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國非官方數據顯示，中國目前約有14億人口，但中國已經建成的房屋可容納34億人居住，而目前中國樓市房屋租賃人數卻超過2億人，顯示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扭曲狀態。

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日前公布《住房租賃條例（徵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據統計，目前中國房屋租賃人數已超2億人。在這其中，外來務工人員的租房需求尤為旺盛。

中國暨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行政管理系主任王子成表示，目前舉家外出也已經成為勞動力遷徙的一種重要形式，公租房拆套（拆分為小單位）顯然無法滿足外出務工者家庭的居住需要。未來的政策方向，也應該推出面向農民工群體長期居住需求的小戶型公共租房。

官方公布的《住房租賃條例》明確提出，廚房、衛生間、陽台和地下儲藏室等非居住空間不得出租用於居住，違規者最高將處以50萬元人民幣的罰款。

一邊是超過2億人還需要租房居住在廚房、衛生間、陽台和地下儲藏室等地方，另一邊是大量的房屋處在空置狀態當中。

一項非官方數據顯示，中國已經建成的房屋可容納34億人居住，這還不包括農村自建房、小產權房等房源。而目前中國只有14億人口，房地產市場總體情況是供大於求。同時，各大中城市房子的空置率也居高不下，多數在20～30%之間。中國房地產的空置率已經遠超10%的國際警戒線。

西南財經大學發布《2019中國家庭財富健康報告》估算，中國每個家庭住房資產占比高達77.7%。由於房地產超強的造富能力，投機炒房盛行，2017年中國的空置房已高達6,500萬套。

《看中國》特約評論員任重道撰文指出，現在中國的房價真降下來，買房的人和相關部門都害怕，地方政府害怕釀成群體事件、銀行害怕棄房斷供的人增多、房地產商害怕高價拿地沒辦法開發，但房價真繼續漲大家更害怕，這也成為習近平不得不憂慮的問題。

阿里巴巴集團創始人馬雲控制著的中國金融科技巨頭螞蟻集團，原定11月5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和香港交易所兩地上市。但是被中國官方叫停其上市，並且公布文件直接限制螞蟻集團旗下「花唄」、「借唄」的業務。中國銀保監會等多個部門起草文件，要求未經批准的小額貸款公司不得跨省級行政區域開展網絡小額貸款業務。

螞蟻集團實際控制人馬雲在上海外灘說了一番話，之後立馬遭約談，該集團上市也被叫停，隨後官媒連續追打，官員出來放風，馬雲瞬間成了中共當局的棄兒。已有消息說，馬雲觸怒了習近平，習近平親自剎停螞蟻上市，而事件背後，被分析為形同摧毀一場「金融政變」。

馬雲背後有「靠山」？

《華爾街日報》13日報導稱，是習近平親自叫停螞蟻集團公開上市案。馬雲10月24日在上海外灘金融高峰會上長達20分鐘的演講則是導火線。

馬雲當時重批中國銀行界對貸款要抵押的「當鋪思維」。他還說：「中國金融沒有系統，也沒有系統性風險。」他又批評「巴塞爾協議」（Basel Accords，即資本充足協定）是過時的「老人俱樂部」所制定的風險標準，打臉以國家副主席王岐山為首的金融幫。

《華爾街日報》援引知情人士說，習近平閱讀了有關馬雲這次講話的政府報告，他和其他一些高層領導人都非常憤怒。

報導還稱，螞蟻集團上市被叫停，是馬雲與中共政府多年來緊張關係的一次總爆發。習近平已越來越不能容忍資本和影響力不斷壯大的大型民營企業，這些民營企業被認為是對習近平統治地位的威脅。在中共黨內，一些派系也認為這些大型民企威脅到了他們追求的穩定局面。

但中國監管機構對螞蟻集團的約束，曾遭遇該公司投資者的強烈抵制，這反映出馬雲得到過中國政界和商界一些高層人士的支持。

報導特別提及，螞蟻集團的股東包括博裕資本，這家私募基金的合夥人包括中共前黨魁江澤民之孫江志成。

《美國之音》此前報導稱，馬雲據傳屬江派勢力，與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交情匪淺，而江志成也是螞蟻的原始股東之一的博裕資本（約持有螞蟻3%股份）背後的管理人，其他股東還包括，復星系創辦人郭廣昌、巨人集團的史玉柱以及通海控股的盧志強等親江派的企業人士。另外，如同明天集團創辦人肖建華，馬雲據傳也是中共權貴紅二代的洗錢工具。

報導還援引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前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表示，在中國，一般生意人不能挑戰當權者或監管單位是常理。但馬雲不是普通人，說話有一定的影響力，而且螞蟻股東中江派人馬、紅二代都有，勢力也不小，這些都讓人對螞蟻真正被封殺的原因難以看透。

螞蟻潛藏「反習勢力」

台灣智庫諮詢委員董立文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仔細看螞蟻集團所服務的業務內容範圍，用中共的話來說就是「偷吃了國有銀行的奶酪」。螞蟻集團不僅包含所有中國國有銀行業務內容，若將螞蟻集團跟過去阿里巴巴集團兩者連起來看，螞蟻集團在未來的發展，就足以媲美一個政府的規模。

董立文說：「它其實就是一個政府了。包含日常生活用品流通、每人的金融交易，加上螞蟻金服，已經變成一個龐大的帝國，又掌握這麼多人，將不在中共控制之下，這是中共所不能容忍的。」

中華亞太菁英交流協會祕書長王智盛也表示，螞蟻集團所包含的金融、借貸體系，基本上跟銀行無異，加上螞蟻控制中國7億以上人口的信用、保險、小額借貸，而直接跳脫銀行體系，如果不受控制將會成為一股難以掌控的勢力。王智盛認為，螞蟻集團等於是對金融政權最直接的挑戰，「尤其當螞蟻所合流的，倘若是反習派勢力，將會帶來巨大威脅。」

王智盛解析，原先中共高層想循著阿里巴巴模式，讓螞蟻做大後，再收歸國有。但馬雲妄議中央的言論一出，讓中共認為馬雲這次是吃了秤砣鐵了心。因此，必須在螞蟻集團壯大前一刻，緊急出手。

資深媒體人、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早前也在臉書分析道：「……如果螞蟻潛藏著反習派的股東？螞蟻上市市值可能竄升至4,000億美元以上，這個力量非同小可……也許這是一個線索。」

謝金河說：「螞蟻上市案中止，肯定是一個大事件，也可能牽動著中南海政局的變化」。

海外媒體曾報導，2015年中國股災就是江派對習近平當局發起的一次金融政變。股災後，習近平開始全面收緊金融監管，大舉清洗金融界。

（續217期）長期觀察中國醫療問題的台大醫院雲林分院泌尿部主任，同時也是台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會副理事長的黃士維醫師指出，中國的醫療體系和正常的民主社會不同，除了醫治病人的一面之外，基本上還是一個由共產黨組織領導、為黨服務的工具。

黃士維醫師表示，在利益掛帥的中國醫療市場中，早已隱藏著被刻意忽視的三大醫療悲劇──血禍、活摘器官，以及對疫情的隱瞞。215期已經披露了中國的「愛滋病血禍」，217期為慘絕人寰的「活摘器官」，本期則為中共對「瘟疫」的欺騙隱瞞。以下即為黃士維醫師的專訪紀錄：

中國醫療悲劇之三：瘟疫

「疫情」又是中國另一個國家機密、隱瞞的重點。

● 2003年SARS殷鑑不遠

2003年中共對於SARS疫情的隱瞞造成了台灣、香港、新加坡、越南、加拿大的社區感染，導致嚴重的傷亡和經濟損失。

當時SARS在中國的疫情自2002年11月就開始從廣東蔓延，中共同樣封鎖任何疫情訊息，一直到隔年2月份才第一次跟世界衛生組織通報有非典型肺炎病例，同時宣稱疫情只侷限在廣東並已得到控制，而且廣東是很安全的。但事實上，這時疫情已經向海外（如香港、台灣）傳播，也在全中國蔓延。

● 中共隱瞞疫情種下惡果

到4月份，香港、台灣、越南、新加坡、加拿大已經遭到SARS的重擊時，中共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在4月3日還公開稱：「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SARS），死亡3例。中國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一直到第一個吹哨人蔣彥永醫師透過關係向美國媒體《華爾街日報》與《時代》雜誌發布書面聲明說：「到4月3號為止，單是被總後勤部指定為收治非典型肺炎的309醫院，已經接收了60個感染非典型肺炎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6人死亡。」世人才看到中共對疫情的隱瞞。

但是事後中國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沒有隱瞞疫情，只是報導疫情時間有落差。如果我們看最後公布的數字：中國只有5,327個案例，349人死亡，而香港卻有1,755人染病，299人死亡，且全中國的案例只有集中在北京和廣東，其他省份全是零星的疫情。也就是說，香港一個彈丸之地的死亡人數就幾乎等於全中國，這樣的數字真的是透明、沒有隱瞞嘛？

更可悲的是，中國謊報的數字，造成SARS疫情死傷最慘重的是海外華人，因此沒有任何國家或國際組織想要追究或者研究中共的隱瞞疫情。

● 2019年武漢肺炎（COVID-19）

2019年12月，中國網路上已經開始傳出武漢有「新型肺炎」的訊息，但是很快的，吹哨人李文亮醫師被處分，各種討論疫情的訊息也被封鎖。到2020年1月中，武漢肺炎已經開始傳到海外，但一直到1月23日中共才公開承認武漢疫情嚴峻，實施封城。在農曆新年期間，中國各地也實施各種形式的軟封城（或稱「半封城」，指社區封閉式管理）、硬封城（當地陸海空交通要道完全封閉）措施。除了封城措施，我們也看到中國從1月份起在世界各地大量購買防疫物資運往中國。

但是伴隨這些嚴厲的防疫措施，令人訝異的是，外界卻看到中國「不怎麼嚴重」的疫情數字。截至8月5日，中國確診數為84,528，死亡案例4,634，和4、5月時幾乎沒有太大變化。15億人口只有數萬確診病例和數千死亡病例，而且80%的確診病例和95%的死亡病例是在湖北武漢，其他省份只有零星死亡案例（和SARS的統計數字類似）。

世界衛生組織和中國這樣的疫情報告，讓西方國家和很多醫師在初期不免相信，這場疫情就像「新型流行性感冒」一樣，只要採取「佛系防疫」就足夠了。同時中共也給了一個疫情發展說法：中國疫情會在2月中達到高峰，4月底結束。之後，我們也奇蹟地看到，在4月22日當天，中國眾多省份（除湖北、武漢外），確診同時歸零，開始復工。

● 再次隱瞞真實疫情數字

然而緊接著，伊朗、義大利、南韓疫情出現，之後歐美國家的疫情也日益嚴重，大家才恍然大悟，被中共的「數據」騙了。而且當回溯早期歐美病例發現，疫情恐怕早在武漢封城前已經傳出去了。

在歐美國家疫情嚴重時，中共突然成為「救世主」，是唯一能夠提供大量防疫物資的國家，高調宣傳自己防疫成功，制度優越性還加大宣傳健康版的一帶一路──健康絲綢之路（Silk Road of Health），同時甩鍋病毒不是來自中國。

在全球質疑中共數據下，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在世界衛生大會上公開表示中共疫情公開透明，沒有隱瞞疫情，而中共也定調疫情只有在初期武漢地方政府有所延誤，1月23日之後就完全透明。這樣的定調，也代表著世人永遠不會知道真相。另外也警告中國人，尤其是醫藥衛生界人士，不要洩漏任何疫情資訊。但是數字告訴我們，中共不只有病情初期隱瞞，在1月23日更是嚴重隱瞞數據，欺騙世人。

▲中共醫療體系長期擔任中共隱瞞資訊、迫害人權的幫凶，似乎也註定之後會有更大的災難。中共病毒禍延全球不會是最後一次。Adobe Stock

總結：世人應看清中共真面目

黃士維醫師總結道，從中共建政以來，我們看到官方對各種數據的隱瞞導致中國人的死亡，如大躍進時期的畝產萬斤糧，導致4,500萬人非自然死亡。而改革開放後，中共並沒有改變。以中國醫藥衛生體系而言，所有的統計數據仍然是為政治服務、為黨服務，而不是一個透明的體系。經濟數據的隱瞞，會導致人民財產的損失，而醫療數據的隱瞞更為嚴重，將導致人們生命的損失。

隱瞞愛滋病，苦的是中國底層百姓，卻讓需要血液製劑的病人獲益，讓藥廠賺錢；隱瞞活摘器官，受害的是中國被迫害的法輪功學員與其他被剝奪人權的信仰團體、少數族群，卻讓需要器官的人獲益，讓醫藥體系牟利；隱瞞SARS疫情，最大受害者則是中國百姓和海外華人，只有中共政權獲利。但長久以來這些問題，都得不到國際組織和國際社會應有的重視。

然而，中共醫療體系長期擔任中共隱瞞資訊、迫害人權的幫凶，似乎也註定之後會有更大的災難。中共病毒禍延全球不會是最後一次。只要人們在經濟利益面前，持續對中共醫療體系的隱瞞和不透明、對中共迫害人權保持冷漠和無知，這樣的悲劇勢必會再發生，而且將會是人類更大的災難。

「戈巴契夫先生，推倒這堵牆吧！」（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這句名言是美國總統雷根1987年6月12日站在西德布蘭登堡城門的柏林圍牆外，向牆內蘇聯領導人的喊話。兩年後這句話成真了，柏林圍牆倒塌，蘇聯共產政權在人民歡呼中瓦解。如今，美國政府再度拋出「推倒（中共）防火牆吧！」的豪語，引人猜測是否將成為瓦解中共政權的導火線。

美國國務卿表示將推倒中共網路防火牆

共產黨建立的國家皆是「牆」國，過去蘇聯封鎖東西德邊界，修築圍牆把東德人封鎖在牆內，斷絕與外界的資訊往來；現在中共蓋的是網路超級長城，控制中國人民獲得一切官方不同意的訊息。這兩個共產政權的基礎都建立在謊言及暴力之上，深知一旦人民有能力獲得真實訊息、了解真相，將賦予人民力量將政權瓦解。

今年9月美國國務院次卿柯拉克（Keith Krach）旋風式訪問華人民主燈塔的台灣後，飛去德國柏林重溫當年東西德民眾推倒柏林圍牆的歷史時刻，並且站在美國大使館雷根總統雕像旁，引述雷根的名言向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喊話：「三十多年前，雷根總統說，『戈巴契夫先生，請推倒這堵牆。』如今柏林牆沒了，但新的數位城牆卻出現了，那就是，中國防火長城（Great Firewall）……中國防火牆將中國人民與自由世界隔離，就像柏林圍牆把德國人彼此隔開一樣。三十多年前，柏林圍牆被推倒了。因此，我在這裡借用雷根總統的話說，習先生（習近平），請推倒中國的防火牆。」

接著，美國國務卿龐培歐（Mike Pompeo）11月10日在美國雷根研究所（Ronald Reagan Institute）發表演講時，明確表示中國人民渴望自由，且「美國要確保中國人有管道獲取資訊、資料及所有他們需要的訊息」，並表示要幫助中國人民「推倒（中共的）網路防火牆」（tear down this firewall）。這是美國目前最高層級官員，公開針對中共的網路封鎖說明美國政府的立場及行動，延續之前公布的對中共戰略方針，切割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的關係，協助中國人民捍衛基本人權及普世價值。

中共網路極權擴張危害全球

「防火長城」（Great Firewall）是中共1999年起建立的一套網路審查系統，監控公共網路，並過濾中國境外涉及敏感內容的網站、IP位址、關鍵字及網址等，又稱中國防火牆、網路長城、長城防火牆或國家防火牆。中共不斷強化對網路的控制，在2001年開始構築「金盾」工程，連結中國國內所有資料中心，進行國內全面網路資料過濾與審查。中共網路極權就此誕生，中共可以恣意地控制國內所有訊息，中國網友喪失發言權與知情權，微博、微信文章和留言會莫名地被消失、帳號被封鎖，國外網站Google、Facebook、YouTube、Instagram通通都無法連上，更無法在Amazon網購。中國網友必須透過VPN或「自由門」和「無界瀏覽」等各種翻牆軟體，才能突破中共過濾設備，自由地閱覽任何網站和新聞論壇。

我們常以為，中共網路極權下的受害者只有中國人，這完全嚴重低估了中共防火牆的威脅。這次中共隱匿武漢肺炎疫情，導致全球疫情大爆發，成了中共網路極權危害全世界的血淋淋例證。武漢肺炎迄今全球感染人數超過5,980萬 人，死亡人數超過141萬 人，各國經濟停擺，大量人口失業，全球經濟倒退二十年。如果中共當初能及早承認疫情，公開所有資訊，並讓疫情訊息自由流通，各國就能正確地快速反應，避免釀成眼前這場世紀之災。

除了封鎖消息，中共防火牆還可轉守為攻，發動「大砲攻擊」，摧毀外國網站（詳情可參閱在本人之前文章〈GreatFire：反中共網路封鎖的自由戰士〉，《看》雜誌198期）。因此，不應該只有美國，而是世界各國都應該站出來要求中共解除網路封鎖，都應該協助中國人民推翻這堵防火牆。

推倒防火牆的幾種方法

1. 網站內建「反防火牆」程式

雖然美國國務卿龐培歐講說要「推倒」網路防火牆，但實際上目前美國政府的首要策略是「規避」，而非將中共整套網路防火牆程式及硬體設備摧毀。根據《美國之音》報導，美國全球媒體總署（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行政總裁邁克爾‧帕克（Michael Park）今年8月宣布正式恢復網路自由辦公室，並表示正在開發網站內建「反防火牆」程式。該辦公室將致力「支持測試、部署和管理反審查技術，以繞過一些極權政府如中國和伊朗使用的互聯網封鎖、過濾和其他審查」，這將協助中國大陸網民自由且安全地訪問被封鎖的外國網站。

▲「星鏈計畫」（Starlink），目標是在地球上空布署1.2萬顆低軌道通訊衛星，形成一套星鏈狀的「全球網路通訊系統」。Adobe Stock

2. 馬斯克「星鏈計畫」

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從2015年開始推動的太空高速網際網路計畫──「星鏈計畫」（Starlink），目標是在地球上空布署1.2萬顆低軌道通訊衛星，形成一套星鏈狀的「全球網路通訊系統」。2018年2月22日SpaceX成功發送火箭，將兩個實驗通訊衛星送上軌；2019年，執行長馬斯克一次把60顆衛星送上太空，並成功使用星鏈的網路服務在推特上發推文。星鏈計畫目前看來勢在必行，預計在未來幾年內可提供全球網路服務，一旦成真，將帶給中國網路體制革命性的轉變。中共防火牆將再也無法防堵民眾連結低軌衛星的網路，中國網友屆時不用翻牆就可以自由瀏覽外國網站。

3.「Bridgefy」藍芽分享

Bridgefy已經是世界各地抗議人士首選應用程式，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時，許多香港青年為了避免被中共和香港政府網路監控及斷網，使用一款名為「Bridgefy」的手機App。Bridgefy以藍芽技術為基礎，兩部手機不需網路或Wi-Fi即可連線，最遠連線距離可達300公尺或更遠，在網路封鎖及斷網情況下，訊息仍能保持暢通。最近Bridgefy還發布加密的新功能，使訊息能安全地發送及接收。

全球唯一超強的美國是自由世界的旗手，是全球第一個、也是除印度之外按人口計最大的民主國家。這個國家的選舉居然出現問題，當然舉世矚目。執政的共和黨說，這次選舉被「偷竊」。有這種可能嗎？

在五十多年前，美國就有過總統選舉作弊，主角也是左翼民主黨。1960年總統大選，民主黨的甘迺迪對共和黨的尼克森。兩人旗鼓相當，最後要取決於伊利諾州的選舉人票。結果甘迺迪的父親通過芝加哥的民主黨市長、跟黑社會關係密切的戴利（Richard Daley），用大批死人票給甘迺迪灌票，最後使甘迺迪贏了伊利諾州而當選總統。這點不要說史家有記載，後來戴利本人死前也承認。

但那次民主黨作弊沒造成大風波，因當事人尼克森為顧全大局（保持美國政局穩定）忍了，沒到法院打官司。但這次不同了，川普總統「不忍」，認為自己贏了選舉，左媒宣稱的拜登勝選是「作弊」結果，民主黨盜竊了選舉。

這次和1960年代甘迺迪選舉作弊有異曲同工，也是發現很多死人票，人已死多年（有的甚至已死幾十年）但仍「投票」了。在內華達州，就發現有很多死人票。但更嚴重的作弊是「活人假票」，即所謂「灌票」。

武漢病毒給了左派作弊機會

這次大選正值全世界都被武漢病毒肆虐之際。病毒不僅造成全球一百三十多萬人喪生（截至11月中旬），更成為美國民主黨的黨爭工具。在整個大選過程中，民主黨始終抓住「病毒」大做文章，強調川普總統要為美國因病毒死亡的人負責，說是川普防疫不利。事實是，武漢病毒是全球性的，有188個國家遭到侵害。病毒來自中國武漢，當然不是川普造成。如按左派邏輯，全世界188國領袖都得辭職下台。但左派及其媒體卻不顧這個基本事實，大造輿論，就此攻擊川普總統，以期造成他「失策失誤」印象，降低他當選連任的可能。

左派抓住疫情大作文章的第二招，是強調疫情期間投票影響選民安全，所以很多民主黨掌權的州修改了州法，大規模的發放郵寄選票（即台灣說的通訊投票）。這個郵寄票，為大選作弊提供了巨大的機會。

以往絕大多數選民都是排隊現場投票，檢驗身分證、當場簽名等，這樣就很大程度地避免了冒充投票、死人投票、尤其是不合格選民投票等弊端。而現在全國各州都廣發郵寄票，只要求填社會安全號、駕照號碼、簽名就可以了。而在美國的非法移民，一般都有社安號、駕照等，連很多外國留學生也有這兩種文件，結果導致很多選票不是來自合法選民。民主黨強調「每一票都應計算」，而共和黨強調「每一張合法選票都應統計；不合法、不合格的要剔除」。這裡關鍵就在「合法」兩字，而不是在「選票」兩字。

像在民主黨掌權的內華達州，就查出有一萬多人重複投票，即他們在加州投了票，也在內華達「郵寄」了選票。郵寄票成為這次大選的最大病灶，衍生出無數的後遺症。

沒有監票員的計票就是「做票」

另外，這次大選在民主黨掌權的幾個搖擺州，很多共和黨的監票員被限制監票，甚至被趕出去。很多選票是在沒有監票員的情況下計算的。川普總統的律師團拿到的監票員證詞（有幾百人作證）展示，像在民主黨掌權的賓州和底特律等計票中心，很多投給拜登的票被重複刷機，三次、四次地計算，完全是做票。

川普總統的律師團隊主將朱利安尼說，重複刷票導致很多地區出現選票超過選民人數的現象，在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市和郊區的威恩縣，有三分之二的選區收到的選票是登記選民的兩倍甚至三倍；一般來說，80%的投票率就都有點超常（overbite），現在是200%甚至300%的投票率，當然絕不正常。

在民主黨掌權的密西根州，選票數量竟達「全州居民」的80.91%，超過該州「成年人數」。密西根州的投票率高達89.27%，另一民主黨掌權的威斯康辛州投票率也高達89.27%，這麼高的投票率完全反常，因為美國近年的投票率一般都在60%左右。

另一個更反常現象是，在美國選舉歷史中，第一次在選舉之夜，幾個民主黨掌權的州，突然停止計票，但不給出任何理由。若干小時之後，突然湧入大量拜登的票，有些地方的選票甚至全都是給拜登的（過於不合常理。因為即使在民主黨人居多的地方，也不可能完全沒有川普的票）。在湧入這些拜登票時，共和黨的監票員不被允許在現場。如果沒有暗箱作業，應該請對方的監票員在場，顯示公平，也杜絕以後的質疑或指控。如此肆無忌憚地阻止共和黨人監票，明擺著是要直接黑箱作業。

多米尼軟體成了「多貓膩」

除了這些反常還有一個非常可疑點，就是美國有30個州這次使用了一種叫做「多米尼」（Dominion）的計票軟體。川普總統的律師團隊指出，這種軟體最早是委內瑞拉研製出來的，為的是選舉作弊。使用這種電腦軟體計票之後，委內瑞拉的前任總統查維茲（Hugo Chávez）、現任總統馬杜洛（Nicolás Maduro）「贏」了每一次選舉。而且過程也相似：看到反對派候選人的得票領先，就停止計票，若干小時後，再計票，就是查維茲、馬杜洛「領先了」。

這個軟體計票中心在德國和西班牙。堂堂美國的民主選舉，選票要被送到國外，在外國統計選票，這本身就反常到荒唐的地步。

為創造首位黑人總統，左派瘋狂造勢，歐巴馬才獲6,950萬票（連任6,600萬）。為創首位女性總統，左派再次馬力全開，希拉蕊才獲6,590萬票。拜登別說毫無魅力，跟歐、希選舉時的聲勢完全沒法比，他甚至都躲在地下室幾乎沒有出來競選造勢，更有兒子超級腐敗的醜聞，怎麼可能獲8,000萬票？完全不符常識邏輯。只能說明，大規模郵寄投票作弊，更可能計票軟體做手腳。選舉被偷，就是偷走美國憲政和法治。了解更多內情和證詞的前紐約市長、總統律師朱利安尼說得更直接了當：這是地球上規模最大的一場選舉騙局，是最壞的犯罪。

這次美國大選無論結果如何，都是對美國民主制度的重挫，給所有獨裁國家一個堅持專制制度的理由，而民主黨是造成這個重挫的罪魁（因為沒有任何人指控共和黨做票）。但美國民主黨絕不會認錯、反省和糾正，他們的作為對美國憲政民主制度構成重大威脅。

秋高氣爽，因為武漢肺炎疫情不太嚴重而準備吹起旅遊泡泡的香港，卻因為政治掛帥的防疫政策而出現第四波疫情來襲的徵兆。而更可怕的，卻是港共當局利用《香港國安法》，不論能否套上，都對香港民主派人士進行更全面的秋後算帳。因此雖然是秋末時分，溫度居高不下，白色恐怖籠罩香港，宛如肆虐的「秋老虎」。

白色恐怖的最大標誌始終是暴力鎮壓任何反抗，最具象徵性的又是大逮捕。在《香港國安法》頒布後，無限上綱成為常態，因此諸如「光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已經成為如同當年的「反革命口號」而被嚴禁，連「康復香港」也不許說。異議人士更是動輒得咎，當局還回首進行清算。在逮捕了《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大名人，讓他們取保候審，等於烙上「嫌犯」印記後，隨時可以被享以「無產階級專政鐵拳」。

逮捕行動也逐漸擴大，理由更是各種各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香港的「白色恐怖」

最近的逮捕行動發生在11月1日。7名民主派因今年5月8日立法會內會衝突，而被警方拘捕，各人分別涉違《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下的「藐視罪」及「干預立法會人員罪」。被捕者包括民主黨主席胡志偉、黨員尹兆堅、黃碧雲；工黨張超雄及其議員助理、工黨主席郭永健；還有月前已經不願「留守」續任而辭職的前立法會時任議員的人民力量主席陳志全、議會陣線朱凱廸。

半個多月後的11月18日，朱凱廸與陳志全再次被捕，另有民主黨議員許智峯。罪名涉早前在立法會潑臭水阻《國歌法》三讀，令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煩躁不安，精神受創」，同被起訴「侵害人身罪」及「藐視罪」。

不同政黨因為不同意見，在立法會內部使用技術性阻撓發言或表決，甚至出現一些肢體衝撞，是民主國家的常見事情，尤其是少數黨的意見被藐視的情況下。現在在香港卻成為「罪行」而可能被逮捕審訊而被罰款或監禁。問題還在出現肢體衝突是兩方面的事情，建制派完全無罪，民主派有罪，根本就是針對一方的白色恐怖。

立法會主席如果見到這種事情無能處理而「煩躁不安」，甚至「精神受創」，那就應該自行辭職並尋求醫療，根本沒有資格再擔任立法會主席。看看台灣的歷任立法院院長，哪個因為內部騷擾甚至打架而精神受創抓人？就是太陽花運動占領立法院，也是和平落幕。看來梁君彥應該到養老院去安享晚年比較合適，哪有資格呆在立法會裡？

立法會奪印與議員總辭

除了大搜捕外，香港人民與中共的各種矛盾衝突，焦點都是在是否按照《基本法》讓香港實現一人一票的普選，占中運動、雨傘運動、本土運動等等都很明顯；就是反送中運動，歸根結底也是要求香港人民有當家作主的權利，豈可把司法交給無法無天的中共？

也因為如此，在香港疫情稍微緩解的時候，中共對香港進行的大規模手術就是針對含有若干民主成分的選舉。1963年，中國有一部八一電影製片廠出品的電影《奪印》，描述農村裡的階級鬥爭，就表現在誰能搶到代表權力的印章（圖章）上。這部電影被中共拿來作為「階級教育」的重要課程。三年後爆發的文革，就是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向劉少奇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奪印；全國上下都在奪印，都是自稱是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要來掌印，內戰打到毛澤東死去，這個印章由華國鋒手裡再被搶到鄧小平手裡，暫告一段落。後面的奪印就比較有規則進行，但也是暗潮洶湧。香港的奪印，就是要把香港立法會徹底變成中共的橡皮圖章。

去年的香港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含本土派）拿了近九成席位。代表「黨的領導」的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被問罪下台。所以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眼看民意也在民主派這一邊，民主派做過預選也是這個結論，封殺這場選舉就無可避免了。而他中共最好的理由是疫情原因。特府可以就疫情禁令豁免許多事項，就是不去豁免選舉。特首林鄭月娥遂在7月31日宣布引用《緊急法》押後第7屆立法會選舉，同時請求中央處理推遲立法會選舉而出現的立法機關空缺問題；8月11日人大常委會正式決定，讓第6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不少於一年。

四年前選出的香港立法會，因為京共港共採用各種手段打壓，原本70位議員，多人被DQ（Disqualification，取消資格），民主派已經被打得七零八落，無法保持三分之一席位的關鍵少數。在當局宣布選舉延期後，原來的班子繼續連任，民主派議員是否繼續連任？民意也相當分歧，有的主張全部總辭以示抗議；有的主張繼續連任，保留一個發聲的平台。年輕一輩則多主張以總辭來表達抗議。

為了讓停止選舉的場面好看一些，當局暗中鼓勵民主派議員繼續留任，以示「共識」。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在9月中旬宣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決定不論現屆議員是否延任，均可獲發四年任滿酬金；如議員延任並完成整個餘下任期，即由下月至第六屆立法會延任期完結，將獲發另一筆任滿酬金。倘議員決定不延任，須於9月30日前書面通知立法會祕書處，該議員可按現行指引申領結束辦事處的開支。目前立法會議員月薪為10.1萬元（港元，下同），任滿酬金為四年所得薪金15%，約72萬元。對窮得要死的民主派來說，這些錢很有吸引力，何況還要養一批助理。

但是最後仍有三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拒絕連任，他們是公民黨陳淑莊、人民力量陳志全、議會陣線朱凱廸。其中陳淑莊大律師因為腦部腫瘤剛開過刀，也被港共起訴過，宣布退出政壇。而陳志全與朱凱迪後來的被捕，顯然是對他們拒絕延任的報復。

然而才過一個多月，留任的立法會議員再度被港共追殺。

▲香港於2020年11月11日剝奪了四名民主派議員的席位：梁繼昌（左上）、楊岳橋（右上）、郭榮鏗（左下）和郭家麒（右下）。Getty Images

11月11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事前未作任何預告下，公布DQ相關立法會議員的決定。委員長栗戰書主持了13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3次會議閉幕會並作講話，聲稱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依法維護國家安全、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的又一重要立法。

被DQ的四位立法會議員分別是楊岳橋（公民黨黨魁）、郭榮鏗（公民黨）、郭家麒（公民黨）以及梁繼昌（公共專業聯盟副主席）。前兩位是大律師，後兩位是醫師與會計師，都是香港的專業菁英人士。DQ即時生效。

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取消這四人的立法會議員資格，列明「議案是應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請求而提出」。他們的罪名竟是不擁護《基本法》、不效忠特區。這種空泛的罪名不是由法庭決定，而是由林鄭個人決定。這就是香港的法治？

特區政府的翻雲覆雨，明顯是對民主派的羞辱。顯見林鄭這位小人的狹隘報復心理。這四位傑出的專業人士，一般表現都比較溫和。港共連他們都容納不下，令人頗為意外。北京當然樂見香港人自相殘殺，他們才可以坐收漁人之利。事後不論林鄭還是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都以「愛國」為名作為判斷是否可以擔任議員的條件。然而愛國的標準是什麼？薄熙來、周永康、郭伯雄等等，難道他們不愛國嗎？他們比林鄭、張曉明還愛國，否則怎能坐上那樣高位？那是林鄭與張曉明再去努力舔習近平也坐不上的高位。

面對這個羞辱，15位泛民議員終於立即提出總辭。留下兩位，其中一位是鄭松泰，網路把他歸為陳雲根的人。陳雲根就是香港「城邦論」的始作俑者陳雲，一度被號稱「港獨之父」，但是因為後來其具體行動都是打擊民主派，支持者紛紛離去。這次鄭松泰的留任，網路上當然又再戲謔一番。

民主派議員總辭後，中共對其「清一色」應該基本滿足了。下一步不管是泛民還是本土派，都在中共強大壓力下團結起來。在「合法鬥爭」都被封殺的情況下，香港的抗爭如何打開一條出路，考驗香港人的意志與智慧；而外部環境，尤其美國總統選舉的結果，多多少少對香港也會有影響，尤其是制裁的力度。

建制派在失去敵人後，如何爭寵，應該會進一步提出各種「寧左勿右」的主張，例如有的主張還要追回被DQ議員過去的薪資，這是在逼人走上死路嗎？由於建制派內部理念上也不完全一致，相對溫和一些的自由黨也可能被其他更左的政黨追殺，實現香港成為文革期間的「驅帝城」（文革期間，受英國統治的香港被稱為「驅帝城」）。

本專欄作家何清漣11月18日接受美國《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簡稱WSJ）記者採訪。採訪提綱的中文回答稿，何清漣特別授權本刊刊登如下：

問1：您為什麼支持川普先生？你什麼時候開始支持他的？（Why do you support Mr. Trump? When did you start supporting him?）

答：自從本世紀開始，全球化越來越顯露出其弱點：削弱了美國及西方國家本國的中產階級，導致本國貧富差距加大，不顧各國大規模接收並不認同美國價值觀的經濟移民，產生了許多社會難以消化的問題。2015年的歐洲難民潮證實了這一點。當我了解到美國精英與民眾需求嚴重脫節、素有中產社會之稱的美國中產階級嚴重萎縮之時開始，就支持川普先生。當世界上所有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都強調本國利益優先之時，他的「美國優先」是正確的。美國優先還有一重考量，只有一個強大的美國，才能繼續為全球提供維持秩序這一公共財。

問2：您認為川普先生的政策對美國、美中關係乃至中國的發展有何好處？（How do you think have Mr. Trump's policies benefitted or not benefitted the U.S., U.S.-China relations and - possibly - China's development?）

答：川普總統是美國選民選出來的，第一職責是對美國與美國人負責，是否對中國的發展有好處，不是他的責任，也不應該是他的考量重點。事實證明，美國過去對中政策的基點是柯林頓前總統的設想且是錯的：讓中國加入WTO，可以促使中國進一步開放經濟，最後達成促使中國政治民主化的目的並未達成。中國確實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政治卻日益倒退，越來越趨近毛時代。

▲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是維護美國憲政不被破壞的一次檢驗。Adobe Stock

問3：您認為存在選舉欺詐嗎？如果是這樣，為什麼呢？（Do you think there was election fraud? If so, why so?）

答：2020美國大選堪稱世界選舉史上僅見的一個全方位舞弊、近於教科書式的經典案例，從傳統的收割選票方式，例如一人多次重複投票、死人投票、非公民投票、點票員改票、護理員受薪後在自己服務的養老院收割選票等手法之外，最大的舞弊發生於郵寄選票與電腦軟件系統改票，這是其他國家從未發生過的。許多事實正在漸漸浮現出來。更重要的是，這次民主黨大規模作弊，是經過事先周密準備的。

一是法律上的準備。民主黨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在2019年公布的一份長達600頁的法案House Resolution 1（H.R. 1），專門用於「選舉改革」。該法案將要求各州提早投票，必須允許選舉日和在線選民註冊，各州政府從數據庫中自動註冊選民。從而削弱了投票冊的準確性。高校被指定為選民登記中心，並且16歲的年輕人將提前兩年進行投票登記。該法案將要求「無過錯」的缺席投票，允許任何人以任何理由通過郵件投票。華府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高級法律研究員、前聯邦選舉委員會成員、選舉法專家斯帕科夫斯基（Hans von Spakovsky），在著名保守派主持人萊文（Mark Levin）的專訪中，除了詳述本次選舉舞弊的具體操盤過程，並指出民主黨為收割選票所作的準備：大選前，民主黨及其代理人提起了幾百個訴訟──這是前所未有的──所有的訴訟都試圖消除已有的缺席和郵寄選票的安全措施，如證人簽名、簽名對比，讓本次選舉陷入選舉欺詐和選票收割的泥潭。

郵寄選票容易作弊，國際社會有先例，奧地利2016年第一次大選被廢的主要原因，就是使用了大量郵寄選票。

二是對各州有問題的選舉機器不做任何改正。聯邦選舉委員會曾於2019年與2020年兩度召開有關選舉機器安全性的會議中，都曾討論過Dominion公司的機器安全標準，涵蓋投票系統的技術方面問題，特別是2020年1月9日的會議上，全美選舉委員會仍然就選舉機器的安全性開會，一些專家警告說，Dominion機器不利於有效的選民核實和選舉後的審核程序。對公司的軟件和硬件供應鏈也存在擔憂，因為至少有一個主要的投票系統供應商從中國採購零件和組件。但各州官員表示，在大選之前來不及改正了。從現有資料來看，只有德克薩斯州拒絕了使用Dominion這有問題的機器。

問4：在美國試圖應對選舉及其後果時，您認為有什麼危險？（What do you think is at stake while the U.S. is trying to grapple with the election and its aftermath?）

答：現在的問題早已不是誰當選的問題，而是維護美國憲政不被破壞的問題。《美國憲法》保護的選舉制度必須公平、透明、公正。美國的憲政民主，就是通過憲法保證的個人自由、生命安全、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選舉制度實際上是美國的政治維穩器，不管候選人是誰，都有權得到一場公平透明的選舉。對於選民來說也是如此，他們的政治權利實際上就是一張選票。但2020年的選舉大規模作弊，實際上是通過大量虛擬人口、幽靈人口變相剝奪了公民的選舉權利，讓真實選民的意志無法得到公平體現。

如果這次選舉的舞弊被放縱不追究，美國不會再有公平公正的選舉，所有的選舉都將淪為2020模式。2020年也將成為美國進入政治衰敗的重要轉折點，美式民主淪為全世界的笑柄。

問5：我看到您擔心美國的民主，並將美國的當前情況比作文化大革命。為什麼？（I saw that you are worried for American democracy and have liken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U.S.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y?）

答：我十歲開始，經歷了十年文革。今年從BLM（Black Lives Matter，黑人命貴）運動開始的很多主張，比如搶劫有理論、身分政治（膚色政治）、清除歷史並改寫、打壓不同意見的取消文化，以及在運動初期隨處可見的因膚色與言論而強迫他人請罪懺悔的行動，都一一對應中國文革的身分政治（階級鬥爭）、破四舊（清除封資修文化糟粕）、對階級敵人實行大批鬥。

BLM與Antifa（「反法西斯主義」（anti-fascist）的英文縮寫）的社會作用相當於紅衛兵，極端分子相當於革命造反派中的武鬥派。

問6：選舉鬥爭的一部分正在社交媒體上進行，涉及言論自由問題。關於如何管理錯誤信息和虛假信息，存在很多爭論。您認為Twitter和Facebook對川普先生做對還是錯事？如果沒有錯，為什麼不？（A part of the election struggle is being waged on social media and involves the question of free speech. There is a lot of debate about how to regulate misinformation and disinformation. Do you think that Twitter and Facebook are doing the right or wrong thing with regards to Mr. Trump? If not, why not?）

答：科技巨頭們利用自己的平台限制自己不喜歡的言論，這是公認的事實。有利於科技巨頭控制言論的230條款的取消及重新立法，應該成為新一屆美國國會的立法任務。

Twitter與Facebook壓制保守派言論是常見之事，左派如AOC（眾議員歐加修–寇蒂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人列出黑名單說要對保守派進行政治清算，都可以暢行無阻，Twitter與Facebook對此也都熟視無睹。保守派哪怕指出事實，都會標上標籤，說是不真實的消息。對川普總統的各種限制，更是經常出現。為什麼會如此？這是2016年以來美國主流媒體一個共識：對川普先生（後來的川普總統），可以放棄美國媒體堅守幾十年的媒體準則。（《紐約時報》：Balance, Fairness and a Proudly Provocative Presidential Candidate，By JIM RUTENBERG，August 9, 2016）

問7：您對「左派」非常批評。您認為誰是左派的一部分？您為什麼批評他們？（ You are very critical of "the Left". Who do you consider part of the Left? And why are you critical of them?）

答：任何現代社會的思想都有左右之分，但當左派壟斷教育系統與媒體行業，並用「政治正確」打壓並扼殺不同意見，形成言論專制與思想專制，就是左禍成為社會災難之時。

對社會危害最大的是分布在教育系統與媒體行業的左派。他們一是利用教育系統進行灌輸式的仇恨教育，特點是視一切不同意見為異端，將大學這個學術自由與思想自由之地變成了生產左派的工廠，一國的青年是國家的未來，培養出一代又一代左派青年，不是美國的福音；最近哈佛大學流傳一封內部信件，要求哈佛大學禁止聘請任何在川普政府裡任職的人到哈佛任教。其二，媒體本來應該秉持「事實是唯一的，評論可以自由」，是讓各種不同意見並容甚至交鋒的平台，但現在成了展示偏見的一言堂，近兩年《紐約時報》就發生好幾起解雇持不同意見的編輯與記者，有的人其實只是採訪了共和黨的一位參議員。

美國之所以偉大，就因美國主張的言論自由不僅是指包容正確的言論，還包容被認為是不正確的言論，也就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將捍衛你說話的權利」。現在的左派完全背棄了美國的言論自由原則，「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是其言論專制的集中體現。古今中外的歷史都證明一點，思想專制是政治專制的始點，美國今年以來，連杭士基（Noam Chomsky，或譯喬姆斯基）這位一向主張取消保守派言論自由的左派大宗師，都成了取消文化的目標。我希望杭士基們對此有所反思。

問8：您說美國有變得像歐洲或南非的危險。是什麼意思？什麼讓您有那個想法？（You said that the U.S. was in danger of becoming like Europe or South Africa.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What makes you think that?）

答：以法國為例的歐洲，早就被內部奉行完全不同價值觀的平行社會撕裂。2015年查理周刊事件發生後，有人說如果是美國熔爐文化就好了。他們錯了，美國那時其實已經不是Melting Pot文化（大熔爐，意指去異求同、各個族群帶來不同的文化，最後融合形成新的文化），而是Salad Bowl（沙拉碗缽，意指同中求異、不互相融合，依舊保持各自獨特文化）。法國多年來承受了不少死傷甚多的恐怖襲擊，但一直不肯放棄政治正確，每次都以鮮花蠟燭這種愛的形式回應，希望感化恐怖分子。直到今年上個月，因幾起斬首事件才願意承認伊斯蘭主義的危害。

南非是另一個模式。南非國家在曼德拉時期，是世界樹立的彩虹國家樣板，後來情況變得極為糟糕，媒體不再報導。但頭腦清醒的人都知道那裡發生了什麼，一切由逆向種族歧視造成。

美國民主黨全面開放邊境的政策與逆向種族歧視政策，將使美國陷入歐洲與南非目前的境地，因為問題是雙重的，比這些國家的速度會快得多。

問9： 您在Twitter和博客上非常活躍。您為什麼喜歡並使用這些平台？您從哪裡得到新聞？（You are very active on Twitter and on your blog. Why do you like and use these platforms? Where do you get your news from?）

答：在推特上活躍是時勢使然。中國的大外宣壟斷了海外90%以上的中文媒體，我們只有社交媒體上可以自由發言。

推特是個重要信息源，我會根據各媒體與一些經過多年檢驗認為可行的推友發布的信息尋找線索，有時候，我會請他們提供鏈接，查找判斷。做資料分析是我的強項，也是做個研究者的基本功。

大多數人認為東亞社會由於受到傳統儒教的影響，女性會有遵從三從四德的壓力。反觀歐美社會由於個人主義盛行，也多年推行性別平權，女性的自主意識與能力都較強。尤其21世紀那些

受過教育的女性，不會再受到傳統性別角色的束縛。

如果你這樣想，那今天我要介紹的這篇研究將會顛覆你對美國女性的想像。

實驗前的問卷調查

Leonardo Bursztyn、Thomas Fujiwara和Amanda Pallais三位經濟學家曾在某一家美國頂尖大學（推測為哈佛大學）做了兩個實驗，實驗的對象是該校商學院的工商管理碩士（MBA）學生。

在實驗之前，作者針對MBA學生進行了一個問卷調查，主要想知道大家會不會避免看起來太有野心或者進取心太強，以致於會傷害自己的職業發展。結果發現64%的未婚女學生表示她們曾經為此避免要求加薪或升遷，而這個比例在已婚女學生有39%，在男學生只有27%。

另外，52%的未婚女生表示她們曾經避免在會議中主張自己的意見，而已婚女學生只有33%，在男學生只有28%。

現場實驗

這樣的結果非常特別，三位學者懷疑這是因為未婚的女學生在職場裡活動時有特殊的考慮。為了驗證這個懷疑，他們設計了兩個現場實驗（Field experiment）。所謂的現場實驗，是將實驗過程設計在正常生活或者工作情境中，讓受試者不知道自己參與了實驗。正因為受試者無法察覺，所以會正常表現自己的態度以及行為。這一點跟實驗室裡的實驗（Lab experiment）不同，受試者因為知道自己正在參與某種實驗，甚至理解到實驗想要測試的效果，於是可能會刻意改變自己的態度或行為，導致實驗結果會跟真實世界發生差距。

第一個實驗是在新生訓練中進行的，受試者每人會隨機收到一份問卷，並在問卷中回答希望自己畢業後找到的工作薪水多高、工時多長、還有每月出差多少天。另外受試者也要自我評估自己的領導能力，還有職位的目標。

這些問題非常普通，也常常在各校新生入學時讓新生填寫，所以參與者不會意識到自己正在參與實驗。但實驗的重點並不是這些問題本身，而是問卷其實有兩個版本：私密版與公開版。雖然兩個版本所問的問題完全一樣，但有一個唯一的不同：在實驗開頭的文字說明部分，私密版聲稱問卷的答案不會公開，公開版則聲稱個人填寫的內容會在課堂上公開討論。

由於問卷是隨機發放，而兩種版本的問卷一樣多，所以每個人拿到私密版或公開版的機率各半。

備位新娘

問卷的結果顯示，「未婚女性」在兩種版本的回答有很大的差異：在「公開版」的受試者中，未婚女性期待年薪資比私密版的未婚女性少了18,000美金，每週工時少了4小時，每月出差天數少了7天，差別非常顯著。另外，她們也評估自己領導能力較差，而也比較沒有職涯升等的野心。

有趣的是，兩個版本中的「已婚女性」在所有的答案上都沒有顯著差異，兩組男性（未婚或已婚）也沒有呈現出差異。另外，在私密版的受試者中，已婚女性跟未婚女性的答案不論是期待的工資、工時、出差時間等也都很接近。

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未婚女性不希望在公開場合中表現出職場的優勢與對工作的興趣與野心，因為這可能會讓男性「倍感威脅」而降低對自己的興趣。而已婚女性已經死會了，所以不會在乎這些。作者將這些未婚女性因為性別角色規範而收斂自己的行為稱為「備位新娘」現象：未婚女性將自己設定成備位的新娘，希望傳遞出偏向「傳統」的形象來增加自己找到好對象的機會。

為了進一步驗證這個猜想，作者們在問卷中故意放了一個問題：自我評估「寫作能力」。由於寫作能力並不會對男人形成威脅，所以是否公開也無所謂。果然，兩組的未婚女性自我評估的寫作能力沒有呈現出顯著差異。這個問題的功能很類似醫學實驗中的安慰劑（Placebo），可以作為研究的對照組。

第二個實驗

另外一個實驗則是在課堂上進行，同樣是一個受試者不知情的現場實驗。實驗設計也很簡單：每一個學生都會被要求做以下三個工作選擇：一、高薪＋長工時的工作 vs. 低薪＋短工時的工作；二、升遷快＋常出差的工作 vs. 升遷慢＋少出差的工作；三、有社會影響力但孤單的工作 vs. 沒社會影響力但很人際互動的工作。第三個問題跟性別意識無關，也是設計出來作為安慰劑的。

教授將學生們隨機分成許多小組，然後每位學生在填答前會被告知，你/妳的答案將會在小組內跟組員們討論，但不會跟組員外的人討論。

由於分組是隨機的，所以一個未婚女性可能會被分到純女性組、純男性組、或者混合組。

實驗結果發現，在純女性組當中的未婚女性，選擇高薪＋長工時工作的比例高達68%，選擇升遷快＋常出差工作的比例為79%。一旦組裡有男性，兩個比例就大幅下降到42%與37%。關於第三個問題，未婚女性選擇兩組答案的比例則不受組員當中是否有男性的影響。

▲研究顯示，為了婚姻考量，美國女性會避免展現出對事業的興趣與野心，也會自動為了婚姻而傾向犧牲自己的事業。Adobe Stock

結論

為了婚姻考量，女性會避免展現出對事業的興趣與野心，也會自動為了婚姻而傾向犧牲自己的事業。這個現象不但不是東亞女性的專利，美國一般的女性也不能脫離這種性別角色的限制，連美國頂尖大學商學院的女性也不能免俗，可見社會規範的制約能力有多麼強大。

參考資料：Leonardo Bursztyn Thomas Fujiwara, and Amanda Pallais. 2017. "'Acting Wife': Marriage Market Incentives and Labor Market Investmen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 (11): 3288-3319.

大陸最近流行「內卷」（Involution）這個詞，台灣的讀者或許會感到陌生，但我們對內卷所描述的景象一定很孰悉。

何謂「大內卷」、「悶經濟」？

原來，內卷是一個罕用的社會科學詞彙，1963年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茨（Clifford Geertz）用以描述印尼永久輪迴幾乎沒有改變的農耕經濟，在這經濟模式下，人力投入土地的邊際報酬遞減，並趨近於零。再進一步探討，人一多，不免產生惡性競爭，於是「內卷化」現在普遍被用來指僧多粥少競爭激烈的現象，特別是，個人的努力增加，整體卻沒有進步。這和中國當前經濟現況相符，引起群眾的普遍共鳴。

例如升學考試，名額就那麼多，每個人都想上名校，最後就是大家拼命讀書解題，直到滾瓜爛熟仍不罷休。而且，升學競爭從大學一路延伸到中、小學甚至幼稚園托兒所。苦了孩子，苦了家長，也苦了老師。但這些努力，也就是為了擠進大學而已，和做學問其實還是有所區別的。由於競爭激烈，一分之差就能決定誰上第一志願，誰上第二志願，導致莘莘學子浪費多少青春歲月在些微分數上爭高下，所以說，教育被內卷化了。

進公家單位要高考，可想而知，也是內卷化。因為名額就那些，全中國有多少人想從事公職？競爭之激烈，超乎想像。為了高考，苦讀多年最後一事無成的例子不勝枚舉。而私人機構也是內卷化，當同事都在加班，朝九晚九，你敢正常上下班，時間一到立刻閃人？尤其是在不景氣時候，公司隨時會裁員減薪。但公司的業務就那麼多，大家卻無差別地把工時拉長，其實是沒有具體貢獻的。最終結果就是大家都耗在那裡。

似乎，現在的大陸不論什麼事都有人說是內卷化，進入一個所謂的「大內卷」時代。

其實，以上種種現象，台灣都曾發生，可以說是如出一轍。現在狀況或許好一些了，但我們都記憶猶新，就是所謂的「悶經濟」。大約十多年前，台灣經濟從亞洲四小龍執資訊工業之牛耳急轉直下，廠商爭先恐後地外移西進，衛星工廠體系全面凋零，許多工業區由盛轉衰。然後，年輕人就業困難，到處是低薪、無薪假、派遣工的報導。留在學校讀書深造也只是暫時的逃避，最後仍要面對長達十多年將近一個世代的悶經濟。清潔隊、郵局徵基層員工，只要高中學歷，卻來了許多大學生，甚至不乏碩士、博士。雞排博士更一度成為輿論焦點。更慘的是，在薪水不漲、就業困難的同時，物價和房價卻一路「驚驚漲」，導致年輕人生活更加艱難。

「新文藝復興革命」是解方

從經濟角度看，不論是中國或台灣，都不可能陷入1960年代印尼農業的永久輪迴。反而，悶經濟和大內卷正好是社會進行自我調整的一個重要環節。經由價格因素，如薪水、房租、物價等，非價格因素，如工時長、過勞、派遣、失業、職場惡性競爭、慣老闆等，讓人們感受到強烈壓力，必須反省調整。一方面原有的模式——讀書考試然後到大都市成家立業——越來越困難，甚至不可行；另一方面返鄉務農開店、接父母的小生意、出國闖天下變得越來越可行，甚至更為滋潤愜意。一個推力，一個拉力，讓人力資源進行有效的調整。

怎麼調整呢？從大都市大企業回歸鄉里要如何調適呢？

一般而言，現代大都市的高薪工作非常講究專業，從業人員比的是學經歷、證照資格和專業知識，簡單說，就是專業、專業、再專業，根本沒時間浪費在雜事上。那是一種窄而深入的知識，有效解決單一領域裡的各種問題。

但是回鄉務農，經營小事業卻完全相反，需要的是全面的知識，解決各種沒有標準答案的跨領域問題。例如：「今年種什麼作物比較好？」這個問題你要考慮氣候、土質、作物特性、病蟲害、市場行情、行銷通路、甚至其他農友動態等。這需要一種既人文又科學，既理性又感性，既細微又大而化之的素養，就是所謂的「文藝復興」式的全人學問。

▲每個離開大都市的覺醒青年，除了要對抗傳統價值觀之外，還要經歷一個自我學習上的文藝復興革命。Adobe Stock

因此，每個離開大都市的覺醒青年，除了要對抗傳統價值觀（認為在大都市奮鬥才有出息）之外，還要經歷一個自我學習上的文藝復興革命。從原本為考試而讀書、為專業而努力的明確目標，轉而抱持一顆好奇心，不斷探索。這絕對需要時間，但只要下足功夫，就可以打造一個具有個人特色的事業，哪怕是一畝田、一家餐館、或是一間文創工作室。

筆者一直很關注這方面的報導，認為台灣這些年來的確發生了一波寧靜的文藝復興革命。儘管規模不大，統計數字上也看不大出來，甚至找不出具體的領導人物，但現在你隨便走進一個偏鄉，都不再是窮鄉惡水的荒蕪景象，而是一個又一個隱於其間的達人或文青。他們默默努力了十多年，為我們這塊土地帶來難能可貴的經濟多樣性。

如今台灣大致上已經走出悶經濟的困局，大部分人把這歸功於成功的科技業，特別是半導體企業。固然，半導體業的貢獻大家有目共睹，但請不要忽略這群覺醒青年的新文藝復興革命，因為他們創造了一個豐富而有活力的經濟生態，有機地和土地結合在一起。

川普總統這四年任期中世界發生很大的改變，未來四年美國和世界該做什麼事？要維持現有的政策和情況，或者要回到四年前，又或者要做更進一步的改變而追求更好的情況？改變的方向又是什麼？這些問題大家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要討論溝通，不過先談一下數學極大化（Maximization）和經濟學最適化（Optimization）以及均衡和安定（Equilibrium and Stability）的概念可能讓我們更了解近年變化的性質，以及未來正確的改變方式。簡單地說，改革常分為「破壞既有」和「建設未來」兩部分，川普總統這四年做了前一部分，即打破既有觀念和既得利益所釘住的現狀。未來世界的領導者，則須繼續後半部的建設，建立新的理想與均衡的工作。

▲圖1：短視只看到附近的單峰而以為它最高。

▲圖2：眼界大則看到很多山峰像筆架山。

找出最適解的簡單模型

用最簡化的情況來看，若只有一個政策變數在影響結果，則數學上可用圖1的FF曲線來表示政策（X）和結果（Y）之間的關係。在圖1中採取X1做政策時結果可以達到最大，也就是最好的Y值。這是數學上的極大值。在X1時不管增加或減少一點點X值，都會使Y值下降也就是結果變壞。所以有增減X值時之經驗的人就會選擇留在或走向X1。這X1就是經濟學上的均衡值，而且是一個安定不會隨便離開的均衡值。

但很多時候圖1其實只是局部的圖形或事實。完整的事實可能是像圖2，X和Y的關係不是單峰，而像是筆架山，有幾個Xi值和X1一樣使Y值高於鄰近的X所對應之Y值，而有些Xi值如X2和X3甚至比X1能得到更高的Y值，X1只是一個區域或局部的最高點（Local maximum）。只是人們若只知圖1而不知圖2，也就是只有短淺的眼光而缺少全盤的認識，就會以為X1是最好的而選擇停在X1，並且批評和反對任何移動或改變。這些人接近X1、X2或X4這些局部最高點時，就像鑽進牛角尖一樣，自動往X1、X2或X4前進而不願離開牛角尖去找真正是全面極大（Global maximum）的X3點。

如果影響因素有兩個，FF就由二度空間的曲線變成三度空間的曲面，看起來像一個丘陵或山川地型，上面有一個一個山頭，在每個山頭附近的人若看不遠，就會以為他那山頂是最高點，只有用更大的視野才看得到更高的山頭。但看得到也不見得過得去。若有更多政策變數，這種局部極大的情況就會更複雜，比圖2這種簡單狀況更令人難發現自己其實只處在局部最高點，也更難知道全面極大點在哪裡。

由於對事實或世界的認識不足，人們很容易停留或滿足於局部最適或均衡的狀況。經濟學有一些分析也受限於方法和假設，而把結論困在局部最適點之中，而忽視了更好的地方甚至全面最適點的存在。如果可控制的變數或政策變數不只一種，但自己只能影響其中一種或一小部分，也就是即使知道有更好地方的人也無法自己移過去，而只好接受局部最適的情況。

國際經濟合作多年來就是這樣，不少人知道目前的制度和結果並不理想甚至不公平，而且長期發展下去可能會更糟，但大家都認為改變不了別人，甚至要改正別人或自己改正時，自己可能受到更大的傷害，所以選擇接受現況。更多人則誤以為現況是好的，只要自己追求在現況下的局部最適，得過且過就好，還因而責怪想改變的人是破壞秩序。

世界困於局部最適 川普靠單邊施壓逼迫改變

但過去幾十年國際經貿制度和實務在各國間的不公平，以及對各國內部勞工等階層的不公平已逐漸受到重視，四年前川普因為主張要改正這些不公平而當選，他的政策涉及武漢肺炎、華為、香港送中，以及中共習主席廢掉任期限制等等事件，使更多人注意甚至了解到制度和某些國家之政策的不公平，也就是使更多人知道現在的X1不是最好的選擇，而應該改到X2甚至X3的情況。但這種認知仍不一定能形成夠大的集體力量來移向X2或X3，很多國家仍選擇用不公平的做法來求私利，很多國家也怕被不公平國家威脅而選擇與不公平國家合作，或做其小弟來謀利。

川普的政策之一，就是用美國單邊施壓的方式逼迫採取不公平政策的國家改掉不公平政策，也就是逼他們移出X1這個不好的局部均衡。換言之，原本認為無法脫離X1而只能在X1自求多福的人，這四年有川普政策這個助力來脫離X1。這種用美國單獨力量來促成改變的做法，有可能並非最適當的方法，當然會使美國承受很大的壓力。包括很多美國企業在內，一些原來在X1仍得到利益的人有可能一時受害，所以就像任何改變時的保守力量一樣，有很多人批評和反對川普的政策。但在各國仍沒共識之前，美國的單邊壓力卻是少數可以快速讓世界脫離X1的動力之一。如果不是美國單邊的壓力，不恰當的國際經貿現況並不容易藉人多嘴雜且各有不同利益的多邊協商來改善。從這觀點，川普的政策確實讓世界有不被困在現況的動力因而有其功勞。

目前制度讓某些國家可用不公平手段奪取不當利益及傷害外國勞工的情況，早已有很多人知道，卻一直缺乏足夠的力量來改變。我國在近二十多年前就知道這問題，並有「戒急用忍」及「南向政策」等對策（陳博志，〈李登輝總統的經濟挑戰與對策〉，《看》雜誌，215期，本專欄，2020年9月）。國際勞工團體和許多主張公平的組織，也早在1999年就在西雅圖WTO（世界貿易組織）會議發動反全球化的示威。很多學者已用嚴格的學術研究證明和某些國家之貿易對勞工和人民所造成的重大傷害。

華府知名智庫「經濟戰略研究所」（Economic Strategy Institute）所長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Clyde Prestowitz）在2005年之前訪問的一些超大企業負責人也說，他們知道當時產業外移的做法和某些國家的不公平政策並不恰當，但那是「華盛頓那些人」的事，他們只能在現況下求企業本身的利益（C. Prestowitz，《全球經濟新霸主》，台北，商智文化，2006年翻譯出版）。可見脫離不良現狀並不容易。川普總算做了「華盛頓那些人」該做的事。

如何移到更好的均衡值？

然而只是脫離X1的不良現況是不夠的，現在更重要的是要如何移到更好的X2或X3，而不要重回到X1或掉到更壞的X4。這是川普自己或未來的美國總統，以及其他世界領袖該努力的事。

美國要做世界的好領袖，在獨力打破X1的現況之後，要有更多其他國家的參與，才能提出大家都覺得公平有利的新制度或合作方式，也才有夠大的力量克服不公平和保守的勢力，以便移往更好的制度及合作方式。但這並不宜是WTO那種共識決的多邊協商。因為那種多邊協商只要一國反對就會破局，其中也就有很多釘子戶或勾心鬥角，以致多年難有重要成果。要由現狀X1走向更理想的狀態X3時，各國乃至不同企業都有不同的利弊，因此會堅持各種不同的意見，很難快速建立共識，於是很多人仍會因自己的短期利益而支持留在不理想但自己可接受的現況X1。

▲美國總統該做的是請有共同理念、願意公平合作的國家一起以形成集體力量，讓少數只為私利不願公平合作的國家無法再藉各個擊破來威脅大家。Adobe Stock

美國總統該做的是，一方面堅定鞏固以讓世界走出X1的成就，另一方面請有共同理念的國家一起研擬一些公平可行而對人類世界有利的國際規範，並邀請其他願意公平合作的國家參與以形成集體力量，讓少數只為私利不願公平合作的國家無法再藉各個擊破來威脅大家。川普已做的各種政策，應做為公平國家對不公平國家談判的基準，只有在不公平國家的政策及全球的制度有足夠改善以確保世界移向更好的X3時，現有的政策和制裁才可以降低，否則世界就可能再掉回X1的不良情況。

例如美國若要重回WHO（世界衛生組織），不應該回去X1時代的WHO。美國應提出WHO該做好的各種改革，如加強防疫工作、資訊的透明化，以及全球所有人類不受政治爭議影響的普遍參與權利等，而把落實這些改革及美國重回WHO當成一個整套不可分的政策。這樣WHO才能由X1走向X3。

美國若要重啟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或加入CPTPP（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或其他經貿組織，也要加強這些組織促進更多公平合作的功能，且讓更多可公平合作的對象加入。GATT（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和WTO本來讓自由貿易協定可以成員相互免稅而仍對WTO其他會員課關稅的道理，是要藉自由貿易協定的局部自由化逐漸擴大成全WTO的自由化。但現在很多自由貿易協定卻變成一些國家結黨結派來排擠其他國家的不公平策略。美國要做世界的好領導者，要領導TPP和CPTPP走回為世界自由化和興利的方向，讓其目的不在於排擠某個國家，而在於抵制有某些不公平政策的國家，並歡迎符合公平和自由之條件者參加。

要領導世界改善的國家和領導者，也可在WTO推動藉各國自由貿易協定來促成真正全球自由化的政策。例如美國或我國都可發起運動來要求WTO規定，某產品若各FTA（Free Trade Agreement，自由貿易協定）合計免稅的貿易量已逾該產品全球貿易量的某個比例，各FTA即應對各非FTA會員減關稅至不高於各會員本身的關稅。這樣就可使非FTA會員也逐漸有主動降稅以享受外國降稅的誘因，而形成一個促進全球合理自由化的動態力量，並使FTA成為真正促進自由化而不是用來排擠非會員國的工具。

領導者和領導國家可做的事很多，本文無能一一列舉。但望領導者能比一般人有更全面的高瞻遠矚，而領導世界走向更好的均衡，創造更多公益（請參閱：陳博志，〈不做公害多做公益才能領導世界〉，《看》雜誌，216期，本專欄，202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