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總統這四年任期中世界發生很大的改變，未來四年美國和世界該做什麼事？要維持現有的政策和情況，或者要回到四年前，又或者要做更進一步的改變而追求更好的情況？改變的方向又是什麼？這些問題大家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要討論溝通，不過先談一下數學極大化（Maximization）和經濟學最適化（Optimization）以及均衡和安定（Equilibrium and Stability）的概念可能讓我們更了解近年變化的性質，以及未來正確的改變方式。簡單地說，改革常分為「破壞既有」和「建設未來」兩部分，川普總統這四年做了前一部分，即打破既有觀念和既得利益所釘住的現狀。未來世界的領導者，則須繼續後半部的建設，建立新的理想與均衡的工作。
▲圖1：短視只看到附近的單峰而以為它最高。
▲圖2：眼界大則看到很多山峰像筆架山。
找出最適解的簡單模型
用最簡化的情況來看，若只有一個政策變數在影響結果，則數學上可用圖1的FF曲線來表示政策（X）和結果（Y）之間的關係。在圖1中採取X1做政策時結果可以達到最大，也就是最好的Y值。這是數學上的極大值。在X1時不管增加或減少一點點X值，都會使Y值下降也就是結果變壞。所以有增減X值時之經驗的人就會選擇留在或走向X1。這X1就是經濟學上的均衡值，而且是一個安定不會隨便離開的均衡值。
但很多時候圖1其實只是局部的圖形或事實。完整的事實可能是像圖2，X和Y的關係不是單峰，而像是筆架山，有幾個Xi值和X1一樣使Y值高於鄰近的X所對應之Y值，而有些Xi值如X2和X3甚至比X1能得到更高的Y值，X1只是一個區域或局部的最高點（Local maximum）。只是人們若只知圖1而不知圖2，也就是只有短淺的眼光而缺少全盤的認識，就會以為X1是最好的而選擇停在X1，並且批評和反對任何移動或改變。這些人接近X1、X2或X4這些局部最高點時，就像鑽進牛角尖一樣，自動往X1、X2或X4前進而不願離開牛角尖去找真正是全面極大（Global maximum）的X3點。
如果影響因素有兩個，FF就由二度空間的曲線變成三度空間的曲面，看起來像一個丘陵或山川地型，上面有一個一個山頭，在每個山頭附近的人若看不遠，就會以為他那山頂是最高點，只有用更大的視野才看得到更高的山頭。但看得到也不見得過得去。若有更多政策變數，這種局部極大的情況就會更複雜，比圖2這種簡單狀況更令人難發現自己其實只處在局部最高點，也更難知道全面極大點在哪裡。
由於對事實或世界的認識不足，人們很容易停留或滿足於局部最適或均衡的狀況。經濟學有一些分析也受限於方法和假設，而把結論困在局部最適點之中，而忽視了更好的地方甚至全面最適點的存在。如果可控制的變數或政策變數不只一種，但自己只能影響其中一種或一小部分，也就是即使知道有更好地方的人也無法自己移過去，而只好接受局部最適的情況。
國際經濟合作多年來就是這樣，不少人知道目前的制度和結果並不理想甚至不公平，而且長期發展下去可能會更糟，但大家都認為改變不了別人，甚至要改正別人或自己改正時，自己可能受到更大的傷害，所以選擇接受現況。更多人則誤以為現況是好的，只要自己追求在現況下的局部最適，得過且過就好，還因而責怪想改變的人是破壞秩序。
世界困於局部最適 川普靠單邊施壓逼迫改變
但過去幾十年國際經貿制度和實務在各國間的不公平，以及對各國內部勞工等階層的不公平已逐漸受到重視，四年前川普因為主張要改正這些不公平而當選，他的政策涉及武漢肺炎、華為、香港送中，以及中共習主席廢掉任期限制等等事件，使更多人注意甚至了解到制度和某些國家之政策的不公平，也就是使更多人知道現在的X1不是最好的選擇，而應該改到X2甚至X3的情況。但這種認知仍不一定能形成夠大的集體力量來移向X2或X3，很多國家仍選擇用不公平的做法來求私利，很多國家也怕被不公平國家威脅而選擇與不公平國家合作，或做其小弟來謀利。
川普的政策之一，就是用美國單邊施壓的方式逼迫採取不公平政策的國家改掉不公平政策，也就是逼他們移出X1這個不好的局部均衡。換言之，原本認為無法脫離X1而只能在X1自求多福的人，這四年有川普政策這個助力來脫離X1。這種用美國單獨力量來促成改變的做法，有可能並非最適當的方法，當然會使美國承受很大的壓力。包括很多美國企業在內，一些原來在X1仍得到利益的人有可能一時受害，所以就像任何改變時的保守力量一樣，有很多人批評和反對川普的政策。但在各國仍沒共識之前，美國的單邊壓力卻是少數可以快速讓世界脫離X1的動力之一。如果不是美國單邊的壓力，不恰當的國際經貿現況並不容易藉人多嘴雜且各有不同利益的多邊協商來改善。從這觀點，川普的政策確實讓世界有不被困在現況的動力因而有其功勞。
目前制度讓某些國家可用不公平手段奪取不當利益及傷害外國勞工的情況，早已有很多人知道，卻一直缺乏足夠的力量來改變。我國在近二十多年前就知道這問題，並有「戒急用忍」及「南向政策」等對策（陳博志，〈李登輝總統的經濟挑戰與對策〉，《看》雜誌，215期，本專欄，2020年9月）。國際勞工團體和許多主張公平的組織，也早在1999年就在西雅圖WTO（世界貿易組織）會議發動反全球化的示威。很多學者已用嚴格的學術研究證明和某些國家之貿易對勞工和人民所造成的重大傷害。
華府知名智庫「經濟戰略研究所」（Economic Strategy Institute）所長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Clyde Prestowitz）在2005年之前訪問的一些超大企業負責人也說，他們知道當時產業外移的做法和某些國家的不公平政策並不恰當，但那是「華盛頓那些人」的事，他們只能在現況下求企業本身的利益（C. Prestowitz，《全球經濟新霸主》，台北，商智文化，2006年翻譯出版）。可見脫離不良現狀並不容易。川普總算做了「華盛頓那些人」該做的事。
如何移到更好的均衡值？
然而只是脫離X1的不良現況是不夠的，現在更重要的是要如何移到更好的X2或X3，而不要重回到X1或掉到更壞的X4。這是川普自己或未來的美國總統，以及其他世界領袖該努力的事。
美國要做世界的好領袖，在獨力打破X1的現況之後，要有更多其他國家的參與，才能提出大家都覺得公平有利的新制度或合作方式，也才有夠大的力量克服不公平和保守的勢力，以便移往更好的制度及合作方式。但這並不宜是WTO那種共識決的多邊協商。因為那種多邊協商只要一國反對就會破局，其中也就有很多釘子戶或勾心鬥角，以致多年難有重要成果。要由現狀X1走向更理想的狀態X3時，各國乃至不同企業都有不同的利弊，因此會堅持各種不同的意見，很難快速建立共識，於是很多人仍會因自己的短期利益而支持留在不理想但自己可接受的現況X1。
▲美國總統該做的是請有共同理念、願意公平合作的國家一起以形成集體力量，讓少數只為私利不願公平合作的國家無法再藉各個擊破來威脅大家。Adobe Stock
美國總統該做的是，一方面堅定鞏固以讓世界走出X1的成就，另一方面請有共同理念的國家一起研擬一些公平可行而對人類世界有利的國際規範，並邀請其他願意公平合作的國家參與以形成集體力量，讓少數只為私利不願公平合作的國家無法再藉各個擊破來威脅大家。川普已做的各種政策，應做為公平國家對不公平國家談判的基準，只有在不公平國家的政策及全球的制度有足夠改善以確保世界移向更好的X3時，現有的政策和制裁才可以降低，否則世界就可能再掉回X1的不良情況。
例如美國若要重回WHO（世界衛生組織），不應該回去X1時代的WHO。美國應提出WHO該做好的各種改革，如加強防疫工作、資訊的透明化，以及全球所有人類不受政治爭議影響的普遍參與權利等，而把落實這些改革及美國重回WHO當成一個整套不可分的政策。這樣WHO才能由X1走向X3。
美國若要重啟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或加入CPTPP（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或其他經貿組織，也要加強這些組織促進更多公平合作的功能，且讓更多可公平合作的對象加入。GATT（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和WTO本來讓自由貿易協定可以成員相互免稅而仍對WTO其他會員課關稅的道理，是要藉自由貿易協定的局部自由化逐漸擴大成全WTO的自由化。但現在很多自由貿易協定卻變成一些國家結黨結派來排擠其他國家的不公平策略。美國要做世界的好領導者，要領導TPP和CPTPP走回為世界自由化和興利的方向，讓其目的不在於排擠某個國家，而在於抵制有某些不公平政策的國家，並歡迎符合公平和自由之條件者參加。
要領導世界改善的國家和領導者，也可在WTO推動藉各國自由貿易協定來促成真正全球自由化的政策。例如美國或我國都可發起運動來要求WTO規定，某產品若各FTA（Free Trade Agreement，自由貿易協定）合計免稅的貿易量已逾該產品全球貿易量的某個比例，各FTA即應對各非FTA會員減關稅至不高於各會員本身的關稅。這樣就可使非FTA會員也逐漸有主動降稅以享受外國降稅的誘因，而形成一個促進全球合理自由化的動態力量，並使FTA成為真正促進自由化而不是用來排擠非會員國的工具。
領導者和領導國家可做的事很多，本文無能一一列舉。但望領導者能比一般人有更全面的高瞻遠矚，而領導世界走向更好的均衡，創造更多公益（請參閱：陳博志，〈不做公害多做公益才能領導世界〉，《看》雜誌，216期，本專欄，2020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