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初，兩位中國歷史上的人物再次引起關注。一位是被華夏民族尊崇兩千多年，卻在過去幾十年裡被批倒批臭的孔子，他的雕像於1月11日在天安門廣場東側被豎立。另一位是三十年前在權鬥中被迫辭職，據稱生前曾提出退出中共，卻又在2月19日被中共官媒高調紀念的前「英明領袖」華國鋒。這兩個原本毫無瓜葛的人再次進入公眾的視線，在海內外媒體和網路上引發不少的好奇和猜測。
孔子的百年榮辱
中華傳統文化涵蓋佛、道、儒等家，而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奠基人。作為維繫中華民族文化血脈的代表人物，在過去兩千多年的皇家輪替、朝代變遷中的絕大部分時期，唯有孔子超越不同的變遷和輪替，始終受到華夏各民族從民間到皇家不變的尊崇。為了表彰孔子及其學說對國家、對社會、對民族的不可替代的傑出貢獻，自魯哀公在周敬王四十一年（西元前479年）封孔子為「尼父」起，共有16個朝代對孔子授予不同的封號，從「文聖尼父」、「先師尼父」、「文宣帝」、「大成至聖文宣先師」、「至聖先師」，直至中華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國民政府封孔子為「大成至聖先師」。
然而自滿清後期開始，華夏古國在巨大的外來衝擊下，社會處於長期混亂和痛苦之中。其間許多知識分子和仁人志士，滿懷濟世救國的憂患意識，尋求民族復興之路卻屢屢碰壁難見曙光。在國難和混亂中，特別是「五四」前後，一些悲憤絕望的激進分子開始對中華傳統文化持否定態度，反對中庸之道，急於走捷徑，主張砸爛一切。把中國落後挨打的責任，歸咎於曾乳潤華夏民族幾千年的儒家文化，甚至極端地提出「砸爛孔家店」的狂熱口號。尤其崇尚暴力革命的馬列共產主義被引入華夏古國直至取得政權後，孔子和儒家文化更是從此遭遇一波又一波的歪曲與打擊，儒學漸趨沒落，直至上世紀七十年代被批倒批臭。
1973年7月，毛澤東在對王洪文、張春橋的一次談話中指出，林彪同國民黨一樣，都是「尊孔反法」的。毛認為，法家在歷史上是向前進的，儒家是開倒車的。毛澤東把批林和批孔聯繫起來，目的是為防止所謂「復辟倒退」，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1974年1月18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轉發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批林批孔」運動遂在全國開展起來，「孔孟之道」終於被「再跨上一隻腳，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自前蘇聯和東歐共產政權解體後，中共意識到自己已然成為自由、民主主流世界的異類，開始考慮利用國際上對中華儒家文化的尊敬，藉孔子的名號，以中華傳統文化為外衣對海外進行文化統戰宣傳。2004年11月，中共在韓國首都首爾設立第一個海外「孔子學院」。孔子學院是由中共官方出資、在海外設立，標榜教授中文以及孔子儒家思想。至2010年底，中共已在美國、加拿大、澳洲、歐洲、亞洲、非洲等96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三百多所孔子學院和三百多個孔子課堂。三十多年前被批倒批臭的「孔子」終於又作為中共的文化代表走向了世界。
自成立之初就熱衷於毀壞中華傳統文化的中共，為何要自相矛盾地在海外設立復古的孔子學院？《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Tribune Herald）曾經報導，加拿大官方調查發現，「中國在全球設立孔子學院的目的就是施展『軟實力』，意圖籠絡全世界的民心。」
英國《經濟學人》（Economist）曾專文分析指出，中共近年大力鼓吹孔學，目的並不是真的重視儒家思想對人心、道德的提升。而是意圖藉由儒家思想來對中國民眾進行思想統戰，甚至不惜扭曲、竄改孔子原話中的含意，好讓民眾甘於接受生活中一切不公平的現狀、接受共產黨的極權統治，藉此來呼應中共領導人胡錦濤所提出的「和諧社會」口號。
從表面上看，孔子學院總部只是教育部屬下的一個司局級的事業單位。通常這一級別的理事會最多只需一個副部長級的官員擔任理事長即可，而孔子學院總部理事會主席則由中共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劉延東親自擔任。不僅說明中共對海外孔子學院的重視，也表明孔子學院的相關事務需由政治局委員級別的高官跨部門協調統籌。
權鬥中被迫辭職的「英明領袖」
今年2月19日，中共官媒《人民日報》高調刊文紀念華國鋒誕辰90週年。宣稱華國鋒「對共產主義崇高理想和偉大事業堅貞不渝」，「他擁護黨中央的領導，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充滿信心，直到生命最後一息」。
因受到毛澤東的重視，中共建政初期，剛30出頭的華國鋒就任毛的家鄉中共湖南省湘潭地委書記。1971年林彪事件後，毛調華國鋒到京任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後，毛對鄧小平失去信任並再次將鄧打倒，同時讓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同年9月9日，毛去世後，華國鋒聽從葉劍英的建議，發動宮廷政變，逮捕了被稱為「四人幫」的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此後，華國鋒被中共歌頌為「英明領袖」，擔任中共主席、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等職務，是毛去世後集黨政、軍權於一身的中共最高領導人。
毛去世後，老謀深算的鄧小平曾連續給華國鋒寫信表示「永不翻案」，以此取得華的信任後得以再次復出。
曾有學者認為，在當時，「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兩個凡是」的提出，對毛去世後穩定局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當時鄧小平感到「兩個凡是」是他徹底復出並建立權威的障礙，因此對「凡是論」一直耿耿於懷。鄧在復出坐穩位置後，即背棄前言與華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在老謀深算的鄧小平聯合陳雲等元老的步步緊逼下，華國鋒被迫相繼辭去國務院總理、中共主席、軍委主席等職務。華國鋒離開中共權力核心後，鄧小平執掌中共大權。
2001年，日本《朝日新聞》曝光了前中共主席華國鋒已經退黨的消息。華國鋒在退黨聲明裡說：「現在的共產黨，和過去的國民黨沒有甚麼區別。」此事曾在中共政壇引起震盪，事後華國鋒被限制出國。
在公開場合，中共官方對華國鋒退黨一事則諱莫如深，既不承認也不否認。是年11月6日在外交部新聞發布會上，一名日本記者向中共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朱邦造提問：「華國鋒是否要求退黨？」朱邦造顧左右而言他：「這個問題不是我回答的範圍，以後不要在外交部新聞發布會上問這種問題。」當時有媒體分析說，朱邦造的躲閃正說明這一事件不是空穴來風。
據稱當時追隨華國鋒一齊提交退黨報告的還有原華國鋒辦公室主任、華的老警衛員、華的機要祕書、華的專職司機。實際上是一個黨支部的集體退黨。
名號與道具
有人認為，自華國鋒被迫辭職下台三十年後首次被高調紀念，是中共向左轉的信號。其實現時的中共並不如外界有人分析的那樣看重思想、路線的左右之分，它們制定管制政策與措施的唯一出發點，早就變成如何保證「延續它的獨裁專制統治」。向左轉能保證延長它的統治它就會向左轉，向右轉能保證延長它的統治它就必然會向右轉。左與右的形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維繫它的統治，重要的是不同派系在與其他派系的權鬥中如何能爭取到更多的支持和籌碼。
如果說現在的中共還有甚麼指導行動的思想理論，也許就是鄧小平的「貓論」──「不管白貓黑貓，能抓到老鼠就是好貓」，和華國鋒的「凡是」論巧妙而又尷尬的結合，凡是能維繫中共統治、凡是能延緩中共崩盤的措施都有可能成為中共的選擇，而不會顧及這種選擇是否與它過去的教旨、原則或措施相背離，甚至選擇的就有可能是曾經被打倒或批倒的物件。按中共過去自己的左右思維邏輯劃分，屬右（改革開放）的鄧小平「貓論」和屬左（堅持共產主義）的華國鋒「凡是論」，在今天就能被中共無所顧忌地加以運用。
去歲今初，由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引發的骨牌效應目前仍在北非和中東地區持續發酵，從突尼西亞、埃及到利比亞，從葉門、阿爾及利亞到巴林，正引發一波又一波的政局變革浪潮，也使早已神經緊繃的中共格外心驚肉跳。為防止國內隨時可能出現的意外變局事態，中共當局在繼續保持「將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的高壓態勢的同時，也許仍會採取一些其他收買人心的舉措。
孔子也罷、華國鋒也罷，其實真實的孔子怎麼樣，對現時的中共並不重要，華國鋒當初是如何被貶趕下台的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共發現：孔子的名號、華國鋒的名號，現在對改變自己的「異類」國際形象有利、對延緩中共的崩盤、對內部權鬥中爭取更多的支持和籌碼，又有了可期利用的價值。能成為被利用的道具，也就適時地將孔子、華國鋒的名號推了出來。過去批孔是中共內鬥的需要，今天尊孔則是中共內鬥、求生的需要；華國鋒當初被趕下台是權力內鬥的結果，三十年後被高調紀念同樣還是中共內鬥和求生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