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期）當時張五常教授對中國的最大貢獻，應該是不但寫文章鼓吹「出賣國土」，1986年6月25日在《信報》的「論衡」專欄寫了「出售土地一舉三得」，而且同時到深圳市政府演講「出賣國土」的好處，以解決中國改革開放所缺乏的資金；他還詳述土地轉讓的細節規則。為了避免出賣國土而被視為「漢奸」，我有建議教授向中國提出學習香港出賣官地的99年期。所以後來他把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只出售經營權，以避免觸犯中國的憲法。當時會議的主持人就是後來出任副市長的王炬，不幸後來他成為貪官。
1987年12月1日，深圳會堂舉行「深圳經濟特區土地使用權首次公開拍賣」的活動，其實豈止是深圳，而是全國的首次公開拍賣，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我有去與會，並與身為深圳副市長的深港中國人民大學校友會會長朱悅寧打招呼。後來胡菊人、陸鏗主辦的《百姓》半月刊邀我寫一篇，我就以「周懷」的老筆名寫了〈拍賣官地──中國經濟的里程碑〉，在12月中旬出版的該刊刊出，詳細敘述拍賣的理論與實踐。因為是首次拍賣，所以內部都做了詳細安排，等於內定。
貪官拍賣國土 獲取暴利
經過這次突破，以後拍賣官地成為常態。中國現在很多貪官，都是因為他們掌握國有土地而在土地交易中獲取暴利，他們真要感謝張五常也。一笑。
當時對中國的經改爭議很多，我們私底下在閒談中也談論一些議題。例如從經改開始，當時說法是從中國「走資」開始，貪汙問題就提到日程上來了。當時張五常認為這不是壞事，過去中共的統治鐵板一塊，奈何它不得，如今貪汙現象的出現，鬆動了它的統治；甚至就像潤滑劑那樣，可以提高它的經濟發展效益。後來中國的一些人將它發展為「貪汙有益論」，自是一種扭曲。
這個議題，也引伸到他認為讓共產黨員看到經濟改革的利益，他們情願做生意了，就可以不去管政治了而讓別人管。但就是不知道共產黨要多少經濟利益才願意放棄他們的政治權力。一直到了六四以後，他才看出原來不是這麼一回事，共產黨不但要經濟上的利益，政治上的好處也不放棄。其實這就是共產黨的貪婪本性，也是不願意放棄任何權力的原因。
另外，張教授從自由經濟的角度，反對對經濟與金融的管制措施，認為這將衍生貪汙行為，也就是權力帶來的腐敗。這點至今卻未有被中國官方所接受，因為擋了他們的財路。
▲產權專家張五常信奉自由經濟、私有化。Fotolia
張五常在中國的影響力
我在港大的工作，除了隨張五常到國內考察，隨時提供中國的有關資訊與看他的稿子外，就是協助他與中國的經濟學界接觸。他是產權專家，他的交易費用理論也很著名，所以許多中國的年輕學者常常寫信給他，或者路經香港來拜訪他，著名的有張維迎、華生、曹思源等，現在在美國的趙穗生則來過信。再就是我們邀請國內著名的經濟學家來香港講課，先後有楊培新、厲以寧、董輔礽等。19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還很貧窮，厲以寧、楊培新的講學費用，以及在香港的稿費，都由我暫時保管。
為了讓張五常的理論能夠在中國傳播，在楊培新與厲以寧於港大講學期間，以他為主，與楊培新合寫〈解決中國金融財政困難的十個建議〉，與厲以寧合寫〈關於中國推行股份制的一些建議〉。分別在1988年與1989年在香港報章發表。由於「私有化」在當時還是忌諱的話題，所以話題放在承包制與股份制上。
我們訪問北京時還認識了金觀濤、劉青峰夫婦。當時金觀濤有「青年導師」之稱，也編有《走向未來叢書》（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的王岐山是其中一位編委），有意幫張五常教授出文集，但是礙於有些內容在中國過不了關，例如《賣桔者言》中〈向港英致敬〉那一篇。對這些「刪除」，張五常也都抱著理解與寬容的心情，默認但假裝不知道。目的只是想讓中國的年輕人多接受他的思想、正確認識世界。
當時中國的意識形態很保守，張五常的產權理論被中國官方詮釋為「私有化」而頗有敵意。但是他不顧這一點，熱情接待中國的年輕朋友，希望他們能為中國的未來貢獻他們的才華。
一些在中國學經濟而在香港新華社與中資企業工作的年輕朋友，也很想見他，有的就來做他的助理研究員，例如原來在華潤工作的王建國與在新華社工作的高海燕。他們協助張五常到國內進行參訪做了許多工作。
張五常對中國國內出現引發熱議的新理論，都回以「在美國，某某年就有了」。他最欣賞而認為有成就的，是楊小凱。
與楊小凱的幾次緣分
楊小凱本名楊曦光，文革初期以一位中學生的身分寫了〈中國到何處去〉而知名，也因此坐了十年監獄。後來得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華裔教授鄒至莊的賞識與推薦，從武漢大學到普林斯頓大學學習，卓有成就。但是他在理念上倒是與張五常更為接近。
1986年夏天，楊小凱作為留美中國學者所組織的經濟學會會長，路過香港，《爭鳴》雜誌總編輯溫煇請他吃飯，因為我是《爭鳴》的專欄作者，所以邀我作陪。飯後我與他繼續聊天，他很敬仰張五常教授有關產權與交易費用的理論。不過當時張五常不在香港，我送了他教授的兩本著作《賣桔者言》與《中國的前途》。他回美國後，就與張五常聯絡，並且提出中國經濟改革中的若干問題，希望張五常答覆，刊登於當時在美國由杜念中主編的《知識分子》雜誌，收錄在《再論中國》裡。但是我與杜念中見面，卻在十幾年後我移民美國回到台灣觀光時，他請我在凱悅飯店吃自助餐，那是當時相當高檔的自助餐。
楊小凱回美國後，介紹過于大海路經香港時來看望張五常教授。楊與于都是非常關心中國政治議題的經濟學者。沒有想到的卻是于大海後來居然出任民運雜誌《北京之春》的社長。
1988年底，香港大學邀請楊小凱做短期的訪問學者。聖誕節他在香港沒有親友，所以平安夜我邀請他到我家吃飯。我與太太都不諳烹煮，所以去外面買了一套沙拉與火雞。他說起第一晚在港大招待所睡覺時，居然做了回到中國的噩夢，把他驚醒。可見共產黨的殘暴統治在我們這一代人留下無法磨滅的烙印。
1990年代，楊小凱也應邀到中文大學做訪問學者，時間比較長，我有參加他們「海歸」之間的一些聚會。我移民美國後，他正好在波士頓，也見了幾面，還到過紐約我的家裡。不幸，他過早的在2004年因為癌症在澳洲家裡去世，這是經濟學界，尤其是華裔經濟學界的重大損失，也是中國政經改革的重大損失。（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