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在許多人的印象中，總是把利益擺在第一位，不顧人情禮義。過去有句俗話說「十商九奸」，更是直接表明商人為了賺錢而不擇手段的形象。黑心商人為了賺取暴利為非作歹已不是新鮮事，尤其最近爆發的塑化劑風波，更是重挫台灣商業形象。
難道商人真的除了賺錢之外就一無是處？「富而有德」只是一句空話嗎？最近，商業界流行一種「儒商」的說法，意指以儒家思想經商的人，可說是相當理想的商業模式。而這種精神，則是距今二千多年的春秋時代留下來的！
學習仁義 富而有德
「士、農、工、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和商的排名大有差距，儒者精神乃是求禮義道德，商人則是求得利益，在觀念上看似幾乎相反的。
然而春秋時代，有位名為端木賜的富商，把儒和商結合起來，以儒家思想來營商。他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孔子門下七十二賢人之一的「子貢」。
子貢出身貴族世家，乃是商朝後裔。《史記·貨殖列傳》記載：「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家累千金。」子貢二十五歲時，在衛國與孔子結識，折服於孔子的道德與學問，從此跟隨孔子習儒學、遊列國，同時也經營買賣。他的學習力強，是孔子的得意門生，經商也相當成功。因此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儒商。
子貢的性格豁達、直率，並且樂善好施，跟從孔子學習真正的「仁義」，雖然家累千金，仍能「富而不驕」、「富而好禮」、「博施於民而能濟眾」。西漢論證散文集《鹽鐵論．貧富》記載：「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贍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子貢和陶朱公都是春秋時著名的商人，他們因富有而名揚於世，不但交往富者，也幫助和撫恤貧者。所以上自君王，下至平民都讚頌他們的仁德。
經商方式受儒家影響
春秋戰國時期，民間的工、商業開始興起，子貢在此時勢中，往來交易，獲利無數。《論語．先進》記載：「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說子貢能經商致富，並準確判斷市場情勢。
在孔子的教育下，子貢的經商方式逐漸受到儒家的影響，同時因為他認真向學，成了孔子相當看重的學生。《論語》中所記載孔子與弟子們的答問中，子貢的對話最多。
孔子也教導過子貢經商的道理。《論語．子罕》寫道：「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孔子認為，有美玉不應該藏起來，而應該等個好價錢賣出去；又可延伸為良貨與人才都不該私藏隱蔽，而是託付以真正識貨的人。這便是成語「待價而沽」的由來。因此，子貢懂得隨時令變化和市場供需狀況的不同來獲取利潤，對於經商極有幫助。
商業往來講究仁義禮智信
《論語．顏回》寫道：「子貢向孔子問政。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孔子答：『去兵。』子貢又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孔子說：『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子認為，不論是強大的軍隊或是豐饒的經濟，都比不上人民的「信」。人民對國君的信任乃是立國之本、個人的誠信則是立於社會的基礎，無論如何都不可捨棄。孔子的話，子貢謹記在心。
孔子認為「利者，義之合也」，利益不單是自身獲取，而是必須連結社會群體，因此必須在「義」的前提下獲取。子貢以儒家思想經商，堅持「仁、義、禮、智、信」，商業往來中講究仁愛、仁義、誠信。他曾在《論語．公冶長》說過：「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顯示他將心比心、互相尊重、平等相處的想法。
子貢經商以誠信為本，時常與孔子探討「信」的問題。子貢認為「信」乃立足之本，因此他「言必信，行必果」，使他在經商中得到良好信譽，也獲得了「億則屢中，家累千金」的商業成果。
從歷史的角度看，重視仁、義、禮、信的經商方式是成功的，不但可得「利」、更可獲得善「名」。或許有人不以為然，認為如此溫吞的經營模式無法獲得大利。但是，若以長久的眼光看來，「儒商精神」的經營方式，才能創造永恆的商機；能將此精神世代傳承，更可獲得真正的永續經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