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國務卿希拉蕊以11天時間訪問了非洲7國，這是她上任後最長的一次出訪，也是首訪撒哈拉的非洲國家。這次非洲之行，再次引起人們對西方援助非洲問題的爭論。
西方的很多左派認為，非洲的貧困是因為富裕的西方國家缺乏同情心，沒有給予足夠的援助；7大工業國應該掏出更多的錢，幫助非洲脫貧。甚至有左派活動分子提出，7大工業國只有各自拿出國民收入總值（GNI）的0.7%援非，才算「公平」。
非洲國家本身，更是異口同聲、理直氣壯地要求金援，甚至把「援助」視為全球化對非洲造成損害的一種「補償」。
西方國家對非洲的援助，過去60年來金額巨大。以美國為例，據赫德森研究所（HI）前年發表的全球慈善捐助報告，2005那年，美國給第三世界國家的援助達276億美元，如果再加上民間的950億美元，總共有1,226億美元。
美國給發展中國家的援助總額，不僅超過法、德、日等國，而且已占美國國民收入總值的0.98%，超過了0.7%的高限。其中光是給非洲的抗愛滋病捐款，在布希總統執政時，就多達150億美元。根據今年5月號美國《評論》（Commentary）雜誌發表的西方對非洲金援問題的評論，「過去50年來，西方富有國家對非洲的援助，高達2萬億美元。」
援助把非洲推入火坑
但結果是，非洲不僅仍是全球最貧困的洲際，而且很多國家比20年前更窮。很早就有專家學者對西方的這種「援助」的有效性提出質疑。最近，非洲女學者丹碧莎‧莫友（Dambisa Moyo）出版了一本新書《無用的援助》（Dead Aid），毫不客氣地指出，西方援助害了非洲。此書更引起人們對「援非」的討論和爭議。
莫友出生在尚比亞，在英國劍橋和美國哈佛獲得教育，曾擔任全球知名的高盛投資公司的經濟師和世界銀行的非洲專家。在這本新著中，她以大量實例指出，西方對非洲的援助，不僅無法解決非洲經濟問題，反而會使非洲一直貧困下去，援助等於把非洲推入了火坑。
莫友認為，長期的援助造成非洲國家不堪重負的債務，通貨膨脹加劇，欠缺對匯率市場的異常動盪的抵禦能力，也無法吸引高品質的投資。她的結論是：「援助實際上是政治、經濟和人道主義的災難。」
事實上，非洲雖得到源源不斷的援助，但今天非洲人的實際人均收入卻低於1970年代；超過一半的非洲人口（約3.5億）每天生活費不足1美元。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每48個非洲人中，有9個比1960年更貧困。
被溺愛的孩子永遠長不大
主張援助非洲的人，往往強調二戰後美國幫助歐洲經濟復甦的馬歇爾計畫：二戰結束後，美國立即援助了歐洲130億美元（今天相當於1,000億美元，但也只是西方援助非洲2萬億美元的二十分之一）。但馬歇爾計畫是短期的、有限的、目標清晰的，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的建設。而今天西方對非洲的援助，則是不設時限的、缺乏具體目標的、給窮人平分的救濟。雖然這樣做能使窮人的狀況短期有所改變，但無法從長期目標上，使整個國家脫貧和現代化。
另外，當年接受馬歇爾計畫援助的歐洲國家，不覺得這項援助是美國對他們的虧欠。而且他們做出周密的經濟計畫，有效地使用了援助款。但非洲的政府，則把西方的援助視為理所當然，他們不致力經濟改革，只是負責分配、撒錢。莫友感嘆說，人類歷史上，沒有哪個國家像非洲這樣，靠這樣的援助而取得經濟發展的。「依賴不設時限捐獻的經濟體制幾乎都是全軍覆沒，而那些不依賴於援助的國家倒取得成功。」
例如前東歐的波羅的海三小國，獲得獨立後，並沒有獲得美國的馬歇爾式援助，而主要依靠自身的經濟改革，走充分的市場經濟道路，結果都取得經濟成就。從1995到2007年，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立陶宛三國的實際收入分別增長了驚人的167%、146%和125%。
亞洲的經濟四小龍（台灣，韓國，新加坡，香港）也不是靠西方援助，而是靠走市場化和全球化而經濟騰飛的。即使當今中國，也主要是因為走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以經濟改革、低廉勞動力等吸引外資而經濟發展的。因此一位中國學者曾就此感嘆說：「在中國，越是受到保護的國有企業越沒有效率和競爭力，只能靠壟斷維持生計，而民營企業卻發展壯大。」到底是採取市場經濟還是遠離市場，這本身就是個不言而喻的答案。自立的孩子早當家，而溺愛的孩子卻永遠長不大，國家也一樣。
這在西方也同樣，在美國以及歐洲國家，那些靠領取福利生活，尤其那些好吃懶做、專靠吃納稅人的錢而活的人，沒有一個因此而脫貧、成為「百萬富翁」的。
他們連援助的種子都吃掉
另外，跟馬歇爾計劃時代不同的是，歐洲雖經過戰亂，但民主體制和文化傳統並沒被摧毀。美國的援助，基本都在民主制度保障、新聞自由監督的情況下，被有效使用。而在非洲，多數國家都無健全的民主制度，所以很多西方援助，都被政府官僚貪污挪用，因援助已成為非洲國家財政預算的主要部分。例如在衣索比亞，援助金已占了90%的政府預算，另有7個非洲國家，也已占財政預算的70%以上。
一位到過尚比亞參加援非項目的中國工程師撰文說，他在尚比亞看到的總統車隊，全是賓士、寶馬等高級轎車。當地朋友告訴他，外國援助，多被政府高官拿去揮霍了，尤其是買車。非洲國家的部長們開的都是世界級的好車，住的是占好大一片地的兩層小樓。還有人說，中國援助給他們的種子，玉米、大米、小麥之類，他們不是拿去種，而是直接吃掉，你援助多少他們吃多少。他根據在當地的觀察得出結論說，「外援很大一部分沒有對非洲的自強和發展起作用，而只是使少數人的生活變得日益富裕、奢侈。」
法國平等至上+英國費邊烏托邦
除了沒有成熟的民主制度之外，非洲的文化背景也是重要原因。非洲原主要是法國和英國的殖民地。很多非洲知識菁英都會法語，結果他們沾染到法蘭西的追求絕對平等的浪漫社會主義情懷。《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傅瑞德曼（Thomas Friedman）在他那本登上暢銷書榜的寫新科技經濟的專著《凌志車和橄欖樹》（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凌志車代表高科技，橄欖樹代表非洲村落）中就提到，非洲那些說法語的菁英，幾乎都被法國化，滿腦袋的社會主義幻想。在非洲結束殖民統治後，絕大多數非洲國家領導人都著迷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非洲最大的國家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在監獄中，枕頭底下放著的必讀書，竟是中國國家主席、共產黨第二號人物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修養》，他還想到北京見毛澤東，討教如何在非洲實現毛式的共產主義。今天南非的經濟仍落後，和曼德拉的接班人們仍傾向社會主義、抵制市場經濟有關。
非洲的一些會英語的菁英，則染上了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的社會主義烏托邦病，很多成為「費邊主義」（主張社會主義經濟）的信徒。法國的浪漫主義平等至上，加上英國的費邊主義均貧富烏托邦，毒化了一代又一代非洲的知識菁英，導致非洲一直向「左」轉。倫敦經濟學院的左派遺毒，也是造成近代印度經濟落後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印度的開國元首尼赫魯，早年曾在倫敦經濟學院留學，得到了均貧富的烏托邦靈感，然後尼赫魯和女兒英迪拉甘地又前後在印度掌權了32年，用計畫經濟，把印度「計畫」進貧窮、落後。
非洲到處是共產主義者
一位在捷克和南非都生活過的觀察家曾對比評論說，在前東歐國家，人們普遍把社會主義當作一場巨大的災難。而在南非，很多人把社會主義當作一個受人尊敬的政策選擇。在捷克，幾乎不可能找到一個自稱的共產主義者。而在南非，政府中到處都是共產主義者。在中歐和波羅的海國家，人們傾向於認為西方世界的財富來源於資本主義國家的高效生產力的結果；而南非人更傾向於認為那是殖民剝削的罪惡。
正是由於社會主義思想深入人心，結果非洲更加官僚化，效率低下，根本沒有充滿活力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空間。例如，根據莫友《無用的援助》一書中的資料，在非洲國家科麥隆，潛在投資者需要用426天辦妥15項手續才能獲取商業許可證。在安哥拉，要花費119天填寫表格才能獲取商業許可（而在韓國，只需要17天，10項程序）。莫友感嘆說，哪個投資家願意在花上百天以上才能獲得商業許可證的地方投資呢？
當然，更不要說，非洲仍是世界上最不穩定的大陸，不斷爆發戰爭和衝突。過去13年，有11個非洲國家爆發過內戰。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統計，自1990年代以來，非洲大陸爆發的戰爭比其餘幾個洲的總和還多。
有婚禮做新娘，有葬禮當屍體
但非洲學者丹碧莎‧莫友的理性聲音，卻受到西方左派的譴責。好萊塢的明星，歐洲的搖滾音樂家們，不是把經濟改革，而是把向非洲提供更多援助，當作解決非洲貧困的唯一方法。他們對莫友等非洲專家提出的問題，根本不關心；他們更在乎的是，通過呼籲援助的政治秀，以顯示他們站在道德高地，是慈善家（實際上是偽善）。在本質上，那些高喊「援非」的西方人，才是真正對非洲人有嚴重的種族歧視，因為他們不相信非洲人民離開援助，有自己發財致富、發展經濟的能力，他們要通過「施捨」，在心理上獲得當年殖民者的居高臨下的主子感覺。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知名經濟學家賽克斯教授（Jeffrey Sachs）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他曾在俄國經濟改革時，跑到莫斯科幫葉爾欽推行「震盪療法」，主張一次到位的經濟改革，而不是漸進變革。現在則主張在非洲實行毫無改革的依賴外援經濟，這種轉變不僅不可思議，簡直是瘋了！
賽克斯最近發表專文，對莫友等質疑援助非洲的學者，不是從學術角度，而是從個人好惡進行攻擊。在美國三大電視之一的ABC台節目上，賽克斯惱怒地指責主持人對援助非洲的質疑是把貧窮的非洲人當作「敵人」，主持人毫不客氣地回應說，非洲的菁英們才是非洲人民和西方納稅者的共同敵人。實際上，主持人應再加上一句，西方的左派們也是非洲人民的敵人。迷信社會主義的非洲菁英，加上迷信均貧富烏托邦的西方左派，還有好萊塢那些「有婚禮要做新娘，有葬禮要當屍體」的、挖空心思要「作秀」出名的明星們，聯手葬送了非洲人民走市場經濟、發財致富的可能。
因此，早就有一位英國經濟學家指出，這場對非洲的援助，實質是「徵富國窮人的稅，補貼窮國的富人」的餿主意，最後害了非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