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鄰溫州街台大教授宿舍區的紫藤廬，目前列為台北市市定古蹟。1950年代是當時財政部關稅署長周德偉的宿舍，也是台灣白色恐怖年代，周德偉與張佛泉、殷海光、夏道平、徐道鄰等自由主義學者，在特務長期監視下的聚會場所。
絕大多數的台灣人，並不熟悉那一段動盪的歷史，也不熟悉當時的歷史人物。但最近有一個名字──殷海光──被馬英九總統在今年六四事件聲明中，顯著提及。殷海光當年被台大禁止上課，最近他在紫藤盧附近、溫州路上的台大宿舍，掛上「殷海光故居」的牌子。另外，東吳大學有個「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還有，台灣少數經濟家還記得夏道平先生。如此而已。
紫藤廬在1981年成為茶藝館，是當時許多文化藝術工作者、民主運動者經常聚會的地方。今年適逢紫藤廬創辦三十週年，由周德偉最小的兒子周渝主持的中華紫藤文化協會，在5月下旬為周德偉出版自傳，邀請了包括何清漣在內的幾位中國學者來台，掀起一個小小的、但卻熱烈的自由主義討論風潮。
這個時間點恰在「六四」前夕。而近日中國獨立知識界也正值多事之秋──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劉曉波被關押、關注時事的藝術家與思想家艾未未也被抓走。幾位中國大陸的獨立知識分子此時應邀來到台北，在自由主義歷史氣氛濃厚的「紫藤廬」茶館和台灣學者交流，格外顯得非比尋常。
5月27日的大雨中，有「中國俠女」之稱的何清漣現身紫藤廬。這位中等身材、戴著眼鏡、留著及肩長髮，講話有分量的俠女，和現場台灣知識界、文化界、新聞界的朋友們「煮茶論英雄」，討論當今中國知識分子的情況。時間彷彿瞬間回到半個世紀前、紫藤廬前主人周德偉與當年自由主義學者高談闊論的時代……
分析1：
文革之後 中國知識分子提升為「工人」
何清漣首先提到的一個「故事」，讓習慣「知識分子」高居「士農工商」之首的台灣聽眾，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說，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共產黨與知識分子的關係發生了變化：毛澤東時代貶為臭老九、打入冷宮的知識分子，在1978到1983這段期間，被鄧小平提升到工人階級，可以與工人平起平坐了。而這個提升，讓「一直在當臭老九的知識分子，感激涕零」！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也是中國共產黨的頭號文人郭沫若，還發表一篇〈科學的春天〉，謳歌讓知識分子回歸工人階級隊伍的大好形勢。
1983年起，形勢逐漸開朗，中國知識分子經歷了一個短暫的春天。由於經濟變遷快速地由農村進入城鎮，這時中共亟需一些經濟、政治學者在理論上的支持。「智囊」這個詞彙第一次出現，知識分子開始有了一點自主空間。《走向未來》、《面向世界》叢書相繼出版，起到了對西方經濟、哲學、政治思想的一點「啟蒙」作用，也引起一陣思想論辯的熱潮。這陣熱潮逐漸變成要求政治民主改革的聲浪。
當時，人人勇於發言。六四學生領袖之一的王丹回憶說：「80年代的時候，如果自己怯懦的話，還不好意思，還必須找盡各種理由，來為怯懦自圓其說。」
1989年4月，學生為悼念胡耀邦之死而走上街頭，進駐天安門廣場；6月4日，隨著坦克車與機槍，春天頓然變成了冬天──知識分子的冬天。
分析2：
六四之後 知識分子同流合污
六四之後進入90年代，中國到了「新極權主義」時代。按照目前旅居德國的中國學者仲維光的說法，是從毛澤東的暴君極權，到鄧小平的獨裁極權，演變成今日的奴隸式、團伙式、黑社會化的極權。
何清漣說，90年代以後，特別是進入廿一世紀後，中國實際上已經變成「利益集團俘擄國家」的狀態：人民拚命工作，民脂民膏卻匯流到中共政權手中，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廣大人民與極少數當權者形成貧者與富者兩個階層。這種現象，何清漣加重語氣說：「我曾用這樣一段話來概括這段時期的中國政治狀況：公共權力私人化、政府行為黑社會化、暴力行為合法化。」
這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又如何擺放位置呢？
大部分的知識分子，就如同曾任《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的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系教授吳國光說的，六四後許多曾經自許為改革派的菁英進入體制內，甚至轉而擁護專制體制，為中共政權的合法化背書：「以前是說，你89年六四鎮壓了，我不喜歡、我無奈，只好接受。現在說，對呀、鎮壓得對呀，不鎮壓哪有今天呢？盛世啊！共產黨這套做法不僅是正確的，那是太高明了。這叫道德化。你就按照這個東西（經濟成果）來判斷吧。甚麼東西好、甚麼東西不好，就按這套東西來判斷吧。」
除了「隨波逐流」者外，另外還有兩種人：由盛而衰的新左派，以及生存空間極受壓抑的維權知識分子。
分析3：
一心向黨新左派 「第一智囊」夢碎
何清漣說，原來以學者汪暉為代表的中國新左派，主張反全球化、批判資本主義，但作為與權力保持距離及批判態度的新左派精神，卻完全被拋棄了。因此，在政治介入主導之下，近十年來，新左派與左派的影響力日漸擴大，自由主義則明顯式微。
其中，新左派這些年最大的成果就是崔之元等人翻譯的、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得意門生雷默所出版的《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2004）一書。該書宣稱：所謂的「北京共識」──獨裁政治下的經濟發展，將取代「華盛頓共識」──自由民主下的經濟發展方式。
對此，何清漣低頭輕言，似乎透露著心中的無奈：「由於這篇文章作者的特殊身分，加上譯者與鼓吹者的海歸學者身分，還真哄騙了不少年輕人。」
所謂的「北京共識」，事實證明漏洞百出。何清漣繼續她的分析：「現在新左派遇到了一個很大的難題，他們為了北京政府量身訂造的中國模式，北京政府不想穿了，為甚麼呢？」她自問自答：「從去年10月諾貝爾和平獎頒發，到今年中東北非革命，國際形勢和中國國內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國內的矛盾非常大的情況下，中共要先解決國內的問題，不再談輸出中國模式，爭霸世界。就是已經改變戰略了。」
何清漣特別提及最近的一些事件，以凸顯這個改變。中共總參謀長陳炳德5月中旬訪問美國，他一改中國官員出訪時的趾高氣揚，放低了姿態，說中共軍隊要挑戰美國，「我們沒這個能力。」也就是說中共不再挑戰美國了。
另外，最近國際貨幣基金（IMF）預測，中國在2016年將成為世界GDP總量第一。結果卻引來中國媒體的一片質疑。中國新聞社發表文章說：「這高估我們的國力。」中國國家統計局長馬建堂早知IMF有這個報告，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提醒中國人：「全面認識我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他舉出一組數字：「2009年，我國三次產業就業人口在總就業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分別為38.1%、27.8%和34.1%。這表明，我國從事第一產業即農業的比重過高，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比重依然很低，其中從事第二產業的比重，僅相當於美國工業化初期，即1870～1910年的水平；第三產業則比發達國家的比重低了一半。」
馬建堂坦承：「沒想到，我們這個世界工廠，剛剛超越日本成為經濟總量（GDP）全球『老二』，竟在某些重要方面，比『老大』的美國差了整整一百年！」
根據這些，何清漣頓了頓之後說：「新左派的黃金時期已經結束，他們這麼多年來苦心打造了中國模式，滿心希望為當局出謀劃策，被當局採用然後他們就成為名正言順的第一智囊，結果沒想到當局不要他了。不要他就罷了，今年還在《瞭望》新聞周刊，發了一篇文章叫〈中國需要戰略知識分子〉，是甚麼意思呢？就是說到現在為止，中國缺少具有眼光、具有前瞻性的知識分子。然後還罵中國知識分子沒有骨氣，只知道接近權貴、為權貴說話。」
何清漣表示，這顯示現在中共對自稱智囊的新左派沒放在眼裡，覺得說的都是一些沒甚麼用的東西。等於否定他們的成就。
何清漣顯然對新左派非常不齒，說走頭無路的新左派，只好轉向依附「唱紅打黑」的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有人還寫了一首〈黨贊〉──「黨是天，無所不在；黨是地，厚德載物；黨是陽光，照徹大地」，極盡阿諛、敗德之能事。
分析4：
維權知識分子 爭取有限生存空間
何清漣最後談到另一部分知識分子。這些人以律師為主，在六四後以行動幫助民眾維權。她認為這部分「維權律師」在2003年以著名的孫志剛事件獲得成就，但持續八年的維權運動在去年錢雲會死亡之後進入衰落，以最近的艾未未被捕劃上句點。
所謂的維權知識人，投身到中國各種與環保、愛滋、維權有關的公益活動中去。何清漣談到了很多台灣人難以想像的中國社會現象。首先是指標性的孫志剛事件：2003年3月，寄居廣州的大學畢業生孫志剛，因外出未帶暫住證而被非法關押並死於看守所。事後經律師大力批評，終於廢除了《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這給維權者注了強心劑。
此後的維權者，為了獲得像這樣的小小成績，小心翼翼地避免觸到中共的神經，其中較大的維權案件，包括《南方都市報》案、黑磚窯案、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索賠案、楊佳案、湖北鄧玉嬌案件等。後期譚作人、艾未未、艾曉明等介入四川地震受難學生調查案，有效喚醒了一般民眾的權利意識。
何清漣認為維權活動的最後一個高潮是福建三網友案。她介紹道：「2010年4月16日，福建三名網友范燕瓊、游精佑、吳華英，因為幫助一位遭政府相關人員輪姦致死的女孩嚴曉玲在網路上發文揭露事件經過，以誹謗罪被分別判刑一至二年。開庭前，來自中國各地的幾百名網友自發組成『關注團』，前往福建馬尾法院附近圍觀聲援，成為近年來最大規模的民眾群體聲援活動。」何清漣對於這樣的群眾聲勢，表達了她的敬佩：「其後在這次活動的帶動下，中國網民在其他各地發起多起圍觀行動，極大地顯示了中國民眾的勇氣。」
不過，這長達數年的維權活動並未能形成制度性回饋，一些偶然成功的案例也並未能減少類似案件的發生。每當開拓一些自由空間，就換來當局更嚴格的政治控制。何清漣若有所失：「2009年，公盟許志永被中國當局審判，此後當局對維權活動的打壓日甚一日，維權逐漸進入低潮。」
許志永是中國著名青年法學家、憲政學者，也是公盟創始人之一。他就是孫志剛事件中，建議全國人大廢除《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提議者之一。後來這起事件被稱為是中國司法史上里程碑式的「三博士上書」事件。
在中共的高壓統治下，維權知識分子目前的處境如何？
何清漣以2010年的錢雲會死亡事件提出了她的結論：「2010年12月，浙江樂清寨橋村村長錢雲會因反抗徵地而『被死亡』之後，網友想模仿福建三網友案，組織規模更大的圍觀團去調查真相時。在當地政府的強力干預下，公盟發表『錢雲會死亡屬於正常死亡』的報告引起了極大的民憤，公盟的社會聲譽也毀於一旦。被一些邊緣知識人借重、社會聲譽不錯的體制內知識精英于建嶸（法學博士，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教授）的社會公信力也嚴重受損。不久以後中東、北非革命爆發，當局危機感增強，推特（Twitter）上有人發布2月20日中國首輪茉莉花革命消息，當局將維權律師與其他重要維權人士一次抓捕，至4月初艾未未被抓，中國延續了近8年的維權活動暫告終結。」
何清漣的演說至此告一段落，紫藤廬的氣氛有些沉重。現場包括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系副教授丘慧芬在內的幾位學者都想問一個問題──現在的中國知識分子到底該如何自處？中國的未來將何去何從？
對比台灣當年的周德偉、殷海光，他們堅守信念的執著，啟迪了無數後人。台灣今日為世人所稱頌的自由民主，知識分子鍥而不捨的批判與堅持改革，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在浩瀚的中國歷史中，「江山代有才人出」。今日的中國，有沒有這樣「絡繹不絕」且足以改變中國極權體制、創建「新中國」的英雄人物？
今年的六四之後，這個問題更加殷切地扣問著中國知識分子。
周德偉（1902～1986年）小檔案
周德偉1920年代就讀北京大學時，對當時引領五四運動、以反傳統及馬列主義為中心的刊物《新青年》不以為然。後來加入國民黨，在政治光譜上屬汪精衛一派，留學英國師從著名學者海耶克。回國後曾任教於大學，後任國民政府關務署長，1949年來台，常在家中與殷海光、張佛泉等學者聚會，晚年移居美國。
周德偉是最早接觸共產黨的北大學生，之後參與國民黨黨務工作。由於汪精衛是受國共夾擊污名化的對象，而海耶克的自由主義在落後國家邁上發展之路時也不受當政者青睞。他在晚年著手撰寫回憶錄，從周氏家族、父親與革命的關係到自己的黨內經歷，透過個人觀察反映近代中國發展，並揭露第一手蔣、汪史料。在國民黨內抑鬱不得志的周德偉曾感嘆：「吾不寫黨史，國民黨無真史也！」
周德偉被學界定位為以儒家傳統為精神基礎、接引西方自由主義的「儒家自由主義者」。2011年5月22日，依據周德偉生前回憶錄手稿出版《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一書在他逝世二十多年後方問世。
何清漣（1956年～）小檔案
何清漣，中國湖南邵陽人。1983年畢業於中國湖南師範大學歷史系；1988年畢業於中國復旦大學經濟系，獲經濟學碩士學位。曾先後在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經濟系任教，且曾供職於《深圳法制報》社。
其著作《現代化的陷阱》一書於1998年1月在中國出版，兩個月內發行三十萬冊，國內各界好評如潮。至今仍被譽為成功地預測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趨勢的代表作。後迫於國內政治壓力，在遭受長達一年半的全天候監視後，2001年6月14日從深圳家中隻身出走，前往美國。在美期間，先後擔任過芝加哥大學、紐約市立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校訪問學者。
何清漣至海外後，撰寫了《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祕》，是目前唯一一本專門研究中國政府控制媒體的專著。美國《商業周刊》於1999年6月14日「亞洲之星」專刊曾將何清漣評為「亞洲之星」（50 Leaders at The Forefront of Change，THE STARS OF ASIA）。1999年《三聯生活周刊》將她列為25位時代人物之一，稱她「代表了中國改革的良心」。
近年來何清漣專門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尤其是對中國社會轉型期資本形成的特點，政治資本、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等各種社會資本之間的互動關係，國家、社會和市場之間相互作用與相互衝突的關係進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在中國及國際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現為中國人權（Human Rights in China）高級研究員；美國之音、BBC以及《看》雜誌等多家媒體的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