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2021年有一則有趣的新聞報導。有一位年紀約50歲的男子，手中握有兩張千元大鈔，他在彩券行前面踱步，猶豫著要不要買「刮刮樂」來試試手氣。這時突然颳起一陣強風，將他手中的鈔票吹進了彩券行。「好吧，那就下注吧！」沒想到他因此刮中了100萬元獎金。

這實在是太巧了。他在那個時間點走到了彩券行門口，又剛好一陣強風吹來，手中的鈔票哪兒不飛，就往彩券行裡面飛去，而且還真的就中了大獎。這是不是如有神助？這問題若是請數學家回答，他會說：「不是。」因為這一點都不驚奇，也沒有神助，以「大數法則」來看，只要在非常龐大的人群中，再湊巧的事情都可能發生。

美國也有個例子。1980年一位名叫Wilcok的女士，同時購買羅德島州和麻州的樂透，這兩組號碼都中獎了，只是號碼卻是兩州對調的，所以她一毛錢都沒拿到。這種倒楣事發生的機率雖然非常微小，但是數學家認為，只要長年累月積累下的開獎次數足夠大，不可置信的事情都可能發生。

▲人們買彩券，寄託一個中獎的希望。Adobe Stock

「命定」的物理世界

既然各種巧合都可以被解釋成「機率」，我們不免還是想問一句：「為什麼中獎的機率不是落在我身上？難道是因為我沒有那個命？」若換作物理學家來回答，他確實會說：「是的，你沒那個命！」

我們所處的現實世界（宏觀世界）是非常有秩序的。愛因斯坦理論和牛頓力學認為，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遵循著相應的定律和必然的因果關係而運作。就像鐘錶一樣，機械式地滴答運轉、環環相扣，每個瞬間決定了下一個瞬間。因此，他們認為這個世界是「宿命」的。

曾經有科學家接受不了「命定」的結論，選擇了自殺，真的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一直到物理學界進一步研究到微觀領域，發現那裡的世界有許多的可能性，才緩和了科學家們對命運的悲觀想法。

微觀世界與多重宇宙

宇宙事物有億萬種，但都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大家都是由「原子」（Atom）組成的，包括你我。換言之，原子是構成世間萬物的基本單位。而原子所存在的地方叫做「微觀世界」，那是一個微小尺度的領域，現實世界中適用的物理概念及思維模式到了那裡都不管用。

比如說，在現實世界中行星圍繞著太陽運轉，我們可以明確觀察到行星運行的軌道、速度和位置。只要掌握影響行星運動的所有條件與參數，就可以推測行星過去和未來的動向。但是在微觀世界中，電子圍繞著原子核運轉，它卻沒有固定的軌道、沒有清楚的路線，也沒有明確的所在位置。

那麼電子到底在哪裡？它無處不在！一個電子就像孫悟空一樣有很多分身，可以同時出現在多個地方，這完全違反了我們的常識。而當這些孫悟空們（電子）過渡到宏觀世界之後，它們其中的「一個」就會成為我們看到的現實情況。換句話說，在微觀世界中有多種可能的狀態，而一旦越過到宏觀世界就只會有一個明確的結果。這種情況說起來確實難以理解，如果想要更清楚了解微觀世界的物理定律，可以搜尋量子力學「電子的雙狹縫實驗」以及知名思想實驗「薛丁格的貓」。

現實世界是由微觀世界組成的，好比你是由7×1027個原子所組成。而現實世界的你只是微觀世界中的其中一個你，不同的你代表了不同的命運軌跡。或者這樣說，我們所知的宇宙可能是「多重宇宙」，微觀中的每個你其實都成功過渡到了現實世界，只是各自存在於許多另外的「平行世界」罷了。所以就算這個世界裡的你沒有中樂透，但另一個平行世界中的你也許會是中獎者。可惜的是另一個你的中獎幫助不了這個世界的你。

全球貿易戰蓄勢待發，而中國正處於這場戰爭的風暴中心。對於北京的經濟模式，其清算早已不可避免。這一模式旨在以犧牲世界其他地區的利益為代價，來推動中國工業的發展，中國的貿易夥伴對此已經厭倦不堪，未來可能迎來一波保護主義浪潮，給中國和全球經濟帶來潛在的可怕後果。

美國宣布將提高中國電動汽車關稅

美國總統拜登5月宣布，將把中國電動汽車的進口關稅提高4倍，達到100%，也將提高鋼鐵、鋁、醫療設備、半導體、太陽能電池和鋰電池等產品的關稅。中國政府對此立即提出抗議並威脅要採取行動。

中國和歐美國家的貿易關係的惡化並非不可避免，但已經成為現實。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未能藉由降低貿易戰可能性的經濟改革方式來應對，面對與美國的對抗，現在他更不可能進行改革，結果是貿易衝突和政治緊張局勢加劇。

拜登瞄準電動汽車行業事出有因。北京希望主導該行業，並將用國家力量支持中國企業，如今中國已經成為電動汽車行業的領導者。中國在最近的北京車展上展示了至少278款電動汽車車型，這表明市場上出現了139個電動汽車品牌。雖然中國汽車市場已經陷入僵局，但並沒有阻止中國智慧型手機廠商小米介入該行業，其首款電動汽車成為車展焦點。

▲2024年4月16日的空拍照片顯示了中國江蘇省蘇州市太倉港國際貨櫃碼頭堆放的出口電動車。Getty Images

中國汽車生產過剩傾銷海外

2023年中國與日本爭奪全球最大汽車出口國的稱號，目前中國汽車業的生產能力幾乎是中國消費者購買量的兩倍。雖然電動汽車的需求仍在增長，但車商仍在增加產能，例如：比亞迪計畫2026年將電動汽車產能增加一倍以上。但是，中國消費者無法消費這麼多產量，尤其是在經濟放緩下，中國車商正在將剩餘產品轉移到全球市場。

中國汽車大量外流引起美國和歐洲的不滿，因為中國政府過度支持和推動中國龐大的汽車行業，使美歐車商受到大量廉價中國汽車的威脅。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4月下旬訪問中國時表示，中國產能過剩問題是華盛頓的「首要和中心」議題，中國工業「湧入市場，破壞競爭，使世界各地的生計和企業面臨風險」。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4月訪問中國時也表達了類似擔憂。

大約十年前，中國通過「中國製造2025」工業計畫，將電動汽車作為國家特殊援助對象。美歐的商界領袖和政策制定者擔心，北京對其青睞行業的支持會扭曲全球市場，包含稅收減免、低息貸款、使電動汽車更便宜的補貼以及其他援助都隨之而來。這些干預措施也鼓勵私人資本介入，結果是對初創企業、工廠和供應鏈的投資激增。

各國政府都在一定程度上透過政策干預來促進本國工業發展，但中國的干預力度更大。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2022年的保守估計，中國2019年支持工業的支出為2,480億美元，達到美國的二倍。

中國汽車業快速發展，然而經濟卻在放緩。投資公司Automobility創始人比爾．拉索（Bill Russo）說，汽車製造商高估了中國汽車市場的增長，由於經濟不景氣、疫情大流行等因素，乘用車銷量仍低於2017年的水準，「此類投資一直是從中國經濟增長中獲利的公式，將在某個時間點進行清算，這就是我們現在面臨的情況。」

鋼鐵、鋰電池、太陽能板殺價競爭

生產過剩的問題不僅限於汽車，還包含以下各產業：中國鋼鐵行業接近創紀錄的鋼鐵出口已成為產量過剩的「釋放閥」；中國5月初發布法規草案，遏制鋰電池製造業的擴張；中國太陽能電池板（另一個由中國公司主導的行業）供過於求，正在壓低價格並擠壓利潤；中國對製造「傳統」晶片（使用舊技術的晶片）的投資激增，可能湧入全球市場。

面對中國的攻擊，世界各國政府都在介入，保護本國產業。歐盟委員會正在調查中國對電動汽車的補貼，預計將對中國電動汽車徵收15%~30%的關稅，但仍可能不足以阻止中國汽車製造商；智利已經對一些中國鋼鐵產品徵收關稅；巴西實施配額和關稅，阻止中國廉價鋼鐵湧入。

北京可以藉由改革國內市場來抵禦這些限制。中國供應過剩的另一面是需求疲軟，這不僅是增長放緩造成的，也是整個經濟模式造成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專家麥克‧佩蒂斯（Michael Pettis）指出，北京的管制政策有一個副作用，就是會將財富從家庭轉移到工廠，所有的經濟激勵措施都是對製造業的資本投資，其經濟模式有利於生產者而不是消費者，這壓低了家庭收入並限制了消費支出，使得內需不足，中國工業被迫向國外尋求客戶。

鼓勵中國家庭增加消費、減少儲蓄的新政策可能緩解這個問題，方法之一是加強中國薄弱的社會安全網，但是自由化改革可能削弱共產黨對經濟和社會的控制，不可能實施。中國的工業巨頭別無選擇，只能將過剩產能投入到全球市場，以維持增長和就業。2023年中國對173個經濟體實現貿易順差，只對50個經濟體出現逆差，商品貿易順差超過8,000億美元。

習近平的經濟目標：自給自足

習近平似乎決心讓事情變得更糟，他實現「自給自足」的主要經濟目標是減少從其他國家購買商品，並用中國產品替代外國商品，特別是綠色能源等具有戰略意義的行業，但這樣做會引發更激烈的貿易爭端。

重點是中國不僅出口了「太多東西」，而且出口了「太多問題」，它還在輸出經濟問題。習近平打算以犧牲其他國家的工人和公司為代價來維持中國的就業和工廠，避免在國內進行必要但可能具有破壞性的改革。但這意味著他實際上正在破壞「中國崛起」的偉大希望。更加富裕的中國本應成為全球繁榮的引擎，而習近平的版本是提倡保護主義和對抗，反而威脅到繁榮。

世界各地的政治家面對國內政治壓力，被迫保護本國經濟免受習近平戰略的影響，這將導致貿易戰，從而惡化與北京的關係。這對全球經濟或地緣政治穩定來說都不是好結果，但習近平的政策使其無法避免。

海外社交媒體平台X（原Twitter），4月25日出現一段陝西教師對習近平喊話的影片。他在影片中提到自己多年來買不起房子，親戚朋友也因為買房身上沒有存款，因此希望能跟習近平主席借錢。然而諷刺的是，他坦言「由於國內輿論通道是堵死的」，只能透過翻牆求助。他還特地寫文章希望習近平過目，並自我期許能成為中國著名諫臣魏徵。這段影片也被傳到中國網路，不過很快遭到封殺。網友紛紛留言讚嘆他的勇氣，認為這影片根本是投案自首，抱著「死諫」的決心了。不過也有人認為這位男子太傻，說習總書記怎麼可能看得到這段影片。

李強說溜嘴 中國脫貧假象已破功

近年在習近平的指示下，中共不斷對外吹捧「脫貧」政績。2020年底，貧困大省貴州宣稱全省實現脫貧。2021年2月25日，習近平召開脫貧攻堅表彰大會，宣布全國脫貧取得「全面勝利」，並自吹這是「人間奇跡」。然而不到三年，中國經濟一路崩盤，連公職老師都買不起房子，得跟領導借錢，直接戳破中國宣稱全面脫貧的假象。

國務院總理李強近期的談話也引發網友熱議。4月24日，李強到貴州調研時，先吹捧習近平一番，聲稱要貫徹習「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指示，不過後面又說要「堅決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底線」。可是不過就一年前，2023年3月李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時，對習的「脫貧攻堅」瘋狂吹捧，說是所謂「千年德政」，現在怎麼忽然強調要堅決守住「返貧底線」。

對中共政治語言非常熟悉的中國網友們紛紛表示，黨的話要反著聽，李強的這段發言，說明中國已經開始出現大規模返貧了。

中國社會是否脫貧成功，多年來一直被中共視為國家機密，禁止網路討論、媒體報導。官方高調鼓吹「扶貧」政策的同時，各地卻屢次傳出各種造假腐敗亂象，如虛列項目、編造虛假材料、虛報人數、冒用他人名義等。大量的扶貧資金被並不貧困的人領走，貧困家庭收不到扶貧款，甚至頻繁傳出地方官員強制脫貧、逼出人命的慘案。如2021年4月，陝西洛南被爆出「扶貧造假」、「脫貧摘帽摻假」，相關話題衝上微博熱搜，陝西官方隨後緊急「滅火」，稱問題「已解決」，扶貧「達到標準」，此後也看不到媒體報導相關消息。如今李強的言論，間接證實中國不僅沒脫貧成功，反而出現了大規模返貧現象。

▲中國持續降薪與失業增加，意味中產階級正在加劇返貧。「中產返貧」成為近期熱門話題。Adobe Stock

經濟情況惡劣 中產階級面臨返貧現象

其中首當其衝的，就是中產階層。中共財政部3月21日公布數據，2024年1至2月全國個人所得稅收入為3,262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大減15.9%，被認為是降薪與失業增加的結果，意味著中產階級正在加劇返貧。而「中產返貧」，也成為近期熱門話題。

中產返貧，就是指曾經享受中上階層生活的人們，因為各種原因，生活水平不得不降級。2023年開始，網上甚至出現所謂的「中產返貧三件套」，分別是房貸近千萬、配偶不上班、二娃上國際學校，意指這三大因素加劇了中產階級的生活壓力，不得不讓生活水平降級。今年，「返貧三件套」又升級為「五件套」，包括：衝動投資開店、加大槓桿押身家買房、給孩子菁英教育、為他人作擔保、盲目無腦購買投資標的。

胡潤研究院3月19日發布《2023胡潤財富報告》，顯示中國的富裕家庭數量15年來再次出現減少，總財富也比上一年減少3.6%。而中產家庭也正面對財富縮水的困境，中國財經自媒體「吳曉波頻道」今年1月發布《新中產白皮書》顯示，有43%的新中產家庭在2023年資產縮水。這個數字在2022年和2021年分別為31%和8%。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說，中產返貧情況跟就業與經濟活動的活躍度非常相關。他認為目前來看，中國無論是經濟的活躍度，還是整體的營利水平或就業情況，都不理想。所以在可預見的中短期之內，這種富裕家庭的減少趨勢還會繼續，情況還會惡化。

各地政府過緊日子 不擇手段向民眾搶錢

百姓收入大減，各地政府財政也出現困難。為了應付困境，中共財政部於3月底發布通知，要求中央及地方政府財政落實「黨政機關習慣過緊日子」。據中共財政部網站數據，今年第一季度，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60,877億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3%，降幅較2023年第四季度多。

為了符合習主席要求的「過緊日子」，各地政府頻頻出招宣揚省錢績效。例如：雲南省某地方政府統計局通知員工，夏季的空調溫度不得在攝氏26度以下；當地一家國有煉鐵廠的員工則被「敦促」減少飲用水的支出，並嚴格控制各單位的瓶裝水消耗量；四川宜賓市則要求官員用品質較差的紙張列印日常文件；內蒙古的政府機構被要求減少購買新設備，桌椅、電腦等物品應維修和重複使用。

省錢的同時，公家機關也開始不擇手段向民眾搶錢。這幾個月，中國多地傳出燃氣收費爭議。重慶、成都、南京、合肥等大城市居民紛紛發現燃氣表讀數突然暴增，而且都是在更換新燃料表後開始的。

隨著燃氣收費話題逐漸火熱，有人表示都已經停用燃氣，燃氣表仍在轉動。為了平復民怨，當局才終於下令調查各地燃氣事件，發現是燃氣公司藉機賺取暴利。隨後重慶市聯合調查組於4月19日召開記者會，確認重慶燃氣集團錯抄和違規估抄燃氣讀數，並責成他們退回多收的286萬元費用。不過網民幾乎一面倒地批評當局處理態度，說是「大事化小」、「避重就輕」。

官方壟斷事業的燃氣集團以流氓行徑搶劫普通百姓的錢財，體現出公家機關為增加收入，已達到不擇手段的地步。根據中共財政部網站4月的數據，公家機關今年1至2月的稅收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7.7%，但是，「非稅收收入同比增速」卻從1至2月的8.6%，加快到12.2%。所謂「非稅收收入」，包含中共政府部門及事業單位利用國有資產變現收益，和利用公權力執行所得的收益，如罰沒收入等。非稅收收入增速如此迅猛，表明中共利用公權力搶百姓錢的力度正在加大。似乎「守住返貧底線」的服務對象不是中國老百姓，而是中共自身。

近日美國傳奇投資人巴菲特（Warren Buffett）對人工智慧（AI）技術的潛在危害發出了嚴厲警告，他說，如果AI使用不當，可能對社會帶來毀滅性的後果。

5月4日在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Omaha）舉行的年度股東大會上，這位93歲的波克夏‧海瑟威公司（Berkshire Hathaway）董事長兼執行長將AI的發展比喻為「核武器的開發」，就像精靈一樣從瓶子中被釋放出來。

巴菲特說：「開發核武器就像是放出了瓶中精靈，人工智慧的情況也類似，它已經部分地被釋放出來了。」

巴菲特：AI「深度造假潛力」可能催生詐騙行業

被譽為「奧馬哈的先知」的巴菲特向聽眾坦承，他對人工智慧背後的技術知之甚少，但他擔憂人工智慧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他提到，最近有一款AI工具複製了他的聲音和形象，其模擬程度之高，甚至能夠騙過他的家人。

巴菲特補充，AI的「深度造假潛力」可能催生一個大的AI詐騙行業。犯罪分子使用AI向親戚索要錢財時，深偽的威力可能會使詐騙成功率更高。

他說：「如果我對投資詐騙業感興趣，那將是有史以來增長最快的行業。」

波克夏．海瑟威的非保險業務負責人、巴菲特的潛在繼任者格雷格．阿貝爾（Greg Abel）表示，已經開始在公司營運中引入人工智慧，以提升員工效率。

阿貝爾說，雖然人工智慧有時會替代人力，但他希望這能帶來其他機會。他沒有透露公司計畫如何具體應用人工智慧。

巴菲特也承認，這項技術可能改善這個世界，但他還持保留態度。他說：「人工智慧既有巨大的發展潛力，也存在極大的危害可能性。我還真不知道將會如何發展。」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人工智慧的迅速發展已經改變了全球的工作環境，全球近40%的就業可能會被人工智慧顛覆，從醫療、金融到音樂等多個行業都已經感受到了人工智慧的影響。

涉及人工智慧的公司股價都大幅上漲，例如晶片製造商輝達（Nvidia）過去12個月的股價上漲了約215%，微軟的股價也上漲約34%，同期間，波克夏．海瑟威的股價上漲22%。

產業界領袖憂心AI發展

摩根大通的執行長傑米‧戴蒙（Jamie Dimon）在4月的年度股東信中提到，儘管他還不確定人工智慧將對商業、經濟或社會帶來何種全面性的影響，但他確信其影響將是重大的。

他在信中寫道：「我們深信，其結果將是非凡的，可能和過去幾百年來的一些重大技術發明一樣具有變革性，比如印刷術、蒸汽機、電力、計算機和網際網路等。」

戴蒙也指出人工智慧興起帶來的風險，「你可能已經注意到，有不法之徒利用人工智慧嘗試侵入公司系統，竊取金錢和智慧財產權，或者僅僅是造成混亂和破壞。」

摩根大通1月宣稱，過去一年駭客企圖侵入其系統的次數顯著增加，這突顯出該銀行及其他華爾街公司面臨的網路安全挑戰日益嚴峻。

戴蒙說，全球市值最大的銀行摩根大通也在探索在其生態系統內使用生成性人工智慧的可能性。軟體工程、客戶服務及營運和員工的日常生產力，都在引入人工智慧進行改造。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able News Network，簡稱CNN）獲得的調查結果顯示，2023年夏天在耶魯CEO峰會上，42%的執行長認為，人工智慧在未來5至10年內可能摧毀人類。

耶魯大學的傑佛瑞．索南菲爾德教授（Jeffrey Sonnenfeld）說：「這非常令人擔憂。」他提到，這項調查收集了不同行業的119位執行長的意見，包括沃爾瑪（Walmart）、可口可樂以及全錄（Xerox）和Zoom等IT公司的領導者，還有來自製藥、媒體和製造業的執行長。

許多人工智慧行業的領袖、學者以及一些名人都簽署了一份聲明，警告人工智慧可能帶來的「滅絕」風險。

這份由OpenAI執行長官山姆．阿特曼（Sam Altman）、被譽為「人工智慧教父」的傑佛瑞．辛頓（Geoffrey Hinton）以及谷歌和微軟的高層簽署的聲明，呼籲社會採取措施以防範人工智慧的風險。

該聲明說：「防範人工智慧可能引發的滅絕風險，應該與大流行病和核戰爭等其他社會規模的風險一樣，成為全球關注的優先事項。」

在北京制定的《香港國安法》於2020年年中在香港開始執行後，香港改變了面貌，昔日香港已不復在。然而北京還嫌不夠，今（2024）年3月再制定由《基本法》23條產生的《香港國安條例》，比前者更加完整、更加嚴苛。這些導致過去的行事規則被攪亂，各種怪事連續發生。

香港官方的「五一勞動節」

5月1日是國際勞動節。中共自稱是工人階級領導的政權，在《香港國安法》「雙執行機制」下，可以說香港已經成為不折不扣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地區。既然如此，對五一勞動節的態度，一個應該是歡慶自己做「領導」的節日，一個就是檢視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有沒有嚴重的剝削現象，給予糾正。總之，要堅決貫徹馬克思、恩格斯生前所號召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香港是中國工人階級最早組織工會，並且開展鬥爭的地區。其中香港海員工會就是最著名的一個，成立於1921年3月，比中共的歷史還早，起先與國民黨關係密切，後來為中共所滲透，就是現在中共領導的「香港工聯會」的前身。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的蘇兆徵，就是香港海員工會創辦人，不幸健康問題而早在1929年就病逝，以致中共因為缺乏產業工人階級的領導，而被毛澤東引上農民運動的流氓無產階級的邪路。

當今香港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在五一前就說：「工聯會將於五一前的週末到政府總部請願，但就不會舉辦五一遊行。」吳秋北認為現時的活動計畫最有效表達訴求，「唔係避開啲乜嘢（不是避開點什麼）。」被問到是不是意味著日後不會再辦遊行，他說會因應社會情况以不同形式表達勞工議題云云。看來今年就是「社會情況」不便舉辦遊行。什麼情況？就是《香港國安法》的雙執行機制，不但針對「反中亂港分子」，也針對「愛國分子」。

於是4月30日晚上工聯會舉辦五一酒會，特首李家超主禮致辭時讚揚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說他是23條立法的法案委員會成員，積極審議法案。李家超還留意到吳秋北最近發表表一篇提倡勞動模範、大國工匠的文章。結果五一節變成吃吃喝喝的節日，馬克思、恩格斯做夢也不會想到。

也由於吳秋北讚揚勞動模範，因此工聯會於5月下旬邀請內地的勞動模範來港交流，包括參與港珠澳大樓建設的工程師、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等。勞動模範應該是國有企業才有的，中國許多國有企業，有許多勞動模範不稀奇，然而香港多是資本主義企業，要資本家剝削下的工人做勞動模範，難道是要他們為資本家賣命？為資本家搞創造發明？那不是加強了資本家對勞苦大眾的剝削？

民間團體五一「不給遊行」

然而香港仍然有人想以傳統方式紀念五一勞動節。民主派政黨之一的社民連，主席陳寶瑩在當天說，過去一個星期警方警民關係組人員曾聯絡該黨，追問會否於五一那天發起行動，更曾經詢問會否改期，但她強調應該於勞動節當天為勞工權益發聲。顯然，警方要她改期舉行，非常荒唐，實際上就是否決了他們的勞動節遊行。利用五一勞動節為工人發聲很傳統、很正常，警方要她改期，那麼勞動節難道在香港也要改期？香港特區政府當局為何這樣害怕五一勞動節？無產階級專政害怕工人階級，是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已經變種？

▲香港民主人士，號稱「女長毛」的雷玉蓮，5月18日舉行個人遊行。圖為2018年7月1日，雷玉蓮參加香港主權移交21週年抗議遊行後，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總部外焚燒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肖像。Getty Images

可以遊行的懶於遊行，要遊行提出訴求的不給遊行，這就是香港目前的怪現狀。結果在5月18日出現社運人士，號稱「女長毛」（女版梁國雄，梁國雄目前在押）的雷玉蓮的個人遊行，當然沒有申請，引發當局相當緊張，派了5名便衣警察監控、阻撓。她遊行時手上拿了一份剪報，這就是她的遊行內容。那就是一則香港媽媽抱著智障兒子一起燒炭自殺死亡的報導。5月18日是他們的頭七。他們的死沒有什麼人關心，但是引起具有人道胸懷的社運人士的關注。除了那張剪報，「女長毛」拿的就是佛經、水果、饅頭等祭品及香爐和幾支香。她從銅鑼灣的崇光走到金鐘的政府總部，在鐵馬前設了祭壇進行拜祭，要求政府今後多注意對殘障人士的照顧。這樣的遊行，不涉及政治，政府有理由阻擋嗎？這就是合法鬥爭。

把佛誕節當作放生節？

除了勞動節，5月15日是香港的佛誕節，這是九七後規定的假日，因為在共產黨眼中，佛教的出世態度、輪迴學說，符合中共的思維，不擔心他們搞革命。然而香港人把佛誕節當作放生節，也是荒唐可笑。

放生的焦點在北角碼頭。北角碼頭設有放生滑梯，滑梯口旁的空地有檯擺放觀音像和果盤，有海鮮檔職員協助信眾放生，有些人會在放生前拜神、念經。北角碼頭在當天上午陸續有信眾在碼頭放生魚、蝦、蜆。有海鮮檔稱還有不少人購買八爪魚、墨魚等海鮮放生，有人花費近4,000元（港幣），至中午時八爪魚已銷售一空。另有數名海鮮檔職員不滿記者在場採訪，推走記者並斥「唱衰我哋，阻住我哋做生意」（唱衰我們，妨礙我們做生意），又要渡輪碼頭職員以「在碼頭進行訪問須事前申請」為由驅趕記者。怎會如此仇視媒體？看來這些職員對共產黨與特區政府扼殺新聞自由有很深刻的領會。

香港一向講究環保，現在特區政府表面也還是如此，至今還忙著垃圾分類、走塑（即「限塑令」），然而總是雷聲大、雨點小。這個「放生」，卻不分海魚還是淡水魚，都往海裡放，對淡水魚來說，那是「放死」。不但如此，買來海鮮店裡的外來物種，放到本地海域，會破壞本地生態。這情況就如強國人來香港摻沙子，香港人的基因就會逐漸變化。然而海鮮店為了賺錢才不管這些，政府也懶得管這些。還有某些鳥類在海面上盤旋，一看到剛放生的魚類浮上來，一俯衝就叼走可憐的小魚。真的要放生，最主要還是放生香港市民吧。放棄對人博愛的放生，豈是佛祖的真正主張？

《武士道》的作者新渡戶稻造說他寫該書的起因是，一位比利時法學家對日本「沒有宗教」很吃驚，問道：「沒有宗教？那麼你們怎麼傳授道德知識？」

這個提問代表著整體西方對宗教（以基督教為主）規範人類行為準則的推崇。以俄國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為代表的很多西方作家主要探討的就是「沒有了上帝，一切（罪惡）都是可以被允許的」。

二千多年來，《聖經》的確主導了西方的道德體系。但進入二十、二十一世紀之後，無神論和反基督教的知識分子越來越主導西方上層建築，導致今天西方整體道德迅速下滑，現在已經發展到在眾多領域顛倒基本傳統價值觀、是非不分，甚至男女不分，整個道德體系處於要崩潰的邊緣。感覺上，沒有宗教的西方真是沒有了道德方寸，多麼巨大邪惡都可能，甚至正在發生。

但是，沒有宗教信仰，人類真的就無法無天了嗎？日本給出了一個獨特的回答。

顯而易見，「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這世界三大宗教在日本都不盛行，日本的基督徒占人口不到1%，穆斯林（回教徒）僅10多萬（日本1.25億人），猶太教徒更是零星。多次民調顯示，超過三分之二的日本人說自己沒有宗教信仰。

沒有三大宗教，日本人得天獨厚

日本人信什麼？據多次民調，他們信奉自己的「神道和佛教」。世界三大宗教都沒進入主導日本，給日本帶來起碼四大好處：

一是沒有宗教戰爭和衝突。西方早就有基督教的十字軍東征，討伐異教徒，血腥屠殺。今天西方和中東國家的對立，包括目前加薩衝突的以巴對立，都有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宗教爭鬥因素。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日本的存在微乎其微，就避免了這類宗教衝突。這對日本的安全穩定明顯有益。

二是沒有教義和教主，避免產生眾多教派之爭。日本有自己信仰的「神道」，卻沒有類似《聖經》、《可蘭經》（又稱《古蘭經》）那種成文教義，更沒有耶穌或穆罕默德那樣的教主，天皇只是象徵性的道德領袖，跟教主完全不同。所以在神道內部，沒有像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那樣產生很多教派，並相互爭奪正統地位。而基督教內就有天主教、新教、東正教，在美國還有福音派、浸信會等五花八門的教派，相互之間不買帳。穆斯林國家，也有什葉派和遜尼派的兩大教派之爭，當年的兩伊戰爭（伊拉克和伊朗）打了8年，也有兩大教派的敵對因素。而日本的神道沒有這種教派內部的爭鬥問題，也給日本社會的穩定、人與人之間的和睦（不宗教對立）提供了基礎。

三是沒有教堂、清真寺等那種專門布道傳經機構，避免了牧師、神父、阿訇（回教掌理教務、講授經典的人，也譯作「阿吽」、「阿洪」）們可能斂財腐敗的機會。日本神社的工作人員基本就是事務管理員，並不傳道。而在美國，很多牧師都是億萬富豪，從教徒那募到巨額金錢，有的開著私人飛機全世界跑。日本神社那種簡單機構方式，避免了教會腐敗的可能性。

四是神社避開了牧師、神父、阿訇的中間環節，等於個人面壁式跟「神」直接靈魂對話，這更接近於現在很多西方基督徒追求的繞過教堂、直接與上帝交流的境界，避免「歪嘴和尚念錯經」那種可能的誤導和洗腦。

▲「神道」基本是日本從古代以來祭祀各種自然物種和現象的信仰和傳統。因此日本人把富士山也推崇到像神一樣，稱為「聖山」。Adobe Stock

日本人不喜歡「違和感」

日本人為什麼不喜歡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這與日本傳統講究「和」（和諧），被稱為「大和民族」有關。有個日本詞（中文沒有）叫「違和感」，即違背和諧的感覺。有「違和感」的事情日本人不願意做。而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是一神教，信奉一個神，英文God（上帝）的首個字母要大寫，因這個神是唯一的，這種「唯一性」就決定了它的排他性（帶來鬥爭性）。《可蘭經》說要用聖戰（暴力）對付異教徒。《聖經》則說不信耶穌的人要下地獄。

強調「和為貴」的日本文化，跟這種非白即黑的絕對兩元化有「違和感」，日本人不喜歡排斥和鬥爭，傾向多元選擇、相安無事。

信仰了源自西方的共產主義的毛澤東曾呼籲中國人要「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還說是「其樂無窮」，這在日本文化中絕對行不通。連中國古代的「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后羿射日」等改造山河的典故傳說，在日本也沒有，日本人不主張戰天鬥地，他們不僅避免與人鬥（強調和為貴），更不主張「人定勝天」那種與大自然的鬥爭哲學，反而是非常崇尚自然，追求中國古典哲學強調的那種「天人合一」的「人與自然的和諧」。

日本的神社有8萬多，供奉的神10多萬，每個神社都有一、二個神。日本文化從來沒有一神教，他們的「god」首個字母是小寫的，即神有很多，他們叫「kami」，基本就是人格化的自然現象。像太陽、月亮、大樹、岩石、植物等等，凡是超凡獨特之物，都可能被視為神（kami）。日本人把富士山也推崇到像神一樣，稱為「聖山」。一位日本國學家甚至這樣定義：凡是能給予人類「哀愁」和感動的都是kami。所以「神道」基本是日本從古代以來祭祀各種自然物種和現象的信仰和傳統。

從中國引進日本的佛教，曾在日本占主要地位。但明治維新時，日本決定不讓佛教成為國教，而把神道列為首位，但也不是國教。日本從沒有在制度層面規定一個國教。日本官方當時就明定，「神道不是宗教，是日本的風俗傳統」。戰後日本《憲法 》更明確規定，不可強迫任何人遵從神道，也不允許國家賦予神道任何特殊地位，但近年日本的民調顯示，信奉神道的人數是佛教的兩倍以上。這和神道不是一神教、不具排他性、來自日本傳統，和天皇有連結、有直接關係。神道的最高祭祀主持是天皇，所以神道被多數日本人視為自己的宗教。

理性、科學、知識，解決不了宗教問題

日本人不願接受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的文化傳統強調眼見為實的現實，不相信和接受耶穌三天復活、水變成酒等奇蹟。伊斯蘭原教旨相信殉道者會上天堂、有72個處女供其享用，這對日本人來說更是天方夜譚。日本人的哲學是更注重自己本次人生的舒適幸福，而不是看不見的來世。他們不去追問人從哪裡來，死後去哪裡，這種本屬科學領域的議題，卻被古往今來的西方哲學家冥思苦想了幾千年。英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也是宗教研究專家）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曾說，一個人想弄明白基督教，進入大英圖書館苦讀了50年，出來時跟進去時一樣。意思是通過理性、科學、知識，解決不了宗教問題，也不會想明白。他說宗教是個選擇題，就是信和不信。不存在弄清楚了才信的問題，因為用理性和知識永遠不會有解。

所以日本人不去大英圖書館讀50年，人生苦短，首先得面對現實的天災地震，怎麼能跟這種大自然相處且過好自己的人生。他們崇拜各種自然神，去神社就是求神多保佑自己和家人，避開自然和現實生活中的災難。才1億多人口的日本，信神道和佛教的有2億多人，更說明人們同時信多種宗教，出發點都是實用：結婚去教堂、喪葬去寺廟，剛出生拜神道；人生重要三階段，哪個宗教更順心就用哪個。如此實用主義的做法被認為是等於沒有宗教信仰，而日本人對這種看法也無爭議，自己也認為沒有宗教，就是借用個儀式罷了。

而這樣一個基本沒有宗教信仰的國家，今天卻是被世界各國普遍公認的在道德水準、文明禮貌、社會治安秩序、整潔衛生、生活的方便舒適程度等等人的生命所需的各個方面都是世界最好的，不是之一。日本護照是全球可免簽入境最多的，說明日本人得到最多國家的認可，最不構成對其他國家的傷害。

在當今以美國為首的所有西方國家都左翼思潮橫行、治安惡化，所謂覺醒文化摧毀傳統價值之際，同屬發達國家但沒有宗教的日本，卻一如既往地保持著其傳統的道德和常識常理，同時擁有自由民主，保持著一個正常的文明國家的狀態。他們靠什麼做到了這一切？很值得探討。

宗教信仰在西方正以不可阻擋之勢走向衰落，那麼日本是給世界提供了一個另類樣板，還是其獨特性不可模仿？但起碼，對沒有三大宗教傳統的亞洲國家，日本的超群之處應該是可以成為學習的榜樣的。

美國的盟友都很關心美國大選，即使是歐盟內部那些與美國民主黨價值理念在「進步主義」方面相當一致的國家， 如：德國、法國等，也早就做好了拜登敗選的準備，悄悄派人在與川普的競選團隊接觸。但只有台灣癡心不改，蔡英文在卸任之前，還在總統府舉辦了一次「變裝皇后盛會」，令世人側目。外界從來沒有深想蔡英文有句名言：「唯有民主才能救台灣」是什麼含意，但我知道，台灣早就在幾十年前就實現了民主化，蔡英文口中的「民主」，主要指美國民主黨多年力推的以LGBTQI+（Lesbian女同性戀者、Gay男同性戀者、Bisexual雙性戀者、Transgender變性人、Queer酷兒或疑性戀者、Intersex雙性人，加上無性戀等的縮寫）為主要內容的進步文化，這種文化被美國政府定為新普世價值，並於2022年4月正式宣示向世界推廣。

▲全球（包括台灣）都關注2024年美國總統選舉再一次的川普與拜登的對決。Getty Images

台灣政界為何認為只有拜登/民主黨才願意幫台灣？

2019年我曾在台訪問一個月，期間見了各界人物，發現一個不知因何形成的執念是台灣政文界的共識（商界我未接觸），這個執念就是：民主黨才會真正幫助台灣，共和黨不以台灣為意。我當時很奇怪，因為川普執政期間，多次重申對《台灣關係法》中的美國義務，也有很多實際行動，這一執念何以形成？

我曾在民進黨總部與該黨的青年幹部開過座談會。我當面問過他們，你們為何那麼喜歡拜登，而不喜歡川普？難道川普對台灣的支持力度不夠大？然後我列舉了川普在任期內美台互動打破常規的若干事例。當時的青幹們聞此問後互相對望，沒人回答。然後我再問：「是不是民進黨與美國民主黨在意識形態方面有親和感？更喜歡美國民主黨的進步主義政策？」這時有位青幹站起來回答：「是這樣。民進黨的社會政策非常接近民主黨，從情感上來說，我們確實更喜歡美國民主黨。」

台灣對拜登的中意，不僅體現在媒體上，今年大選前夕，民進黨普遍表現出「川普焦慮」，認為川普不會再支持民進黨政府。就連國民黨也認為，川普當選不利於民進黨。

川普在總統任上時對台灣的傾力支持

2020年大選落幕，外界對川普的繼任者拜登的台灣政策非常關注。《英國廣播公司》（BBC）中文網發過一篇專文〈川普的對台遺產，拜登繼承的籌碼與挑戰〉（2021年1月20日），以下擇要述之：

該文綜合各種評論，認為川普的對台政策——不走常規路。這從未正式履任就開始了。2016年12月，川普以候任總統的身分接受了台灣總統蔡英文祝賀電話，這通電話交談打破了1979年華盛頓與台北斷交、與北京建交以來的常規。在這之後，在美中關係急轉直下，北京與台灣政府關係持續僵化的同時，美國同台灣的官方互動愈加頻繁。

川普在任4年以來共進行過11次對台軍售，是台美斷交至今宣布對台灣軍售最多的美國總統，其中還包括向台灣出售最新型F-16戰鬥機。自老布希（George H.W. Bush）時代之後，儘管台灣不斷向美國當局提出請求，在中國的強烈反對下，沒有一位美國總統向台灣出售過戰鬥機。歷任美國政府均通過台灣政策的平衡避免台海局勢緊張，以及中美關係產生裂痕。

在川普任內，到訪台灣的美國官員級別也不斷升高，2020年8月，衛生部長阿札爾（Alex Azar）前往台灣，成為1979年以來訪問台灣最高級別的美國政府官員。同年3月26日，川普正式簽署生效簡稱《台北法案》的《2019年台灣友邦國際保護暨強化倡議法案》，有評論稱這代表保護台灣「外交」已納入美國國內法。

川普政府在對台關係上明顯有別於歐巴馬時期，甚至之前布希政府的處理方式。歐巴馬時期，美國對中國繼續實行中美建交以來的對華接觸與遏制並行的政策，通過促進各項交往滿足自己的戰略利益。歐巴馬首個任期內對中國多所遷就，試圖換取中國在氣候變化、朝核問題等國際事務上的合作，但南海局勢日益緊張，台海關係很不輕鬆。

在川普卸任前夕，美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沒有出現任何鬆動跡象。2020年12月27日，川普簽署《2020年台灣保證法案》（Taiwan Assurance Act of 2020），其中提到美國需支持台灣自我防衛能力，軍售台灣正常化，以及協助台灣參加國際組織。2021年1月9日，美國國務卿龐培歐（Mike Pompeo）宣布，解除過往美國國務院對台灣交往限制的所有「內規」，過去美國國務院對行政單位所頒發的台灣「接觸準則」也都作廢。

位於美國的「全球台灣研究中心」（Global Taiwan Institute，簡稱GTI）研究員張倚維是台灣裔，她明確指出，川普政府在最後時期針對台灣頒布的政策意在迫使拜登繼承自己留下的海峽政策，從而使得川普的政治遺產在今後數十年的美中競爭中顯得「可見」。

《BBC》這篇文章還大略梳理了拜登對台灣的態度：1979年，作為參議員的拜登曾對《台灣關係法》投出贊成票，以規範華盛頓與北京建交之後的美台關係。拜登過去曾多次表示，要信守這部法律。他曾公開撰文批評小布希破壞美國對台灣問題的長期模糊政策。拜登表示，美國自廢除與中華民國簽署的共同防禦條約後「便沒有義務防衛台灣」。他還曾表示，依據《台灣關係法》，美方支持「一中政策」，但兩岸應該通過對話決定如何和平統一。

川普焦慮症患者需要想明白幾個問題

我曾與一些台灣知識分子談過，儘管台灣對美國政治無能為力，但有些大事心中要明白，做起事來心中有數。

比如：只有強大的美國，才能做稱職的世界警察。因此，川普的「美國優先」政策，不是放棄台灣，而是先讓美國保持強大，這樣在國際事務上說話才有分量。拜登政府執政其間，美國以可見的速度衰落下去，美國支援的兩場戰爭，不但沒加強美國的國際地位，反而讓世界由美國獨大的單極世界變成了美、中、俄多極。美國務卿布林肯數次發表「餐桌菜單論」，稱不在餐桌就坐，就上菜單（意即不做美國盟友上餐桌，就只能成為菜單上的食物）。但是，面對美、中/俄兩張餐台（目前兩國這餐台是併在一起的），法國已經做了選擇，聲稱要「戰略自主」，不再當美國的小跟班；德國加強了在中國的投資。

小國生存全靠智慧。連一向奉行政治安全靠美國、經濟繁榮靠中國的東南亞各國，現在的態度也有變化。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Yusof Ishak Institute）4月2日發表了《東南亞態勢報告：2024》，這一報告已連續發表數年，已成為精英階層對地區和全球重要關鍵問題看法的年度評估。今年的調查基於對東盟10國的1994名決策者、記者、商人和專家的訪談，結果顯示：50.5%的受訪者表示東盟應該與中國結盟，而非美國，比2023年的38.9%相比大幅成長；美國則從2023年的61.1%下降至49.5%。這是該項統計自2020年以來，首度出現中國好感度高出美國的情形。

這一轉變是由於各國對烏克蘭和以巴衝突的看法造成的。這一點上，我覺得台灣新任總統賴清德應該有比較明智的看法，早在2022年4月，俄烏戰爭不到兩個月，賴清德就公開表示，台灣不能成為烏克蘭。

美國現在奉行DEI（Diversity（多元）、Equity（公平）、Inclusion（共融））政策（台灣譯成「多元共融」，其內容就是LGBTQI+、BLM，按種族、性別、宗教等給予不同的政治特權），這種新身分政治在美國實行的結果是房倒屋塌，除了社會矛盾尖銳，還有許多實質影響。矽谷銀行實行這種DEI政策導致破產，哈佛、耶魯等常春藤大學品質嚴重下降，畢業生受到大企業拒絕錄用的越來越多，因為企業對按照DEI種族配額招生並給分的畢業生，能力不足。

有人說，川普放棄了香港，因此會放棄台灣。台灣政界想必清楚：香港與台灣在美國的法理地位不同，香港從來就是毫無爭議的中國領土，美國沒有立場干預香港，只能取消香港的特別關稅區地位，以打擊中國的出口。還有人認為，川普只是將台灣當作棋子，台灣應該作為棋手。說這話的人沒過腦子，沒先問問自己，在拜登時期，台灣成了棋手嗎？如果只能成為棋子，棋手能夠保證棋子不被吃掉就行。

台灣要求美國保護沒錯，但這種保護不應該用蔡英文那種亦步亦趨學習民主黨敗國禍國的進步主義政策換來，而應該考慮國家利益。

隨著股市創新高，投資人也獲利滿滿。我幾個朋友就在思考，如何能夠一方面繼續持有股票部位，享受多頭市場的甜美滋味；一方面，萬一市場突然由多轉空，還能大致保持戰果，至少不要獲利歸零。因此他們研究如何運用台指選擇權，建構一個「保護性賣權」（Protective Put），達到投資組合保險的目的。這種策略是買進一定數量的賣權，支付若干金額的權利金，若股市上漲，則股票部位繼續獲利；若股市大跌，股票部位因此有所損失，但選擇權的部分有所獲利，可以彌補股票部位的損失，就好像得到保險理賠一樣。

然而，沒玩過「選擇權」（Option）的人，要實際操作，還是有些門檻的。我這幾位朋友都是股市老手，雖然也有選擇權基本概念，但實際執行起來，還是卡卡的。畢竟都是五、六十歲的人了，光是一個T字報價表就眼花撩亂，更不要說執行價的選擇、到期月份、口數計算、保險效果以及相關稅費等細節。基本上，對生手而言，保護性賣權是一個戰略正確，戰術卻相對困難的選擇。

聯準會賣權

經過冗長討論之後，我突然想到幾年前流行的一個術語「聯準會賣權」（FED Put）：若美國股市大跌，「美國聯邦準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簡稱FED、聯準會）勢必進場干預，為市場注入資金，效果相當於整個市場擁有一個保護性賣權。說白一點，聯準會賣權就是「聯準會護盤」，投資人得到一個保險的意思。

有了聯準會賣權，投資人好像不一定要自己建立保護性賣權了。

的確，美國股市普遍相信聯準會賣權的存在。2000年有一份對倫敦和紐約主要基金經理人和首席經濟學家問卷調查，發現所有受訪者都相信聯準會對股市下跌的反應超過對股市上漲的反應，而且這也是美股股價被高估的因素之一。另外，「證券投資人保護公司」（Securities Investor Protection Corporation，簡稱SIPC）對2,000位散戶投資人調查，發現投資人普遍相信市場有一個保險存在。根據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謝希拉克（Anna Cieslak）等所著《聯準會賣權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the FED Put）一文中提到，曾經擔任聯準會理事的前白宮經濟委員會執行長沃許（Keven Warsh）曾表示，聯準會對股市變動的注意，遠超過對經濟資料的關注。當股價大跌時，總會有所反應。

事實上，聯準會因股市大跌而採取行動的紀錄，斑斑可考：1987年黑色星期一，股市單日暴跌23%，隔日聯準會立即宣布提供充分資金以確保經濟和金融體系的運作。1997~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美股出現流動性危機而暴跌，聯準會採取降息和寬鬆貨幣措施救市。2008年金融海嘯，聯準會宣布降息，並實施了二次量化寬鬆。2015年底希臘債信危機加上英國脫歐公投，造成股市低迷，聯準會於2016年第一季採取寬鬆貨幣政策。

干預之後的股市榮景

聯準會賣權對股市投資提供了一個保險，久而久之，投資人便產生了道德風險：反正大跌會有聯準會進場解決問題。於是市場存在一種偏多心態，使得股價被高估，甚至出現泡沫現象。例 如：1998亞洲金融風暴之後，2000年便出現達康泡沫。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除2015年希臘債信風暴之外，股市一路呈強勁的多頭走勢。

英國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經濟學教授米勒（Marcus Hay Miller）等人在2001年的研究《美國股市與道德風險：葛林斯潘賣權的概念》（Moral Hazard and the US Stock Market: The Idea of a 'Greenspan Put'）中指出，「葛林斯潘賣權」（Greenspan Put，相當於聯準會賣權）讓股市相信並預期，聯準會在股市大跌時會進場救市。這種錯誤的預期心理會產生泡沫現象，使股價被高估達50%。

《資本之道》（The Dao of Capital: Austrian Investing in a Distorted World）作者史匹茲納格（Mark Spitznagel）從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觀點出發，認為聯準會對貨幣政策的操作，是當今市場體系最主要的扭曲來源，造成價格系統的崩壞，因而股市會在形成泡沫與破滅崩盤間擺盪。也就是說，人們在聯準會賣權的概念之下，誤以為股市大跌，國家必會動用一切資源來拯救，於是過度樂觀，而使得股價不斷被高估。但高估程度總有個極限，當系統無法支撐過高的股價，就可能在某一個突發事件下，全盤瓦解。這就是所謂的「黑天鵝事件」。然後，聯準會不得不扮演救世主，進場救市，一旦市場穩住了，人們更加相信政府會救股市，更加樂觀大膽地投資。如此周而復始。

ETF + FED Put

但聯準會救市，只能對整體股市產生作用，個別股票或企業因獲利衰退、人謀不臧等因素所產生的投資損失，仍要由投資人自己承擔。如何避免個股風險呢？當然是分散投資，尤其是持有市值型ETF。

換句話說，ETF投資人得天獨厚。因為市值型ETF的個股風險已經充分分散，理論上以系統風險為主，而真正大規模系統風險又有聯準會賣權的保護，那還有什麼好怕的？所以投資人更加樂觀積極，從而使市場的多頭行情走得更長、更遠，規模也更大，遠遠超過人們的歷史經驗與想像。因此，有人懷疑，聯準會遲早要碰到一個規模大到無法處理的大崩盤。果真如此，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慘況？難以想像。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投資人從此不再盲目相信聯準會賣權的力量，從而使股市回復理智。

換個角度看，如果聯準會有能力解決所有的股市崩盤，到底這麼強大的聯準會，就市場經濟而言，是好還是壞呢？

做好風險控管為上策

投資人該如何因應呢？史匹納格採用黑天鵝概念的「槓鈴策略」（Barbell Strategy），將大部分資金放在低風險、低報酬的金融工具，只拿一小部分買深度價外的選擇權。萬一市場發生巨大波動，就可賺取暴利。

但筆者相信一個理論：股市有自我修復的能力。即使聯準會和國家都一籌莫展，即使經濟已經千瘡百孔，只要股市繼續正常交易，總有恢復的一天，而且恢復速度比想像的快。這就是市場經濟優於干預經濟的道理。

既然市場遲早會恢復秩序，對投資人而言，重要的是做好風險控管，安然度過風暴，不要在中途斷頭出局。風雨過後，當市場恢復正常時，又將是晴空萬里，一片光明。

前總統馬英九已在2015年放棄核四，但最近又有不少人強力主張要再增加核電。要不要核電已爭議幾十年，考慮過的因素很多，但最近的爭論中有些人似乎忘了某些要考慮的因素，而太依賴成本的高低來支持其主張。本文想提醒大家，企業、核電、國家以及人類社會的各種決策，都有不少重要的因素或層面必須考慮，安全問題尤其重要，金錢上的成本只是因素之一。

核電是否夠安全？

最近擁核者最主要的理由是它的低成本，而反核者則說這低成本低估了核廢料處理、核電廠除役、興建期間的不確定性，以及原料成本的可能變化等等。這些爭議在當年前總統陳水扁要廢核四時，以及在國際上都有大量爭論，本文沒有能力也不想去說誰對誰錯，因為陳前總統的廢核四及馬前總統的停核四，以及國外的很多案例，不用核電的主要原因多是安全，而部分因成本太高而停役的核電廠則以事實顯示，現實上核電廠在成本面並不一定像擁核者說的那樣具絕對優勢。所以成本雖然該好好估算，但安全問題必須花更多精神去討論。

可惜最近有些擁核的人對安全問題相當輕忽。有人說核電技術一直在進步，所以現在已比以前安全。但現在比以前安全並不表示現在已夠安全。有人說我們的核電廠用了40年，安全表現很好，所以沒有問題可以延役。但福島出事之前也安全用了近40年。開車40年不曾出事的司機也不保證一定不出車禍。有人則以權威的姿態不用任何理由、證據就說核電廠堅如磐石。1986年挑戰者號太空梭失事後，時任美國總統雷根感傷地告訴人民，再進步的技術都有風險，不要以為人定勝天。面對重大安全問題，我們要謙卑一點。

核電廠要是那麼好又安全，為何世界上仍有那麼多核電廠停役或除役？為什麼大家要努力研發更新的技術？有人以未來核電技術可以很安全來擁核，但那是未來的可能性，等新技術出來且安全性確立，我們再來談要不要用仍不遲，不是用未來可能的技術來說現在的技術，甚至說現有的電廠絕對安全。現在要用核電，就必須討論現有技術及電廠的安全性，現在核廢料處理的能力和安全性，而不是拿未來可能的技術發展來主張現在的東西沒有問題。

如果各種科技都不能說絕對安全，那我們是不是不要任何新科技？那倒不是，安全和成本或其他利益是可以有些替代性的。為了降低成本，我們常可犧牲一點安全，例如開差一點或快一點的車。核電和其他電廠或技術也是這樣。只因為有安全顧慮或成本較低，就主張一定不要或一定要核電，都是不正確的。正確的做法是要先把成本和安全性做更精確的評估，再決定要不要犧牲那種安全來換取多少成本下降。

核電廠出大事機率很小而損失極大

依這道理，因低成本而擁核的人把反核的人說成是意識形態是不正確的，要求適度安全是基本人權的合理要求，要討論的是要多安全，而不是不必管安全。在一些擁核者的心裡可能認為核電廠出大事的機率非常小，因此可以忽略。但這是賭博冒險的想法。那些被主張機率很小的事件造成之損失可能很大而使損失的期待值仍然非常大，所以不能隨便忽略。例如：大樂透和威力彩中頭獎的機率非常小，分別只有1,398萬分之1及2,209萬分之1，但因為獎額大，很多人還是為了中獎的期待值去買，頭獎獎金變愈大時，期待值愈大因而愈多人要去買。由此可見小機率是不能忽視的。

機率很小而損失極大的情況叫做「尾部風險」（Tail Risk），意指損失金額的機率分配通常到數字很大，也就是很右尾時，機率可能變得很小，因此易被人忽略。曾任印度央行總裁的名經濟學家拉姜（R. G. Rajan）說，人們忽略尾部風險，以為那種事情幾乎不可能發生，乃是世界上會出現重大金融風暴的重要原因。核電問題不可犯類似錯誤。所以我們必須正視出事的機率和損失。

有些擁核者雖然忽視或用權威的態度說沒有發生重大事件的風險，但全球僅400多座核電反應爐，近40年卻已有車諾比和福島等9次爐心融毀的災變，40年內出事的比例約達五十分之一。由這實際出事的比例來看，忽視發生重大災變之機率是很不科學和理性的。有些人會說，災變後已做技術調整，所以已經變得安全。但出事前專家也是說安全，因為事件常是發生在事前未注意到的地方，或者是人為疏失，或者是天災。而這些因素我們並無力解決，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所以忽視發生重大問題的可能性是不客觀、不科學的，甚至像是出自意識形態的主張。

▲核電災害風險小但損失巨大。尤其台灣地狹人稠，損失更大。Adobe Stock

台灣核電在大都會中世界少有

出事的風險既然存在而不能忽視，另一個要考慮的是它會造成的損失有多大，而這與大小和地理位置有關。若在荒野或大沙漠中，損失會小一點，若在大都市中則損失會很慘重。台灣人口密度幾乎世界第一，核一、二、四靠近首都和大都會的程度世界上少有。若像福島核災那樣撤退30公里，北部核電廠出事時基隆市、台北市和新北市有幾百萬人要撤離，但要撤去那裡？會不會有住更遠的人也想逃？若核災是因地震天災引起，道路橋梁也可能受損，且有油、電供應中斷等等複合式災害，那種逃難景象，大家要不要想像一下？

台北市最近有人要撒10萬元鈔票都差一點造成推擠的災難。福島核災時美國海軍後撤達200公里。若在台灣，那幾乎就像是棄國了。大家應該算一下福島核災後，日本包括產品難賣和地價下跌在內有多少損失。若是大台北房價因核災而下跌，不只很多人損失慘重，很可能會造成金融風暴。這種重大的傷害，機率再小都不宜隨便嘗試，何況依歷史統計，其機率不是那麼小。

台灣核電「尾部風險」大且不易降低

為了降低這尾部風險，使用核電廠的國家多把核電廠設在地理較安全的地方以降低出事的機率，也設在人口及建設較少的地方以降低萬一出事時的損失。而台灣在這兩方面都有較大的困難，我們是在地震和斷層多的不穩定海島上，我們人口又特別密集，所以尾部風險較大而不易降低。而烏俄戰爭中俄羅斯輕易就占領札波羅熱（Zaporizhzhia）核電廠，並使歐洲各國擔心核電廠被破壞造成災害的情況，也提醒我們核電廠在衝突中被人攻擊、占領，並拿來做威脅的可能性。我們的尾部風險比一般國家大很多。

了解上述尾部風險機率不小而可能損失極大的人，大概就會直接拒絕核電，這是基於國家人民預期損失大到超過現在低電價利益而做的決定，而不是擁核者所指責的意識形態或神主牌。若有人仍可能認為現在電價和成本的下降比較實在，那他們也該比較這尾部風險損失的期待值及現在低電價利益的大小再做主張，而不是因低電價而否定風險的存在。

執政者「不准人民恐懼」？

而由於這些風險、成本和利益都無法精確評估，核災損害的大小也不能全用金錢估算。有人把人命的死傷和逃難的痛苦看得比較嚴重，有人把生產成本看得比較重要，大家對國家興亡的看法也不相同。因此各種成本和風險的估算都難得到大家一致同意的結論。在民主社會，這就只能由民主的方法做決定，而不是只由發電成本，或只由尾部風險來做決定。

39年前仍是威權時代。政府在談興建核四時，某部長威權地說現在是專家政治的時代，有外籍專家說我國應該興建核四，所以應該興建。當時我就在《自立晚報》 （1985年4月13日）以〈專家政治的限度〉為題撰文，指出人民有不同目的，所以專家不能替人民做選擇，這種事情要依民主程序來決定的道理。但近40年了，有些擁核者還是以高高在上的專家姿態在擁核，而忽視人民的想法。在民主政治中，即使人民的恐懼是錯誤的，專家也只能盡力用科學和道理說明及說服人民不必恐懼，而不是隨便否定人民恐懼之情況的存在，甚至不准人民恐懼。何況如上所述，人民的恐懼是有依據和道理的。

大家都知道中共官方所公布的經濟數據不可靠，不但外界不信、中國老百姓不信，連中共自己也不信。

但問題來了，既然官方公布的數字是假的，但真實的經濟數據是多少呢？我們有沒有辦法用其他的數據推估出來比較可靠的數據？

這個問題從二十幾年前就被廣泛討論。匹茲堡大學的經濟史學家托馬斯．羅斯基（Thomas Rawski）在2001年就發表了一篇論文，探討中國總體經濟數字兜不攏的現象。他發現在1997至2001年這四年間，中共公布的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簡稱GDP）成長率為34.5%，可是同期間的能源使用量下降5.5%，物價膨脹率下降2.3%，而且城市就業幾乎沒有增加。在其他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歷史上，從來不曾出現過這樣的矛盾。他的估計結果顯示，中國在這段期間內真實的GDP成長率不會超過官方宣稱的三分之一，而且非常可能更低。

夜間衛星圖

羅斯基的論文發表之後，有成百上千的研究探討中國GDP的真實狀況。最近發表在經濟學頂尖期刊《政治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一篇文章呈現了一個非常具有說服力的證據。這篇論文的估計結果顯示，中國在2013年的GDP最多只有中共宣稱的一半。

這篇研究的作者是芝加哥大學公共政策學院的年輕教授路易斯．馬丁內斯（Luis Martinez）。這篇研究用的資料很獨特，用的是全球每個國家夜間衛星圖在1993至2013年之間20年的變化。夜間衛星圖顯示出來的亮度，大致上能夠反映出該地區經濟活動的活絡程度。根據過去的經驗，衛星圖亮度的成長率跟經濟成長率呈現高度正相關。

馬丁內斯用「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公布的每個國家的自由指數，將各個國家歸類成自由國家、中度自由國家與極權國家。在1993至2013年之間，大多數的國家公布的GDP都有顯著成長，同時夜間衛星圖的亮度也有顯著成長。但奇怪的是，極權國家所公布的GDP成長率跟夜間亮度的成長率之間呈現很大的差距，遠比自由國家的差距來得大。

圖一的橫軸是那20年的夜間亮度的成長率，縱軸顯示的是GDP成長率。其中圓點顯示的自由國家，而這些國家的兩個成長率之間呈現出明顯的正相關，其斜率大約是0.033。三角形的點顯示的是極權國家，這些國家的兩個成長率之間所呈現出的正相關程度則更加明顯，其斜率大約是0.06，幾乎是自由國家的兩倍。值得注意的是，馬丁內斯的資料顯示兩者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就是中國。

圖一的結果顯示，夜間亮度每增加一個單位，在民主國家能讓經濟成長率增加0.033%，但在極權國家卻能增加0.06%，足足接近兩倍。這個奇怪的現象要如何解釋？

可能的解釋

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極權國家儘管經濟成長高，但為了節約用電晚上會少開燈。但我們發現歐美等自由國家往往比較沒有「夜生活」；勞工比較早下班，商店關門也較早。反而是很多不自由國家，例如中國與越南，夜間活動頻繁，以致燈火通明。所以這個解釋不太可能成立。

另一個解釋是極權國家普遍所得較低，造成夜間亮度的成長率與經濟成長率的相關性更強。但馬丁內斯在迴歸分析中控制了國家的多項特性後，極權國家的兩個成長率間的差距仍然比民主國家大，這顯示不是國家特性造成兩種國家之間的不同。

數據造假

作者認為極權國家的兩個成長率間的差距大，主要原因是極權國家政府誇大經濟成長率的結果。

在理論上，極權政府有誇大經濟表現的動機，因為他們權力的來源不是透過民主選舉，因此需要經濟成長有好的表現來強化權力的正當性。另外，極權政府欠缺監督，所以他們也有更好的機會可以造假。

在實際的資料上，馬丁內斯呈現了多種證據。例如他觀察那些從民主國家變成極權國家之後的變化，畫出了圖二。圖中顯示，在政體轉變之前，夜間亮度的成長率與經濟成長率的差距大致保持不變，但政體變成極權之後，兩者的差距就開始擴大。

其次，馬丁內斯發現對於極權國家而言，在全球比較景氣的年份，GDP成長率會比較接近夜間亮度成長率。但在不景氣的年份，兩者的差距就變大。這應該是因為在不景氣的年份極權政府才需要美化經濟數字。

另外，GDP的支出面有四個成分，分別是消費、投資、政府支出與淨出口（出口減去進口）。由於進出口的數據可以從國外的貿易資料核對出來，而消費的資料也容易被比對，因此投資與政府支出這兩項是極權政府比較容易「上下其手」的項目，造假比較不容易被抓包。而馬丁內斯確實發現投資與政府支出這兩項被誇大得最嚴重。

中國名列前茅

馬丁內斯的資料顯示，中國是GDP成長高於夜間亮度成長幅度第二大的國家，僅次於衣索比亞。

他的估計結果顯示，中國在1992至2013年之間官方宣稱的GDP對數差異為1.95，但經過夜間亮度的調整後的對數差異只有1.2。如果1992年的GDP資料為真，透過簡單的計算，2013年真實的GDP應該只有官方宣稱49.7%，差異非常驚人。

雖然長年耳聞中共的經濟數據不可靠，但直接把真實的GDP誇大成兩倍這種做法還是讓我咋舌。顯然，中共各種作為已經偏離正常人類的範圍太遠，習慣了正常生活的你我，不管做了多少心理準備，還是會低估中共造假的能力。

參考文獻：

Thomas G. Rawski, 2001. "What i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 China Economic Review 12: 347-354.

Luis R. Martínez, 2022. "How Much Should We Trust the Dictator's GDP Growth Estimat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30(10): 2731-27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