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政府要大量發行公債時，人們總會質疑這是債留子孫的做法。最近全球經濟衰退，許多國家都要發行公債來增加支出。特別是新科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更積極主張政府要大膽舉債以擴大支出，並認為債留子孫的說法是不正確的，所以對提花大錢的政府官員有很大的鼓舞。然而發行公債是否債留子孫並不能用簡單的是或否來答覆，借來的資金如何運用，以及其所發生的效果，都會影響這項公債債留子孫的程度。
公債的排擠效果目前不大 克魯曼在主張政府預算赤字不會債留子孫的通俗專欄文章中，認為主張預算赤字對長期經濟不利的說法，是建立在政府借貸會排擠私人投資這個信念上，而他認為目前沒有這個問題，所以他大概也就認為沒有債留子孫的問題。不過政府舉債和債留子孫的因素並不只有排擠效果這一項，克魯曼在專欄中未談及其他因素，難免就會讓人誤以為目前怎麼擴大政府赤字都不會債留子孫。
依排擠效果而來的主張其實並非債留子孫，而常是政府赤字無用論。這種主張是說當政府舉債來增加支出時，利率會提高，使企業投資成本上升而意願下降，結果私人投資的減少抵銷了政府支出增加的效果，因而政府赤字就不能如簡單的凱因斯理論那樣，透過全國總支出的增加而讓所得和經濟成長率上升。克魯曼認為目前不景氣的情況利率已極低，民間投資早已縮減，所以不會有排擠效果。單就這一點來講，克魯曼是對的，目前不必擔心排擠效果。
然而沒有排擠效果並不就表示政府擴大赤字可以有很好的效果，也不表示可以不必債留子孫。要談債留子孫的問題，必須先弄清楚債留子孫是甚麼意思。政府現在舉債來花，未來的人民需要籌錢來還本付息，因此看起來好像舉債就是債留子孫。但實際上倒非如此。若是一個不和外國往來的封閉經濟，未來子孫納稅為現在發行公債之還本付息，收到錢的是當時持有公債的其他子孫。所以是一批子孫把錢給另一批子孫，就所有子孫而言，並沒有增加總負擔，只有負擔分配的效果。若這樣來看，似乎沒有債留子孫的問題。若更進一步看，政府發行公債若是從事公共建設，而建設留到子孫時還可用而有價值，則子孫甚至可以因現在的公債而得利，更沒有債留子孫的問題。
對外籌款的公債可能債留子孫 不過若公債是賣給外國人，將來子孫還本付息是要付給外國人，則將來的子孫就是確確實實承受了這筆負債。而當現在進行的公共建設到那時候價值已低於公債的本息，或甚至已經毀壞沒用時，未來的子孫就只承擔債務而未得到利益，所以政府的赤字即使不去管那複雜的排擠效果，也仍是債留子孫。
上述例子都較簡化，若要更精確討論債留子孫的問題，我們可給債留子孫一個較明確的定義。我們可以定義未來某時點子孫的財產淨值，若因我們現在發公債而減少，就算債留子孫。由於國內的債權、債務可互相抵銷，因此我們要衡量國民總資產的簡單辦法是，只要看國內的總資產及全國的國外資產淨額。後者也就是本國政府和人民在國外擁有的資產減掉國外對本國的請求權（包括債權和產權）。而若先假設人民的一般投資和資產不受影響，我們甚至只要看公共投資總價值和國外淨資產兩者總和的變化，就可推論是否債留子孫。
公債收入最好是活用閒置要素 發公債而不債留子孫最理想的情況是，這項經費全用於只使用國內閒置的生產要素（如失業者）的公共建設。這等於是把原先沒有產生價值的生產要素，變成有價值的公共資產，但卻沒耗用外匯，所以全國總資產增加，也絕未債留子孫。這樣的公共建設即使是把公債賣給外國，或向外國借款來做，也一樣的好。因為對外國的債務雖然增加，但借款本身也讓我國的外匯準備同量增加，兩相抵銷，因此國外淨資產仍然未變。
反之，若這項公共建設完全是買外國產品來完成，則進口這些產品時會耗掉外匯準備，所以國外淨資產將同量減少，而抵銷國內資產的增加。子孫並沒得到好處。萬一這公共建設在規劃設計或施工上有不當之處，以致其價值少於其成本時，我們即會債留子孫。
而若這項公共建設用的是國內並非閒置的資源，而使其他原來使用這些資源的生產必須改使用進口之資源或產品時，我們也一樣會耗去外匯資產。所以這將和直接用進口資源來建設一樣，稍有不慎就可能債留子孫。
所以就舉債從事公共建設而言，公共建設愈使用本國閒置的生產要素，就愈不會債留子孫；使用愈多進口產品，或者愈多本國原已有其他用途之資源，就愈可能債留子孫。而只要公共建設將來的真正價值是大於建設成本或所發行之公債，大致上也不會債留子孫。但若隨便亂做一些沒用也就是沒價值的建設，例如極少人利用的道路橋樑和蚊子館，或者因為偷工減料和貪污而做出品質低劣很快要報廢的建設，就很可能債留子孫。
由此看來，發行公債從事公共建設雖然有可能造福而非債留子孫，但規劃和執行上卻必須多用國內閒置的生產要素，不可以貪污和偷工減料，更要做真正有用的建設。這一切都表示，舉債擴大公共建設必須要做仔細的規劃，更要有良好的執行和監督，絕不是把錢花出去就好。以前經建會的同仁告訴我，在平常政府支出之外再擴大一千億的支出，就已到了我國政府規劃執行能力的極限，再多就可能會出問題。因此即使整體景氣有擴大公共投資的必要，我們仍要考慮政府規劃和執行能力的限制，而不是花多少錢也不會債留子孫。
關鍵在於如何利用公債收入 而政府舉債若是用於消費，則因為沒有留下建設給後代，而支出必有一部分用於進口品，用於國產品的部分也有一部分會用掉其他產品所用之資源而間接增加進口，因此必然會減少外匯準備或國外淨資產。換言之，政府這次舉債來發消費券，而消費券的使用又未限於國產品，特別是由閒置之資源（如失業者）所生產的國產品，因此必債留子孫。
舉債建設要不債留子孫，除了上述規劃執行能力的限制，以及國內可用之閒置生產要素的限制之外，也要考慮財政限制。若舉債太多而超過政府未來還款的能力，則未來必須要加稅或減少政府必要的支出來還債，甚至要用通貨膨脹的方式來解決。而這些方式都會對經濟造成極大的傷害，一定會遺禍子孫。國民黨在中國大陸時無節制的支出和貪污，讓幣制崩潰，連帶也讓台灣通貨膨脹，最後四萬元舊台幣才能換到一元新台幣，人民幾十年的儲蓄化為一堆廢紙，當然也是一種形式的債留子孫。因此包括克魯曼在內，有良心的學者和政府即使要舉債建設，也一定要遵守財政紀律，總共不能借太多，一次也不能借太多。這種紀律在我國的公債法上都有明文規定。但最近政府拿克魯曼可擴大舉債的話當令箭要大肆舉債來支出，卻完全不理會克魯曼和所有學者及國內輿論要求遵守財政紀律的主張，因此，債留子孫將在所難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