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紐約時報》的幾篇報導，讓我為自己生在自由台灣，而非共產黨統治的中國，而慶幸不已，因為一個創作者最反感的莫過於思想的箝制。
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的代表作《一九八四》的真實版在中國上演，因為它正計畫以數十億美元的監控系統覆蓋全中國；名為保安，實則監控異己。一位甘肅省的藏僧Loksag說，在2008年的抗議事件中，共黨當局利用監視器指認並拘留了將近兩百位僧侶。最近頻傳的藏僧自焚事件，更突顯了北京當局的高壓做法。寺院裡攝影機隨處可見，便衣混在信徒中，二萬一千名黨員被送往藏人社區，目的是向藏僧示好，同時建立對方的個人情資。服從者享有醫療優待、退休金或電視機一台，不聽話的有時就被逐出寺院。更新的做法是發放一百萬支黨旗與毛澤東畫像，要求藏民懸掛於家中與寺廟裡。
這些事情發生在現代，聽起來真是不可思議，不過如果知道這個國家對監控系統的熱衷，不難想像它對異己的毫不容忍。四川省重慶預備花四十二億美金架設含五十萬台攝影機的系統，廣東則架起了一百萬台。北京市準備在所有的娛樂場所加裝攝影機，而2008年奧運時，這裡就已裝置三十萬台攝影機了。經由結合網路與行動電話，共產黨在中國無所不在的監控系統，意圖滴水不漏，嚇阻人民，讓老百姓大氣兒也不敢喘一口，人人成了電影《楚門的世界》中的主角。電線桿上「圖像採集區域」的標語名副其實地提醒著行人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而這些尖端技術多半來自西方大廠的販售，如I.B.M, Honeywell, General Electric, 以及United Technologies 等。
我特別痛惜極權主義對文化藝術的殺傷力。以音樂為例，二十世紀蘇俄音樂的巨擘浦羅高菲夫，一生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與俄國革命，以及從沙皇到共產政權的統治。為了避開俄國革命之後的混亂情勢，1918至1932年，浦羅高菲夫一直在國外發展，1932年底才回到故鄉俄國，直至1953年過世。回國後，正是史達林厲行「社會寫實主義」（social realism）的時候。官方操控的最高音樂機構「俄國作曲家協會」，從1933年開始對官方認定「一般人民無從理解」的音樂提出批判，所有作曲家必須服膺社會寫實主義的藝術創作原則，淺顯易懂，作品最好是用來歌頌人民的生活與革命，表達愛國精神。浦羅高菲夫與同期知名音樂家蕭士塔高維契以及哈察都量，皆因此受到相當的限制，創作時只能在政黨強制的原則中找漏洞，偷偷地加進新意。
回到俄國後，本性心直口快的浦羅高菲夫眼見蕭士塔高維契被公開羞辱，文化界友人慘遭處決，他以加倍努力地工作倖存了下來。他經常告誡自己：「今天必須工作，工作是唯一的事，也是唯一的解救。」如此的緊繃狀態導致他1941年心臟病發。他雖然應付地譜寫了一些忠黨愛國、歌功頌德的作品，但仍逃不過被批判的命運。1948年，他與蕭士塔高維契以及哈察都量一起遭到整肅。他們被帶到「黨中央委員會」面前，要求交出不肯實現社會寫實主義的懺悔書。浦羅高菲夫此後應政治要求修改的作品，已靈性全無。
除了檢視音樂史可以看到極權主義的魔爪，在當代中國文壇，一言堂式的思想控管與審查制度至今仍是作家揮之不去的夢魘。1974年出生的中國作家慕容雪村為此內心衝突不已。他特意避免帶有文革與共黨宣傳統戰影響的文字，他認為從文字的使用上就可以看出一整個世代的中國人仍受著文革的遺毒。在嚴密的審查制度下，慕容雪村認為最嚴重的是對作家心理的衝擊，因為寫作時就已經開始實施自我審查，不敢直抒胸臆。連這麼有自覺的作家，都坦承自己因自我審查而變得像懦夫，而在國家的眼裡，他是文字罪犯。
2010年底，慕容雪村以《中國，少了一味藥》，獲得人民文學獎。頒獎前夕，他花了八個小時準備了四千字的得獎感言。在北京頒獎典禮當天，主辦單位禁止他發言，結果一個字都沒講。在台上，慕容雪村手握講稿，比了一個在嘴巴拉上拉鍊的噤聲手勢，一言不發地離開。不過，他隨即將此文上傳網路，這篇講稿得以在世界各地的報紙與網站發表。講稿上寫著，唯一的真實就是我們不能說實話；唯一可被接受的觀點就是我們不能表達自己的觀點。
我還是要再說一次，我真慶幸投胎在台灣，可以表達意見，大大方方地在各種媒體辯論與當局相左的看法，更能誠實書寫，與讀者談心，耕耘創作的園地。天佑台灣，也期待民主新中國的誕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