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聲援香港為何強調「和平」抗爭?

美國國會參議院11月19日下午無異議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Adobe Stock
第207期
何清漣
作者為旅美中國經濟專家與評論家,美國《商業周刊》1999年評為「亞洲之星」。其著作《現代化的陷阱》一書被推選為「30年中國最具影響力的300本書」。

11月19日,香港警方包圍香港城市理工大學的圍捕臨近終場。就在同一天還發生了兩件相關之事:一是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通過發言人科爾維爾(Rupert Colville)表示:「絕大多數香港人一直在依法和平行使集會自由的權力,當局大體上尊重了這一權利的行使。因此,一些參與抗議的人訴諸極端暴力,包括針對員警的暴力令人深感遺憾,不能得到贊成。」發言人還呼籲所有參與抗議的人放棄並譴責使用暴力。二是美國國會參議院也在同一天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表示對香港人反送中抗爭的支持。但這一被香港抗爭者盼望已久的「核彈級制裁」,如今成為現實後,香港民主派卻只表示了謹慎樂觀,稱不能改變香港局勢。原因我已在「《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遠水難解香港近渴」一文中說過,此文不再述。  

抗爭者暴力成為反送中運動的負資產

從今年反送中出現「勇武抗爭」以來,美、英、歐盟的官方發言都持不贊成態度,雖然正式譴責的只有聯合國人權高專辦。這表明香港人期望中的國際聲援,因暴力抵抗而力度減弱。

香港人很清楚地知道自身的抗爭必須訴諸國際支持。香港理工大學被員警包圍時,聲援民眾對外國記者大喊:「我們需要國際援助!」但各國都聲明反對雙方使用暴力。對暴力的支持與否,是本次反送中運動中爭論最激烈的問題,不主張暴力的人幾乎都在爭論中被網路極端者當成特務。

在香港勇武派抗爭日趨暴力之時,一位香港人對我說,「必須暴力,我不相信香港有人撲街時,美國與國際社會還會坐視不理。」我陳述了我對中共本質的認識,以及我對國際社會長期的觀察(這些在推特上都可以查到),香港反抗者不使用暴力,是保證運動達到目標的基本手段。理由如下:

第一,世界歷史上的政治力量,論暴力狠毒,只有ISIS與中共可以相比。論經驗與手段,ISIS遠遜於中共。與中共比暴力,根本無法相比。中共在建政以前的暴力堪稱暴力之尤,現在只因穿上了西裝,加上香港是國際觀瞻所在,一直忍著沒使用極端暴力手段。根據西藏1957年西藏拉薩事件經驗,中共正在等待一個讓香港勇武派失去國際社會支持的事件發生,沒有時甚至可能會製造一個事件。

第二,使用暴力會失去國際社會的支持。目前,所有重要國家的表態,都明言支持香港的人和平抗爭。美國國會10月16日通過《美國香港政策法案》的修正案,涉及美國與香港的雙邊關係。法案標題修正為:「承認香港與美國之間的雙邊關係,譴責中華人民共和國違背對香港人民的應盡責任,並支持在香港自由集會與和平抗議的權利。」在過去草案中的「支持在香港自由集會與抗議的權利」上增加了「和平」二字。在這一法案送交參議院審批之時,香港勇武派的暴力活動在升級。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10月24日在推特特意貼出一段她的講話視頻,特別強調,非暴力抗爭才是通向成功的道路。她特別介紹了甘地的非暴力原則在梵文中有兩層意思,一是非暴力,二是堅持真理。而馬丁路德金正是因堅持非暴力,才成功堅持了真理。佩洛希向香港人說:「你們的力量來自非暴力。非暴力才是通向成功的道路。」同一天,美國副總統彭斯在華盛頓智庫威爾遜中心演講,談到香港問題時,持續敦促中國保持克制,也敦促香港人維持非暴力抗爭的路徑。

我當時用「水桶效應」的短板理論說明為甚麼必須非暴力:一個水桶能夠盛多少水,由最短的那塊板決定。一個家庭的境況、一場運動的高度,也適用於同樣原理。如果反抗者要堅持暴力,就得擁有與對方相對等或者接近的武力。如果並不擁有,期望國際社會的支持,就得看別國開出的支持條件。對美國國會及裴洛西的外交措辭直白理解就是:我們只支持你們的和平抗爭,但不支持暴力反抗,由此引起的後果,我們不承擔。

這些說話,可能完全被香港勇武派忽視了。泛民可能注意到這種表態,但因為一直認為「勇武派」與「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簡稱,香港民主派的常用術語)不割席是反送中與送中相比較最大的進步,也期望勇武派行動能夠對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加之反送中是去中心化的運動,和理非與勇武派是共存關係,溝通效率有限。在這種情況下,勇武派的暴力升級,慢慢讓國際社會的態度發生變化,國際媒體開始承認反抗者有暴力行為,儘管譴責重點還是對準政府的暴力鎮壓。等到11月12日一香港市民被黑衣人潑汽油燒成火炬人之後,形勢就此逆轉,員警進入數月以來從未進入的各大學校園。雖然社交媒體上說這是中共製造的事件,好為鎮壓提供理由,但在港國際媒體未採用這種傳言,都指是反對者。

▲2019年11月21日,香港理工大學受困的反送中學生用衣物在地面上排出SOS標誌。Getty Images  

香港中大圍城之後的國際表態

港警進入香港各大學校區有兩個高潮。第一個高潮是12日強攻香港中文大學並與學生發生激烈衝突,以員警後撤讓學生離開為結束。第二個高潮是香港理工大學五天的對抗。據《南華早報》報導,香港理工大學校方已向警方通報,校內有多個實驗室被盜,發現了部分危險的化學物品。加上數百個可以隨時使用的燃燒瓶,學校有可能變成一座「軍工廠」。警方則表示暫不介入。這「不介入」,指的是不攻入校園,不是指放棄包圍學校。在此期間,中國軍隊上街清理道路,因便服上有「雪楓」字樣,據國內媒體報導這是蘭州軍區專門對付新疆的反恐特種部隊「天狼突擊隊」。北京讓這支反恐部隊從西北南下現身,當然意在威懾。

國際社會的表態適時來到。英國外交部發言人18日說:「英國嚴重關注香港校園附近來自示威者和當局雙方的暴力升級。希望當局能讓傷者接受妥善醫療救治、為希望離開該地區的所有人開闢祕密通道。」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莫蓋里尼(Federica Mogherini)發表聲明,譴責任何暴力行為都不可接受。這裡的「任何暴力」當然包括抗議者的暴力。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發表聲明,除了敦促北京保證實行一國兩制。還聲明:「不僅鼓勵北京,也鼓勵抗議者以非暴力的方式,就香港人民的願景展開這樣的政治對話。」

這些國家的表態都很明顯,既規勸北京不要過度使用暴力,但也明言不支援反抗者使用暴力。  

美國東亞專家早就警告香港抗議者克制

熟悉東亞事務、並一直在推動世界民主化的美國學者也對香港反對運動的激進化深表擔憂。早在今年7月24日,《紐約時報》發表《探討香港抗議策略:走向激進的風險》,該文是對史丹福大學教授戴雅門(Larry Diamond)的專訪。他勸告香港青年:「不要太情緒化,穩定克制你的情緒,用頭腦思考,並且有策略地思考。因為當下懸於關鍵一線的,是你們的自由,你們的未來。我懇請這些抗爭者們深呼吸,做些反思,並且能夠允許熟悉民主轉型比較的學者——在香港的高校中有很多——為他們提供諮詢意見。一旦北京決定動用軍隊,或者一些與本地安全機器相結合的手段以掌控局勢,很不幸,西方社會將沒有人騎馬來拯救這些香港民主人士,我們沒有能力也沒有法律地位進行干預。」戴雅門教授的話之所以有份量,還因為他不是書齋學者,他是美國民主基金會(NED)《民主》雜誌的主編。NED的使命就是在全球推廣民主,他供職這家機構的刊物,當然比誰都清楚,美國對外干預的底線設在哪裡。

美國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中國研究主任裘德‧布蘭切特(Jude Blanchette)對國際干預的作用看法更悲觀,今年9月在接受BBC採訪時他說,「北京在如何處理香港問題上會考慮多種因素,而美國的立場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因素之一。」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定會提高北京直接干預香港事務的代價,但無法對北京的決策起到決定性作用。

去中心化的反抗運動確實讓中共一時找不到領頭人,無法實施「射人先射馬」、讓運動陷入群龍無首的策略,但無組織化、缺乏策略、甚至無法靈活根據雙方力量調整策略以便步步推進。在暴力對抗將運動帶向高風險的狀態下,作為同路人的泛民也無法與勇武派溝通,最後終於出現了戴雅門先生所預測的局面,不能不說是一個比較慘痛的教訓。

希望香港城市理工大學一役結束之後,香港人在憤怒與悲傷之中,認真考慮下一步怎樣做,才能更好地守護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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