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麼一個說法：「要害一個人傾家蕩產就鼓勵他去辦報紙，或者去辦雜誌。」的確，要開辦一個媒體很容易，但要把一個媒體經營成功卻很困難。尤其是智慧型手機讓訊息的傳播走向即時化、無線化以及影像化之後，平面媒體數位化的趨勢迫使報紙與雜誌的技術面也要跟上時代變化，否則在激烈競爭之下很容易被淘汰。不過，淘汰媒體最厲害的殺手不是市場競爭，而是獨裁政權。
《中國青年報》：五年內將關閉五千家報刊
中共共青團的「團報」──《中國青年報》在4月20日的一篇報導是這麼說的：近日中國新聞出版總署表示，於「十二五」（第十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全國報刊出版單位數量將減少五千家；非獨立法人報刊出版單位總量比例由65%左右下降到30%以下，將重點扶持中央主要報刊，發揮在輿論傳播中引領和主導作用。
報導引述新聞出版總署的理由，說是要在今後5年退出停辦那些規模小實力弱的出版單位，退出停辦一批資質差、資不抵債、發展能力不足、不符合國家有關辦報辦刊規定的報刊出版單位。整編之後的重點扶持對象以及改進目標是「建立報刊公共服務機制和體系；推進黨報黨刊發行體制改革」。
問題當然不是中共表面所說的那麼簡單。要知道中共治下的中國至今沒有一家民營的報紙，所有的書籍、雜誌、電視都有一套嚴苛的事先審查制度。中共要關掉的五千家媒體基本上全部是它的黨報、黨刊、團報、團刊……既然是黨報團刊，當然是共產黨說了算，共青團說了算，讓關就關。
至於為甚麼要大手筆地關閉五千間呢？表面上最好用的理由當然是財務的理由。畢竟這種機關報從來只需負責出產文章，何曾需要考慮盈虧？可是中共的機關報財務不平衡的又豈只五千家？如果拿掉那些被強制訂閱的訂戶，《人民日報》首先活不下去。所以錢從來不是問題，問題在於這些黨報、團報是不是聽命行事，還是錯把自己當成了獨立媒體，想要憑著新聞從業人員的良心行事。
《中國青年報》是團報
就像《中國青年報》的前任頂頭上司，前共青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趙勇六年前就曾經在《中國青年報》中級幹部會議上重申共青團中央對《中國青年報》的絕對權威：一、誰要是不聽話，隨時隨地可以滾蛋。二、《中國青年報》是「團報」，不是「抽象的大報」。三、不能用「理想主義」辦報。
有理想的《中國青年報》〈冰點〉欄目主編李大同之後果然「被滾蛋」，其他同樣憤怒的記者與編輯人員因為想要保住飯碗就得壓下怒火、拿掉理想、絕對服從。
孰是孰非？其實黨官趙勇是對的，他很清楚整套遊戲規則──黨付錢辦報不是給你搞理想主義，不是給你用來揭批貪腐對付高官，是讓你完成各種任務，黨所需要的任務。
中國一批有良知的媒體人想要挺起胸膛、直起背脊來報導真相，想在體制內進行改革，這從來就是一個緣木求魚的打算。所以每一次的抗爭都是主編與記者走人，甚至坐牢的結果。
黨官趙勇的認識是對的，因為中國目前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媒體」。所有的「新聞從業人員」只有一個老闆，那個老闆眼中沒新聞的獨立精神，它要的從來只是一個為它塗脂抹粉的化妝師，而不是一個揭批真相的新聞人。想要把一隻恐龍化妝成美女，當然要捨得花錢。但如果花了大錢之後恐龍還是恐龍呢？
中共過去可以容許這些媒體以異地報導的形式，曝光一些貪官污吏與社會不公義的現象──讓重慶的官員去鬥上海的官員，福建的官員去鬥廣州的官員──只要是小打小鬧不要讓黨中央傷筋動骨就成。可是現在它連這一點容量都沒有了。
中共怕的是這種點狀的零星抗爭，這種全面性的隱忍怒火，這種看不清楚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媒體」的集體盲目，甚至是地方與中央不同調的失控兆頭，已經形成一個長期乾涸的森林，只等待一把野火。
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在北非革命之後，中共的恐懼累積到草木皆兵的頂點，所以才會把矛頭指向自己手上的五千家媒體。所以過去六十年錢不是問題，今年就突然成為一個必須殺掉五千家報刊的重大個問題。
不聽話的失去飯碗，聽話的也要失去飯碗
於是那些隱忍不發、聽命行事的媒體從業人員，突然發現自己也要和之前挺身而出與體制抗爭的同事一樣，即將丟失飯碗。
中共很清楚點狀的異地負面新聞報導，加總起來就是一個全面性以及全國性地對中國共產黨的攻訐。加上智慧型手機與網路散佈訊息的速度以及數量驚人，殺掉五千家報刊的主意，中共很容易接受，但卻可能更快把中共帶向滅亡。
因為殺掉五千家報刊之後，不會讓中國民眾更愛看《人民日報》，卻會把更多人擠向其他的訊息傳播通路。現在年輕的一輩已經很少看報紙或電視新聞，他們習慣從網路或者手機取得即時的資訊。部落格、微博、臉書（facebook）或推特（twitter）使得人人都是「媒體」，加上智慧型手機，人人都能變成一台SNG車即時上傳影像與圖片。
殺掉五千家報刊之後，中國訊息的傳播只會更加熱鬧，更貼近個人而且更加真實──已經造成北非革命，而且很可能接著顛覆中共的真實。
關掉中國五千家報刊並非只有加速中國變革的好處，最起碼地球可以少砍不少樹。所以，何妨再關五千家？反正關的全是中共的機關報，關了也就關了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