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被視為文明之地，但它也是近代人類災難的源頭：德國發動的兩次世界大戰、俄國興起的共產主義革命、更早時的法國拿破崙血腥征伐、羅伯斯比爾的斷頭台，都向世界示範並輸出了暴力，僅二十世紀，就在全球造成一億三千萬人的死亡。
俄羅斯悍然侵入喬治亞
帝國霸權的夢想，往往給周邊小國帶來噩夢：被侵占、被奴役、被兼併的悲憤記憶，充塞小國的歷史。1996年我第一次訪問波蘭，在華沙接受當地一位記者採訪時，強烈地感受到他們對俄國人的反感。這位女記者聊天時說，她對俄國厭惡至極，永遠都不會再說一句俄語，雖然她精通俄文。
波蘭在二戰中被德國和蘇聯侵占，戰後又像其他東歐國家一樣，被迫成為蘇聯的衛星國，被共產主義奴役。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波羅的海三小國，才獲得獨立。烏克蘭、喬治亞等也從大蘇聯分離出來，陸續加入西方的民主陣營。
但那個幅員遼闊的俄羅斯的存在，尤其普丁上台後致力恢復大俄羅斯的野心，讓這些原東歐國家忐忑不安，它們爭先恐後要加入北約，希望不再受俄羅斯的霸權之災。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和關口下，俄國軍隊以保護在南奧的俄僑為由，悍然侵入主權國家喬治亞，掀起軒然大波，成為全球焦點。它甚至讓人想起當年海珊的伊拉克，一夜之間揮軍湧進了旁邊的小國科威特。可想而知那些原東歐國家的感受和反應。
美國總統布希表示，「衛星國和向全球滲透的時代已經過去」。等於明確拒絕俄羅斯的舊夢復燃。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馬侃發表「我們都是喬治亞人」的專文，表示「美國人民是喬治亞的後盾」，並措辭強硬地提出幾點懲罰方案，包括考慮凍結俄國在海外的資產，建議取消2014年在俄國舉辦的冬季奧運會，把俄國從八大工業國中拿掉。英國外長也對此表示同感，英保守黨主席更明確呼籲應這麼做。《華爾街日報》對此發表題為「必須叫普丁付出代價」的社論說，「俄國侵入喬治亞容易，但國際社會不會讓它以後的日子容易」。
強國至上的底座是群體主義
在俄國力爭加入世貿組織，想跟西方和解，正在民主轉型的時刻，為甚麼會有這種明顯惹怒西方、更嚇跑周邊小國的愚蠢舉動？這背後至少有五個歷史和現實原因：
首先，和俄國領袖的大俄羅斯夢想有關。普丁原是KGB（前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情報官員，他的共產黨教育背景，被灌輸而定型的群體主義價值觀，都使他執政後，自然地把強國、國家至上作為執政目標，而不是人的自由。普丁曾說，大蘇聯解體是「二十世紀地緣政治的最大災難」，因而他要重建一個強大的俄羅斯；即使不恢復原來的版圖，也要重現俄羅斯在世界舉足輕重的大國地位。經濟改革，尤其全球石油價格爆升，給世界第二大石油輸出國（第一是沙烏地阿拉伯）的俄國經濟，帶來巨大收益（石油占俄國整個出口的五分之四），使俄國更有恢復強國舊夢的感覺。
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周邊的小國競相加入北約，想完全不受俄國勢力影響的趨勢，令莫斯科難以忍受，因為這等於和它的大國夢想背道而馳。因此莫斯科利用這些周邊小國都依賴俄國天然氣和原油，用能源作為「槓桿」，向他們施壓。不久前，當捷克表示支持美國部署飛彈防禦之後，俄國就把向捷克提供的石油削減了40%。俄國總統麥維德夫誓言，「報復行動會逐步升級」。
面對掐斷天然氣、原油供應的威嚇，烏克蘭、喬治亞沒有屈服，這使莫斯科氣惱、憤怒。於是選在北京奧運會開幕，美、法等西方領袖在那裡看表演之際，突然採取軍事行動，用坦克方陣和空中優勢的狂轟濫炸，想教訓一下喬治亞，更殺一儆百，警告烏克蘭等。
民族主義鍾情於一個強國
其次，和俄國人的民族主義有關。普丁的恢復大俄羅斯的夢想，在俄國民眾中得到巨大迴響。可想而知，在共產政權七十年的灌輸下，群體主義思維已深入人心。正是這種集體主義文化，導致非常多的俄國人仍鍾情於一個強國，而不是重視個人的強大。這種後共產主義慣性，在原東歐國家也存在，但因為它們不是大國，就不像俄國人那麼強烈，那麼理所當然。群體主義價值慣性，導致相當多的俄國人更看重「穩定」的價值，而把個人自由視為帶來動亂和犯罪的源頭。俄國的民調顯示，在「自由」和「秩序」之中，超過一半人選擇後者。俄國的成人就業人口中，非正常死亡者，有一半是因為酗酒。患愛滋病的人數，排全球第二（第一是南非）。
這種民眾心理背景，給了普丁式的領導人掌權機會。曾作為幕僚長被普丁一路提拔、一手選定的接班人麥維德夫，以超過七成的高票當選總統。普丁改任總理，明顯是「垂簾聽政」；但普丁提出的宏偉12年計畫，把俄國人吸引到甚至希望他修改憲法再繼續做總統的地步。按照普丁的藍圖，到2020年，俄國經濟將進入世界五強，一半的俄國人將成為中產階級，俄國人均收入將增四倍，由2007年的年入6,312美元，增至3,2400美元。這個美麗的前景，誘惑俄國人把普丁視為偉大舵手，任他領航。
斯拉夫主義毒化知識分子
第三，和俄國知識分子的斯拉夫主義有關。俄羅斯有史以來，知識人就有強烈的被稱為「斯拉夫主義」的大俄羅斯情結。認為俄羅斯是最優秀的民族，物欲化的西方是墮落的，只有俄羅斯精神才能拯救世界。近代俄國的大作家和評論家等，像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赫爾岑、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更別提巴枯寧等更激烈的革命者，無論有神論、還是無神論者，在大俄羅斯主義上，都能找到重疊點。像最近去世的前不同政見者、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就是典型的大俄羅斯主義者。他以《古拉格群島》等作品揭露了共產暴政，因此被迫在西方流亡了二十年，但他返回俄國後，還是強調西方墮落，俄羅斯要強大，而不是人的自由。他甚至提出要恢復原來大蘇聯的版圖。因此他和普丁一拍即合，成為「國師」那樣的角色。如果索氏今天還健在，很可能會支持俄軍入侵喬治亞，甚至可能會叫好歡呼。
俄羅斯知識分子的這種傳統，在今天的俄國仍有迴響。因此，當普丁為了強大俄羅斯，提出不要「議會民主」，應實行「主權民主」時，並沒有受到俄國知識界的強烈質疑和反對。而所謂主權民主，就是用強調主權和國家強大，而加強總統等克里姆林宮的中央權力，弱化國會所體現的人民權利。
東正教和普丁思維「政教合一」
第四，和俄國東正教的團體觀念有關。美國宗教史專家史密斯（Huston Smith）在他那本暢銷書《世界宗教》中說，當年東正教所以和羅馬天主教分道揚鑣，主要分歧在於，東正教不願承認羅馬教宗的個人權威，他們要全體教士「集體領導」。這種「強烈的團體感覺」使他們提出「一個人可能單獨被詛咒，但卻只能與別人一起得救」這樣的概念和教規。因此東正教沒有自己的「教宗」，也沒有那麼多教會等級，強調教眾說了算。史密斯引述評論說，「和西方比較，它較重視聯合而少重視個性」。這樣一種群體主義傾向，再加上基督教本身的反富、極端強調平等的觀念，還有後來東正教更顯露出來的反西方傾向，都為共產主義烏托邦在俄國首開先河提供了條件。
最近，一位俄羅斯東正教教士，拍了一部在俄國引起轟動的電影《帝國的毀滅：拜占庭的歷史教訓》（The Destruction of an Empire: The Lessons of Byzantine History），強調拜占庭帝國所以崩潰，主要因為引進了西方價值，尤其是西化的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影片認為，正是個體主義，導致人們不再和統治者站在一起，損害了國家安全，拜占庭等於把信仰給毀了。這部影片的結論是，不要走西方的道路。這種思路，和當今統治者很合拍。普丁曾公開說，「我們尊重西方好多世紀形成的價值，但是，這不能成為我們的標準；所有國家都有自己的歷史、文化、宗教和國情，應走自己的路。」今天，俄國東正教和統治者，有一種默契的思想「政教合一」。
沒有清算共產主義的代價
第五，和俄國沒有清算共產主義有關。美國知名的蘇聯問題史學家、哈佛退休教授派普斯（Richard Pipes）在今年5月號《評論》（Commentary）雜誌撰文說，和後納粹的德國不同，後共產主義的俄國，從來沒有和極權的過去切割，因此共產蘇聯的遺跡，今天在俄國隨處可見。他引述幾年前的一項俄國民調，多達30%的俄國人居然不知道「蘇聯」已經不存在了。雖然列寧格勒已改回叫聖彼得堡，但周邊仍然被稱為「列寧格勒地區」。列寧的水晶棺仍在紅場，他的塑像仍到處可見。三分之二的俄國人為蘇聯的消失而感到「遺憾」。當被問到，如果共產主義者發動政變、奪取權力，你們怎麼反應時，他們說不是參加這種造反就是合作，或至少做壁上觀，只管自己的事。只有10%說他們會起來反抗。
派普斯教授說，在克里姆林宮的指導下，最近俄國修改了歷史書，把史大林歌頌為最偉大的國家領袖，因為他鞏固了沙皇留下的帝國，打贏了二戰，使國家工業化，並建立了全世界最好的教育制度。
派普斯感歎說，看到俄國今天的這一幕幕，真令人遺憾，多數的俄國人沒有能力面對自己國家的過去，而如果他們想創造一個新的開始，不面對過去是不行的。但正相反，他們好像是自己最糟糕的敵人，缺乏自信，導致相信外部是一個敵對的包圍他們的世界；自己犯錯，卻怪罪他人；同時被自己的領導人誤導。
這位資深的蘇聯問題專家認為，面對普丁的俄羅斯帝國夢想，西方不可後退、妥協。用像當年西方和希特勒簽署犧牲小國條約的做法，絕對是錯誤的道路。這次俄羅斯軍隊入侵喬治亞，就是一個試探，而美國和歐洲的強烈反應，則是一個清晰的回答。在人類進入21世紀的民主時代，俄國還想做帝國霸權的夢，可能只是黃粱美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