。

而周品妤本人一直以來，都是很真實地分享自己的價值觀與生活態度，「我手寫我口。你是什麼樣的人，你想的事情，會很真實的呈現在你的文字上面。」

喜舖產品的品質也是如實展現。周品妤強調：「喜舖不會拍過度修圖、與現實不相符的照片，實際拿到包包後發現，品質不如照片。」設立專櫃也是基於「真實」的想法，「想要讓大家可以直接摸到、觸碰到這個產品的品質。」

▲周品妤喜歡呈現日常生活真實的樣貌。

周品妤認為，「真實」不論對建立個人品牌或商業品牌都很重要。她舉例：「你一邊分享要簡樸生活，可是家裡門一打開，卻有一整列名牌包，那就不是簡樸生活嘛！」她認為個人風格、價值觀以及想要跟大家溝通的事情具有一致性，才會彼此產生信任感。

如同周品妤本人給人的印象，快樂、正向、樂觀也是喜舖的品牌DNA，「雖然它是一個很抽象、很虛無飄渺的詞，卻一直貫穿我們整個品牌。」

因此，當面對28至45歲的主要消費族群時，如同Slogan「Hi, lovely journey」，喜舖不斷溝通與傳達：「女人的旅程，不管是自己一人也好或是帶著孩子也好，就是在生活裡旅行、在旅行裡生活，在每個不同的階段，享受當下那個片刻。」

成功在台灣媽媽包市場站穩腳跟後，周品妤認為應該趁著市占率高的時候「站出去」，她希望讓國外知道來自台灣的媽媽包、想到台灣媽媽包就會想到CiPU。2013年，她帶著CiPU前往日本參展，之後一路拓展新加坡、馬來西亞市場，並走向歐美。目前海外市場約占喜舖營業額的三成，尤其在泰國有相當不錯的發展，在當地，喜舖媽媽包是數一數二的品牌。

▲喜舖與NBA聯名推出商品，也是一種多元的嘗試。

多元化發展》悉心打造「泛喜舖生態圈」

隨著品牌的創立以及人生階段的轉變，周品妤除了持續經營「粉紅人妻CPU」粉專，也逐步為喜舖注入不同的能量。

1. 發展選物社團：「CPU 的好好生活」社團

經營「CPU 的好好生活」社團，可說是周品妤帶貨能力的再次展現，也是強化品牌與格友（部落格粉絲）黏著度的方式之一。

開闢好好生活社團的機緣，源於兩、三年前周品妤帶產品到國外參展，趁便把法國的東西帶回來。好好生活社團因此有著更多元化的商品，「因為要好好生活，不是只有包包，你可能需要吃得好、穿得好，以及生活或旅行相關的美好生活。」

CPU好好生活社團的選物，除了具有周品妤本人的風格，也有喜舖的質感，並依據「好好生活」的核心理念挑選物品，例如食物、親膚類的產品，會嚴格篩選「無毒、沒有添加物、不含色素」的商品。周品妤強調，健康、合理，能夠負社會責任的商品，才會推薦給大家。

▲疫情期間，喜舖緊急因應推出防疫商品。

疫情爆發後，包款類商品需求降低，周品妤也迅速應變開發防疫相關商品，例如口罩、抗菌清潔用品等。與此同時，CPU好好生活社團也創造了不容小覷的營收。2020年，喜舖營業額破億，整體業績不減反增。

2. 品牌新嘗試：開設「喜室好好」1號店

當孩子逐漸成長，周品妤的人生階段有了不同的課題，喜舖也跨入了新階段：「2019年我們剛好成立10週年，以往在台灣都選擇百貨通路，在全台北、中、南各有一個指標性百貨設有我們的專櫃，但我們從來沒有做過街邊店。」

周品妤開始設想是不是應該有一個地方，讓大家可以看到不一樣的品牌感覺，她希望可以把好好生活社團細部的風格融在一起，做一個新的嘗試。這樣的想法，催生了「喜室好好」1號店，周品妤預計將品牌更多想要做的事情，透過這家店來達成，「它是我們一個概念店的呈現。」

喜室好好1號店位於並非一級戰區的民生社區，在周品妤眼中是個有點悠閒又帶點文創氛圍的商圈，疫情爆發前有很多來自香港、日本、泰國的觀光客，這三個國家也正好貼合喜舖的海外市場。

▲除了喜舖的包包，喜室好好也會依主題、季節，陳列不同的選品。

作為一家「複合式、主題式」的選品店，喜室好好除了陳設喜舖的商品，也有不同主題或是季節性的選品，比如有機環保或是復古風主題，讓客人每次來店時都有一些不一樣的感受。

除了銷售商品，喜室好好1號店另一個核心是「給媽媽紓壓」。來到店裡，媽媽們除了在粉色悠緩的氛圍中閒逛，還可以喝到「很解壓的珍奶」。這裡也提供瑜珈、精油或是與自我療癒相關、讓生活有個美好感受的活動與課程，讓媽媽們放鬆又成長。

▲周品妤認為，媽咪過好自己，自己快樂，家人才會快樂。

有別於以親子為主軸的媽媽教室，周品妤希望喜室好好以媽媽為主體，針對媽媽個體的需求去發展，「雖然小孩子很重要，但這就是人生的一個過程，最終還是剩下妳自己。所以，不管妳有小孩也好、沒小孩也好，也不管小孩幾歲，妳還是要記得自己，要保留一點點自己。」

▲錄製Podcast節目「好的頻道」，散播品牌的理念，也強化粉絲與品牌的連結。

3. 就是愛分享：開直播、Podcast「好的頻道」

做為一個部落客，周品妤一路上盡情分享、散播自己的熱情與樂觀，奔放且毫無保留。從去年開始，周品妤與溝通教練陳煥庭一起做直播，其後開始經營自己的Podcast節目「好的頻道」。

這些操作主要不是在導流，而是分享各種主題，例如「好好說話」。周品妤表示：「我們覺得好好說話太重要了，不管跟伴侶、同事、小孩也好，都應該要一起練習好好說話，因此我們的頻道就叫做『好的頻道』。」

喜舖公關黃偉東強調，雖然影音內容沒有帶回直接的業績，但是後續相對的粉絲黏著度是正向的。因此，今年會再加強影音或是YouTube的布局，讓「粉紅人妻CPU」、「好好生活」社團以及「喜室好好」1號店，三者能夠線上線下整合，成為一個「泛喜舖生態圈」。

▲從個人品牌到商業品牌，一路上雖然艱辛，但周品妤認為，因為有熱情存在，就不會覺得苦。

始終如一》熱情是堅持的根本

從個人品牌到商業品牌，一路上雖然艱辛，但周品妤認為：「因為有熱情存在，就不會覺得累，就不會覺得苦。」她熱情地說：「就像喜舖的Slogan──Hi, lovely journey，人生既然就像一場旅行，沒有人知道到底會遇到什麼事情，只能告訴自己，這些都是一個磨練的過程，都會過去，只要過去了，就會讓你變得更強壯。」

「人生就是一場旅行，就是一場修行。這是我現在應該要面對的事情。當我沒有克服這件事情，之後它就會重複出現來考驗我，那我要去克服它，跨過去再往前走。」周品妤總是如此鼓舞自己與粉絲。

那麼，熱情的原點是什麼？周品妤思索片刻說道：「我的熱情在於能夠『解決問題』。我覺得設計或者做商品，就是在解決生活裡的痛點，就是引用一些方法，讓你的生活可以更便利或更美好。」她享受於這種「可以把事情變得更好」的感受，在她眼中，開發商品是很酷的，行銷也是有趣的，甚至客服都是很有趣的部分，因為它們都在「解決問題」。

周品妤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如果我的存在，或者我們品牌的存在，可以讓喜歡我們的人得到一些正向、開心的感覺，或者是一點點療癒，我會覺得今天的努力都還滿值得的。」

CiPU喜舖大事記

2010年：創立品牌。

2012年：喜舖媽媽包締造全台銷售第一成績。

2013年：拓展海外市場，銷往新加坡、馬來西亞、日本。

2015年：推出亞洲第一個100%寶特瓶回收紗製作的媽媽包。

2017年：達成海內外30個銷售據點。

2019年：成立「喜室好好」1號店及「CPU 的好好生活」社團。

2020年：開展Podcast「好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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