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日本強震發生後，日本國民普遍驚而不亂，整體社會治安狀況出奇良好，並沒有出現其他國家常見的的混亂、失序與搶劫情事。在危機中，日本國民守法、守序的高素質更加明顯，並成為國際媒體稱許的焦點。
在大地震發生後，日本媒體展現了高度的新聞專業與自律，冷靜而不煽情地報導了相關災情；除了正確傳達政府發布的訊息外，也讓所有守在電視機前面的日本國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國家正在發生甚麼事情。
到底是甚麼力量，讓日本人能展現如此高度的秩序和自制力？
原因1
「島國文化」的影響習於「無常」
目前在台大、輔大日文系任教的何思慎教授是日本文化的專家。帶著眼鏡、削瘦斯文的他，對日本文化如數家珍，偶爾還自然地脫口而出幾句道地的日文。他肯定地指出，日本社會之所以能如此理性、冷靜，是受到傳統「島國文化」的影響──日本的自然環境雖然優美，但缺乏自然資源，可謂「窮山惡水」；再加上自古以來自然災害就多，地震、颱風、海嘯、雪災如家常便飯，還偶有火山爆發。日本人一方面熱愛自然的美景，另一方面也要面對各種災害的挑戰。
何思慎說：「既然沒有能力去改變環境，日本人便學習與災害共處，居安思危，把天然災害視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隨時做好防災準備。」因此，一般日本的建築都必須通過嚴格的防震標準。企業公司和學校常舉辦防災演習，各級機關、學校平時就備有緊急用的毛毯、食物、水。人們家中也有「防災包」，裝滿乾糧、水、手電筒、衣物、衛生紙、藥品等必須用品。
何思慎認為，也因為日本從古到今頻頻遭受自然災害的侵襲，人們習見頃刻之間一切化為烏有。因此，日本人相信「無常」，認為美好的事物是不穩定的；也因而產生一種鎮定、達觀的性格，面對災難時較有應變能力和毅力，在災後能以「向前看」的態度，重新振作、重建家園。
日本山形大學英語講師蔡少玲，從留學時代開始就長年生活在日本。她對於日本人面對地震的「泰然自若」，絲毫不覺驚奇：「日本常發生地震，一般來說，四、五級地震是常有的。所以日本的建築物都有防震設計，舉國上下也常做防災訓練，每年都有防災日，會像真的一樣做演習，包括避難路線都會走一遍。所以民眾都知道如何面對地震。大家有警覺，而且不會太驚慌。」
原因2
具「群體性」特質感情不外顯
舉止溫文有禮的台大日文系主任徐興慶，看上去頗具日人本色，是台灣另一位研究日本文化的權威學者。徐興慶教授解釋，日本人有「群體性」的特質：「日本人作為一個個體往往並不很突出，因為他們總是把自己置身在一個團體之內。就連出國旅遊也是一樣，雖然旅行團的成員間彼此並不認識。但即使在這樣一個臨時組成的團體之中，日本人往往也很守規矩、很有紀律。」
著有《現代龍馬何處尋》一書的《中國時報》副總編張瑞昌，曾受聘為《朝日新聞》客座研究員，赴東京深入考察日本文化。內斂溫和的他，也談到日本社會之中，有一種「集體制約」的力量：「日本人從小就被教育──『不要給人家帶來麻煩』。所以有人講日本是一個『即使悲傷也哭不出聲音』的民族。這不是一個世代的影響，是好幾個世代積累下來的性格。」
這種文化因子，造就了日本人在災難來時，所顯示出來的一種堅忍、冷靜，也比較服從的態度。「整個日本社會氛圍是──我們可以共度眼前的難關。」張瑞昌如此分析。
創辦哈佛大學日本研究所的賴世和教授（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1910～1990），出生在東京，16歲以前在日本成長，之後回到美國，在哈佛大學任教。他曾任美國駐日大使，是公認的日本問題專家。賴世和在《日本人》一書中解釋，日本人和西方人的最大區別在於強調集體，大多數日本人甘願在穿著、舉止、生活方式，甚至思想上都符合集體的準則。日本人尤其重視自己在團體中其他成員面前的「面子」，也重視自己的社會關係，強調個人的公司、政治派系、大學出生和各種私人人際網絡。
賴世和舉例：美國人往往把自己看作是擁有某種特殊技能的個人，如一個推銷員、會計、卡車司機等，並隨時待價而沽；日本人卻更傾向把自己看作是某企業公司的一員，如一位在三井貿易公司或三菱重工業公司工作的員工，不論他的具體職能是甚麼。
原因3
「恥」感民族名譽是恆久目標
西元604年，日本輔政的聖德太子頒布了日本史上最早的十七條《憲法》，其中第一條就強調「和」的精神。賴世和與其他學者指出，日本是島國，人口稠密，環境較為擁擠，需要人們極度自制，而且也要體諒別人。事實上，在島國若發生激烈的衝突，因為無處可逃，也沒有外援，很可能會落得兩敗俱傷的下場。因此以「和」為貴是日本十分重要的核心價值。日本人十分自制，同時體諒別人，每個人都要明白行為舉止的「分寸」，以達成群體的和諧一致。
在日本社會中，打擾別人、麻煩別人都會造成別人的「困擾」，是人們極力避免的情況。所以日本人通常會盡力做好自己的工作，負自己該負的責任。
美國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所著的《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是二次大戰近尾聲時研究日本的報告。這本書清楚地剖析了日本國民的性格，至今仍是研究日本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資料。潘乃德認為，西方人是「罪」（sin）感民族，日本人是「恥」（shame）感民族。在日本，別人的評價是個人人格塑造的主要動力，一個完美的人、自尊自重的人，要明白自己的身分地位、責任與義務，且能嚴謹地履行自己的職責。若做出不合身分地位的事，會造成大家的困擾，招來嘲笑，喪失個人尊嚴。嚴重者甚至會自殺，以洗刷恥辱。
潘乃德表示，「名譽」是日本人恆久不變的目標，博得他人的尊敬是不可或缺的要件。每個自重的日本人都必須具有泰然自若及自制的品格，特別「自制」是日本人建立自尊心的一部分，因此，「當洪水侵襲日本村落時，每個自重的人收拾起隨身的必需品，遷移到高地去。在這個過程之中，絕沒有喊叫、左奔右竄、恐慌狼狽。秋分前後颱風暴雨來襲時，人們也表現出同樣的自制。」
也因為長期養成自制、合群的技巧與品格，日本人普遍在表面上彬彬有禮、溫文儒雅，且不會把真實的情緒表達出來。對於情感外露，無論是憤怒或者歡樂，日本人都十分反感，認為會造成大家的困擾，也會讓自己丟了面子，是很羞恥的事。賴世和指出，日本人無論是喜怒哀樂，總是微笑示人，竭力避免感情外露，而且從來不願斷然說「不」。
因此，此番面臨突如其來的巨變，日本人還是下意識地做好自己該做的事，盡量不給別人造成麻煩，同時保持尊嚴，不讓情感失控。
這，就是日本人的「沉著力」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