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歐巴馬9月24日呼籲中國重估人民幣匯率,也就是要人民幣大幅升值,美國眾議院也通過對低估幣值國家產品課徵反補貼稅的法案,而中國總理溫家寶則說人民幣若在短期內升值20~40%,將導致中國企業破產、勞工失業、以及社會激烈動盪。
在美中匯率爭議之際,日圓則大幅升值而衝擊日本企業和經濟,使日本政府出面干預外匯市場以防日圓升值太多。其他東亞貨幣也多面臨升值的壓力。巴西財政部長更斷言一場全球匯率戰爭已經開打。這些匯率爭議有許多似是而非的主張,我們若不能正確瞭解相關問題的真正原因和道理,就難有正確的對策。
匯率爭議的形成原因
匯率爭議的基本原因是各國要搶奪有限的國際市場。經濟成長就是生產增加,當全球許多國家經濟都快速成長時,全球的總生產也當然快速增加。但很多人及很多國家都不會把增加的所得全部用掉,因此在全球生產快速增加時,就可能出現需求的增加少於生產之增加的情況,這將使一些產品無法順利賣掉,因此生產或全球經濟也就無法再快速成長。
在過去幾十年間,這項困難卻並未出現,因為美國以發行更多美金、公債、以及其他金融資產的方式來增加其支出,使美國的支出增加得比生產還快而彌補了全球需求的不足。於是幾十年間美國出現了鉅額的入超,而累積了鉅額的對外負債,而其他國家則出現了鉅額的出超並累積了鉅額的外匯準備和對美國的債權。
2008的金融風暴使大家驚覺美國負債已太多,債信也不一定良好,因此美國可能須減少其貿易入超。但美國若減少入超,即表示其他國家合計的出超也要減少,各國高出口成長及出超的機會勢必減少。全球匯率大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國要搶奪這變小的出口機會。
全球的不景氣,以及有些國家積極搶奪市場,當然也使其他國家的出口機會更可能受損,而不得不積極以貨幣貶值等方式來保護自己的市場。各國為自己的利益辯護,也就出現許多似是而非的主張。
美國貿易入超應該自己節儉?
第一種常見的主張是說美國的貿易入超是因美國人支出太多所造成,所以人民幣或其他貨幣對美元升值並無法降低美國的入超,要美國人自己減少支出,或減少財政赤字及提高民間儲蓄,才能夠減少貿易入超。這種說法看來很有道理,因為一國有貿易入超就表示該國所用掉的東西大於它自己所生產的東西。統計上貿易入超就等於該國的總支出和總所得的差額。所以美國若不把支出降到小於其所得的水準,是無法消除入超的,也因此美國似應該要求自己節儉,而非要求人民幣或其他貨幣升值。
然而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卻有另一種不同的說法。前述說法把所得看成固定不變,所以入超表示支出太多,但美國卻可以主張說其支出並未太多,而是其他國家的政策拉低了美國的所得。中國和其他國家壓低幣值也就等於壓低其出口品的價格,因此產品可賣更多到美國,取代了美國商品並搶走了美國的生產和就業,使美國所得因而未達到應有的水準,以致所得低於支出很多而出現鉅額入超。所以從美國的立場來看,責任當然是在壓低幣值的那些國家。這兩種對立的看法可能都代表一部分的事實,也就是出超國家和美國都有一些責任,但在爭議中大家都不願承認自己的責任而已。
壓低人民幣匯率正是以鄰為壑
中國由第一種主張發展出第三種主張,說人民幣升值只會使美國改向其他國家進口,並不會減少美國的入超。但改由其他國家進口必然貴一點,否則原來就不會由中國進口,所以對美國的入超還是可能有些抑制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美國對中國的入超會減少,而降低美國對中國進口和負債太多所形成的其他壓力和爭議。同時其他國家對美國的出口得以增加,更可讓全球的發展機會更公平分給其他國家而非被中國獨占。
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曼和其他學者即指出,中國壓低人民幣匯率即是在搶奪其他國家的工作,因為人民幣幣值偏低使中國貨更便宜,其他開發中國家的出口將會因而被中國搶走,乃是相當不公平的事。因此中國提出的這第三種主張,恰好證明中國壓低人民幣匯率是以鄰為壑的政策,更不足以替人民幣不升值來辯護。
人民幣升值,社會動盪不安?
溫家寶總理說的第四種主張,即人民幣升值會讓中國企業破產、勞工失業、而社會動盪,也有點道理,但卻太誇張而自私。誇張的是他說「如果人民幣升值20~40%」,而即使人民幣升值40%會是這種後果,升10%就可能沒這麼大的傷害,但中國卻幾乎不願升值,就算美國希望人民幣升值40%,那可也是好幾年前就提出的主張,若中國當時願升值,分成幾年來達成,衝擊也就變成很小。是中國一直拒絕升值,才有一次較大幅升值的壓力。而目前中國只要願多升值一點,美國也不會要中國一次升20%甚至40%。
這種說法自私的部分是,一個以開發中國家代言人自居的中國說出這種說法時難道沒想到,人民幣的低估搶走許多開發中國家的出口機會,也使那些國家的企業破產、勞工失業,而且社會動盪嗎?
實際上人民幣在1990年代初期的大幅貶值,讓中國搶走了東南亞國家的許多出口機會,東南亞國家在美國的市占率由1995年開始不升反降,東南亞國家因此無法維持快速的經濟成長,乃是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的基本原因。但金融風暴發生之後大家只注意金融問題而忽略這個基本因素。結果中國這個最早貶值的國家,風暴的實際禍首,卻因為後來不讓人民幣再隨其他貨幣貶值,而得到許多人的讚美。由這個問題也可看出,我們不能高估國際輿論界乃至經濟學界的分析能力。
匯率不適合自由化,但人民幣應該升值
由於中國出口成長率遠高於其他國家又有鉅額出超,因此從全球市場和發展機會的角度來看,人民幣把部分機會讓給其他開發中國家,但多年來美國卻不願明講人民幣應該升值,而說人民幣匯率應該自由化。而中國和支持中國的學者就說以中國的發展階段,人民幣仍不適合自由化,或說人民幣若自由浮動,並不一定會照美國的想法升值,甚至可能要貶值。這是人民幣問題第五類常見的主張。
實際上不只是人民幣可能仍不宜自由浮動,許多其他貨幣的自由浮動也都是弊大於利。外匯市場有許多其他影響因素,特別是有強大的投機力量,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史迪格里茲在內,現在已有很多人明白指出自由浮動的不當。但經濟學界仍有一些人只依簡化的自由化之理想,而以為匯率也該由市場自由決定。美國政府也誤入這種不正確的想法,因此幾年前未能直接要求人民幣升值而要求人民幣自由化,使中國有更多強辯和拖延的空間。
現在美國雖已直接說要人民幣升值,但中國卻已由其他國家搶走很多機會,並因而有更大的力量來拒絕美國的要求。但中國再拒絕升值,除了引起美國和其他國家不滿而可能形成貿易保護主義之外,中國內部也可能出現工資物價的調整和泡沫經濟等混亂情勢,對中國也不見得有利。
(作者為前經建會主委、總統府國策顧問、台灣大學經濟系主任暨經濟研究所所長。現任台灣智庫董事長,為台灣經濟發展與國際金融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