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時節，陽明山花季一如往昔地吸引了蜂擁人潮。在前往陽明山的公路上，即使是午後，車輛依然大排長龍。此行目的雖然不是為賞花，但一行人心情依然雀躍，因為要拜訪一位隱居山林裡的長者，聆聽他的傳奇故事。
為瞭解受訪的主人翁，首先要說一段歷史。
台灣土壤裡長出的第一株科學大樹
許多人可能不知道，在學術領域中，台灣可是赫赫有名的蛇毒研究王國。台灣大學醫學院藥理學科符文美教授如此形容：「蛇毒研究是台灣土壤裡長出的第一株科學大樹。」不僅如此，從台灣蛇研究的承傳脈絡中，可以看到台灣醫學教育體系早期的形成過程。
時間推移到近一世紀前。台灣藥理界的元祖、也是台灣第一位獲得醫學博士的聞人杜聰明，先後曾位居台灣大學醫學院第一任院長、台灣大學代理校長以及高雄醫學院創辦人等要職。杜聰明當時定下了台灣醫學研究的三個本土題材：中藥、鴉片及台灣蛇毒。其後，台大醫學院第五任院長、中央研究院生物組院士李鎮源，更是把蛇毒研究揚名國際。1979年應德國Springer出版社編輯委員會邀請李鎮源主編一千多頁的《實驗藥理學──蛇毒》，獲得了國際毒素學會頒發的最高榮譽「Redi」獎。之後，在台灣已經奠定深厚基礎的蛇毒研究，繼續造就了藥理學科另外二位中央研究院院士──歐陽兆和教授以及張傳炯教授。
聽了這麼一段叱吒國際藥理學界的歷史，讓人不由心生嚮往。我們想要親炙風采的長者也呼之欲出。他就是享譽國際的中研院退休院士、台大藥理學科暨研究所名譽教授張傳炯。
張傳炯約半世紀前的學術成就，今日仍令學界的後輩稱道。我們到訪的幾天前，一位英國研究痛覺神經的博士生，千里迢迢來台後，苦心透過在台友人尋訪張傳炯，就是想一探這位對他學術研究深具影響力的大師風範。
讓蛇毒研討會全體與會者起立鼓掌
翻開台灣研究蛇毒的歷史，張傳炯至今仍讓人津津樂道的學術成就在於「利用電泳法從雨傘節蛇毒中分離出神經毒素」。當年的學術發表，是一次令國際毒素研究者難忘的一刻。
1961年，美國國務院發出邀請函給張傳炯，邀請他參加該年6月在夏威夷的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是張傳炯第一次出國在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論文，他的論文被安排在最後一位發表。
沒想到，另一位在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的研究員也發表了一篇相同主題的論文。這樣的巧合理應帶給發表人莫大壓力。但是，當張傳炯報告完自己的研究內容後，全會場竟爆出如雷的掌聲……
張傳炯是該研討會上，唯一讓全體與會者起立鼓掌的講者。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的研究員也做了同樣的實驗，卻沒成功。
遙想這段往事，多麼榮耀快意！這也是促使我們想要拜訪這位成功學者的主因。
到底「分離雨傘節蛇毒中的神經毒素研究」在學術上的意義是甚麼？為甚麼這項成就至今仍在學界傳頌？
這要從張傳炯為何要選擇雨傘節作為研究對象說起。
挑戰起步比「百步蛇」強一百倍的「雨傘節」
如今已年屆82高齡的張傳炯博士，在陽明山上的居所中，襯著窗外山色，和祥的雙眼依然發出智慧的光芒。談起蛇毒時，張傳炯興致勃勃，條理分明的遣辭用句流露出典型的學者風度。
談起為何當年從事雨傘節研究時，張傳炯表示，台灣的毒蛇有六種，但很少人會選擇雨傘節做為毒素的研就對象。因為雨傘節的毒液很少，百步蛇一次汲出來的毒液乾燥以後，大概有500毫克，但雨傘節就只有少少的1、2毫克毒液。很多研究者因而不願接觸。
雖然雨傘節的毒量少導致一般研究者裹足不前，但張傳炯的想法卻剛好相反。他認為，雨傘節的毒液幾乎不到百步蛇的百分之一，但咬到人的致死率卻跟百步蛇差不多，這說明雨傘節比百步蛇的毒性強很多。張傳炯認為：「雖然雨傘節毒量少，是百步蛇的百分之一，但好好處理的話，一起步就比研究百步蛇毒的人強一百倍。」
後來，實驗果然分離出只有雨傘節才具有的成分。張傳炯微笑道：「所以如果當年沒選雨傘節的話，也不會有今天的我。」
一個看似簡單且似乎微不足道的選擇，卻道破一個成功研究者「不走坦途」，甚至「專行險境」的堅毅特質。
異於常人的創新研究方法
張傳炯繼續將時光倒轉。他介紹學界對蛇毒的研究，大約要回溯至1920年代。當時科學家試圖用各種方法，將蛇毒中令人致死的成分純化分離出來。1950年張傳炯從台大化學系畢業後，就進入杜聰明所主持的熱帶醫學研究所藥理組研究，隨後轉進台大藥理學科跟隨李鎮源從事蛇毒研究。杜聰明先前累積的蛇毒研究基礎，都成了張傳炯研究雨傘節的參考資料。張傳炯從中發現，先前採行過的分離方法，都無法達到研究雨傘節的目的。
要想突破雨傘節毒的研究瓶頸，張傳炯認為就得採行創新的研究方法。他解釋：「毒素是由蛋白質構成，而分離蛋白質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分離』，一種是『分析』。你『分離』完了，要看你這『分離』出來的東西有沒有純，就要用『分析』方法。所以分析的方法比較敏銳。」
於是，張傳炯決定創新，用「分析」方法來「分離」雨傘節的毒液。而這樣的嘗試，從來沒有前人做過。
利用簡陋儀器創造奇蹟
這個企圖突破的分析法就是「電泳法」。但當時台大藥理學科沒有相應的儀器，於是找來一位日據時代留下來的玻璃工，請他依照張傳炯自己設計的儀器圖製作用來進行電泳的玻璃槽，並購買便宜的馬鈴薯澱粉作為支撐物質。又因為缺乏降溫設備，張傳炯甚至把這套設備放進冰箱下層，解決降溫的需要。
最後，張傳炯分析出了四種成分──乙琉詹鹼酯酶以及α、β、γ雨傘節神經毒素。其中以α雨傘節神經毒素的毒性機轉最為清楚，而且α雨傘節神經毒素作用的部位在神經與肌肉交接之處，和南美箭毒（curare）一樣，都是屬於「腱後神經毒素」，而β、γ雨傘節神經毒素屬於「腱前神經毒素」。
張傳炯談起這項往日成就，依然流露出興奮和自豪：「你用化學方法把毒分開，這是一大考驗，因為蛇毒在當時是新的領域。我們分開以後去看毒素的時候，哇！好厲害！真漂亮！一邊是腱前毒素，一邊是腱後毒素，就可以分開來。」
從1920年代起，沒有人能將雨傘節毒素成分分析出來，沒想到竟然在張傳炯自製的簡陋儀器下成功了！這就是為何在1961年6月夏威夷那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全體與會者為張傳炯的突破起立鼓掌的原因。
成為大師布羅迪的愛徒
1962年9月，嶄露頭角的張傳炯前往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的化學藥理研究室，進行博士後深造。這段期間不僅見識了美國學術界的研究精神與熱忱，最重要的是有幸師從「藥理學大師」布羅迪（Bernard B. Brodie）。
根據國際異質物研究協會（ISSX）介紹，於1967年得到醫學領域除諾貝爾醫學獎外頂級大獎「拉斯克獎」（Albert Lasker Award）的布羅迪，在化學領域的方法上，有著開創性角色的崇高地位，是現代藥理學的創建者。布羅迪還用高效率的分析方法解決藥理問題，在任職美國國家衛生院期間，籌組了一支科學團隊，造就了多位藥理學大師。
就在布羅迪貢獻最卓越的期間，張傳炯來到美國國家衛生院的布羅迪研究團隊。回想起美國研究團隊的規模與投入，那情境至今依然鮮活地留在張傳炯腦海中，且讓他十分驚歎。當時布羅迪身邊就有三位祕書，以及四十位博士後的研究人員當他的助理。張傳炯十分佩服這樣的規模與氣度：「美國人很有錢，他們也同時有很大的研究熱忱。他們花的精神比我們這邊更大。很厲害！」
地位崇高的布羅迪有個習慣，喜歡半夜找優秀的研究人員到他的住所，討論正在進行的實驗。張傳炯初到國家衛生院，常聽到其他研究員熱烈地聊著前一晚跟布羅迪討論的種種。事實上，能被找去討論的研究員只是少數。除非夠優秀，不然在這麼龐大的研究團隊中，很難被布羅迪注意到。張傳炯記得團隊中有十來位日本研究員都不曾被邀約過。
然而，來自台灣的張傳炯，卻是布羅迪夜間討論的常客。
當然，一開始布羅迪並沒注意到這位黃面孔研究員。經過一、二個月的努力，張傳炯的研究出現成果，他馬上把內容打字下來整理成論文。由於內容很多，一打字就是一星期。其他人開始議論紛紛，「老張在幹甚麼？」一時間成為研究室的話題。研究室副主任很感興趣，把張傳炯寫好的論文交給布羅迪。
論文交出去後的一天晚上，張傳炯突然接到布羅迪的電話。電話那邊，布羅迪劈頭就問：「吃晚飯了沒？洗好澡了沒？……好，一個小時後你不要睡覺，到我這來。」張傳炯想到自己的學術成就被大師賞識，不免也露出興奮的神色。
從此以後，布羅迪就時常找張傳炯討論，一起腦力激盪。不僅晚上討論，連平時零碎時間布羅迪都不放過。有一次，布羅迪請張傳炯當司機載他到機場，一路上仍滔滔不絕地提出許多學術問題。但張傳炯對路不熟，需要專心開車，沒精力分神與布羅迪探討，只能一直回答：「Yes！Yes！」布羅迪可生氣了，說：「老張啊，你講yes就是表示你沒在聽。」張傳炯連忙賠不是，表明是第一次送人到機場，沒辦法專注於討論。「他以為我會像晚上一樣給他建議跟意見呢！」
由這個小故事可以窺見，布羅迪喜愛跟張傳炯討論到了這般地步；也瞭解到布羅迪醉心於研究，已到達時時刻刻都不想放鬆的境地。
學習虛心為懷的大師精神
張傳炯也發現，布羅迪不會因為自己是大師就高高在上，聽不進別人的意見。他找張傳炯等後生晚輩來討論，是真心希望他們能提供建議。張傳炯由此領會到成為大師的必備條件之一，就是要虛懷若谷：「布羅迪是化學系畢業的，化學很強，有得諾貝爾獎的實力。而我念過藥理學科，這方面我比他熟。我們討論的時候，我提出不同見解，他就會很高興：『哇！自己又有所得了！』他是大老闆，但不會覺得他不懂這個事情就拉不下臉來，不會，他完全是喜歡聽我的意見。」
還有一件趣聞足以描繪布羅迪的大師胸懷。由於布羅迪開創「藥品代謝」領域後，有許多優秀的研究團隊也跟上腳步從事相關研究。樂於挑戰新方向的布羅迪因此轉向「神經科學」領域。有一天，布羅迪問張傳炯：「你認為我在神經科學的研究做得如何？」張傳炯直接回答：「我就不客氣地講，我覺得您在藥品科學方面，真的值得拿諾貝爾獎；可是神經科學方面，稍微落後了一點。」布羅迪聞言嘆了一口氣，因為他自己知道這是事實。
令人佩服的是，布羅迪不會因為聽到自己不好就生氣。這樣的氣度讓張傳炯印象深刻。其中也看出張傳炯耿直的學者個性。
在國際頂尖研究機構工作、受教於國際頂尖學者，張傳炯原本就異於一般人的研究能力，得以磨鍊得更加堅實穩固。相較於西方人而言，東方人的現代科學造就似乎稍遜一籌，然而張傳炯的表現，絕對足以媲美西方人。直到現在，張傳炯對於學術研究的標準，還是要求得非常嚴格。他認為，台灣的科學研究一定要和國際接軌，國內學者一定要將論文於國際期刊上發表，如此才能驗證研究的真正價值與貢獻。
孜孜不倦的張傳炯，因為許多卓越的研究成果而建立起泰山般的學術地位──1970年獲得教育部醫科學術獎、1976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78至1984年出任台大藥理學科及藥理研究所主任、1992年獲「侯金堆傑出榮譽獎」基礎科學生物類獎、1993年擔任中華藥理學會第四屆理事長……
在訪談過程中，白髮蒼蒼的張傳炯，言談間流露出的清晰思維以及認真的態度，讓人印象深刻。尤其談起專業的實驗或研究細節時，在場的「年輕人」頗有跟不上的尷尬。
一般人常說做學問要「青出於藍，更勝於藍」，然而張傳炯等老一輩學者樹立起的學術典範，恐非後一輩學者輕易得以企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