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香港舉行立法會5個直選席位補選的投票，因為泛民主派內部的分歧，尤其是在北京指示下親共人士的抵制，特首曾蔭權在投票前33小時宣布特區政府的班子不參加投票，藉以影響市民投票熱誠，因此氣氛熱不起來。雖然參選的公民黨與社會民主連線5位成員（也是參與總辭的5位成員）都高票當選，但是因為投票率創下17.1%的新低紀錄，因此對「變相公投」的主觀意願打了折扣。
然而在中共與香港特區政府抵制下，仍有50多萬人出來投票，它的意義仍然不能低估。不過這次的教訓，泛民也必須記取，未來再作出重大決策時，必須細細評估，包括成功或失利的種種可能；而且在香港泛民處於弱勢的情況下，泛民內部的團結，更是輕忽不得，在缺乏共識的情況下，任何重大行動都要三思；而如何以大局為重，也必須念念在茲。
商業電台重提「燒死林彬事件」
然而，在投票前夕，因為中共外圍組織民建聯「包」下商業電台的一個節目所引發出來的爭議，卻越來越熱。此事件衍生出對於1967年香港土共暴動的評價，以及是否必須「變相平反」的問題。
這場爭論的開始就如同我在上一期的專欄所說，在商業電台專論中國政事節目《串》的主持人潘小濤，狠批商台「引入魔鬼」，並哽咽地向林彬致敬。林彬是1967年共產黨暴動時，因為嚴厲譴責共產暴行而被香港土共在汽車裡活活燒死的著名反共主持。
林彬之死，是共產黨的罪行，因而在香港也是敏感問題。如果像中共禁止在中國提及與討論文革那樣，就可以讓過來人忘掉那個「10年浩劫」、讓80後根本不知道有文革發生過。但問題是在香港，至少人們還在捍衛言論自由，提到燒死林彬事件，就會讓香港人「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迴避這個問題，在潘小濤提及這件事情以後，親共就體認到應該保持低調，盡量迴避。
可是一個愚蠢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黃定光，也許是立功心切，突然在5月11日的《明報》發表題為〈持平、公正地看待商台的風波〉的文章說：「林彬之死，死於社會動亂。」當晚，他還在電台節目《左右大局》中被問到林彬之死時又說﹕「香港左派當時未必想置林彬於死地，相信置他於死地是其他左派。」民建聯另一位立法會議員陳鑑林也見義勇為，與他一搭一唱，指67暴動期間，死的不止林彬一人，不應該因此將暴動的責任歸咎於左派身上。
「其他左派」是何許人？
1967年香港的「社會動亂」是怎麼一回事？不就是香港土共利用小工潮，把它激化成為文革的紅衛兵暴動？因為「偉大領袖」毛澤東指示過「越亂越好」，香港當然也要亂一亂，何況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更必須「亂了敵人，鍛鍊自己」。這有點像台灣的「二二八」，為了穩住當年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藉一些小事件進行大鎮壓以達到威懾的目的。
林彬就是這樣被香港土共燒死。黃定光卻說：「相信置他於死地是其他左派。」「其他左派」是何許人？香港人一頭霧水。黃定光如果知道，應該揭發呀！那時的暴動領導者是「鬥委會」，負責人是當時中共在香港的外圍組織工聯會理事長楊光，即使他沒有指示哪一個人去燒死林彬，但他們那時的「對敵鬥爭」，到處放「菠蘿」（土炸彈），雖然有真有假，殺人的意圖不是也很明確嗎？
當年的暴動死了幾十個人，這筆血債都應該由發動者負責。暴動後來被中國總理周恩來制止，因為國際形象太壞了。文革結束後的改革開放，文革作為極左路線被批判，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港澳工委書記）梁威林被撤換，副社長祁烽也噤聲。但是為避免統治香港的英國人「翹尾巴」（比喻驕傲或自鳴得意之意），所以沒有開展批判，也沒有像在中國那樣，去揪所謂的「三種人」（編按：指1980年代初期鄧小平復出後對文革的清算，提出要清理「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以及「打砸搶分子」）。
香港土共為文革進一步招魂？
1967年暴動，最先逃跑的不是右派人士，而是中共控制的中華總商會會長高卓雄，他因為被統戰到北京時，吃過毛澤東親手為他挾的一塊雞肉，到處宣揚「毛主席的恩情」而得到「毛挾雞」的雅號；著名的左派影星夏夢也逃往加拿大。可見這場暴動是如何不得人心。參與暴動的還有現在工聯會負責人，以及當時還是學生的曾鈺成（民建聯創黨主席、現任立法會主席）、曾德成（現任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兄弟等，曾德成還為此坐牢，如今他們終於「揚眉吐氣」了。
這些醜事，本來是要被掩蓋的，但是2001年7月1日中共建黨80週年，也是香港主權轉移4週年時，當時的香港特首董建華就給已經默默無聞的楊光頒發代表香港特區最高榮譽的大紫荊勳章，讓這些沉渣浮起，為他們的文革罪行平反；明年是中共建黨90週年，香港土共又要為文革進一步招魂？
毛澤東說：「牛鬼蛇神七、八年要跳出來一次。」香港土共的錯誤路線被否定後，始終耿耿於懷，適當時候都要跳一跳，尤其是97以後他們當家作主了，不論仍然在底層沉淪的維園阿伯，還是已經晉身政府高層的特區阿哥。但是這對香港市民反而是一個很好的教育，讓他們不會忘記當年的紅色恐怖，從而增加爭取香港民主的迫切性，否則紅色恐怖隨時可能復辟，而控制輿論則是他們必須先行的，這是「祖國」與主子黨的重要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