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女性的社会地位比邻近的日本与南韩好，性别歧视的程度比这两国来得轻微，这应该是大多数人在直觉或者个人经验上的共识。
统计数据也支持这样的共识，例如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每年公布的性别落差指数（Gender Gap Index，简称GGI），就是很具代表性的衡量一个国家性别平等状况的指标。WEF在其2018年的报告中公布了全球149个国家的GGI，台湾的排名为全球第32名，不但远高于日本的第110名和韩国的第115名，也高于新加坡的第67名。
如果从细项来看，GGI底下有四个分项指标：政治赋权（Political Empowerment）、经济参与及机会（Economic Participation and Opportunity）、教育程度（Educational Attainment）以及健康及生存（Health and Survival）。台湾在前两项大幅领先日、韩，显示台湾女性在政治与经济的参与都非常杰出。
以国会中的女性席次为例，台湾每100位男性国会议员中，就有63名女性议员。这个比例远超过新加坡的30名、日本的11名、韩国的20名。台湾的女性议员比例之高，引人注目。
各国顶尖大学经济系的比较
以台湾大学经济系为例，系内目前有37位专任教授，其中10位是女性，比例为27%。韩国最高学府首尔大学经济系，目前有38位专任教授，和台大经济系的教师总数非常接近，各位要不要猜一猜该系有多少女性教授？
答案是零。
同样的比较可以应用到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的经济系。该系阵容庞大，共有62位专任教授。令人惊讶的是，该系总共只有一位女教授，比例为1.6%。
事实上，台大经济系女教授的比例也大赢美国名校经济系：哈佛大学9/59=15%、麻省理工学院6/41=14.6%、芝加哥大学3/41=7%。
由于缺乏可信赖的统计资料，我无法在此呈现其他学科或者学校的女性教授比例，但我推测台湾的比例应该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日本时代的台湾女性
尽管台湾女性在现代社会享有很高的社经地位，她们在日本统治时代可没有这样的待遇。根据台大法律系王泰升教授的研究，日治时期的女性没有财产继承权，因此，女性想要改善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必须生育男孩，然后让男孩继承家产。换句话说，母以子贵，女性必须依靠男性来得到经济上的依靠。
另外，日治时期盛行「小婚」，也就是童养媳，女孩从小就进入夫家成为廉价劳力。日治时期也有「妾婚」，也就是一夫多妻制，虽然当时只有社经地位较高的男性娶妾。小婚与妾婚等制度，反映了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
所以，从战后到现在，到底甚么特殊的因素促进了台湾女性的政治与经济参与，并且达到大幅超过日、韩的程度？
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要在战后台湾的历史经验中搜寻蛛丝马迹。会造成妇女社会地位提升的重大历史因素并不多，我们今天来谈谈其中一个可能的因素：议员、立委选举的妇女保障名额。
妇女保障名额
既然台湾女性的政治参与度特别高，或许政治制度中的「妇女保障名额」就是促进台湾女性参政的一个因素。
从战后1946年开始，台湾就实施了选举妇女保障名额制度。直辖市议员、县（市）议员、乡（镇、市）民代表名额达4人者，应有妇女当选名额1人；超过4人者，每增加4人增1个保障名额。立法委员选举在2008年改采单一选区两票制之前是采用复数选区制，同样也有妇女保障名额的设计。
这样的制度直接保障妇女在议会中的席次，在世界上并不多见。另外还有一种制度只保障了「参选人」当中的女性名额，例如南韩就采用的这样的制度。
▲图一：应选议员席次与「候选人」中女性的比例。
台湾的妇女保障名额真的有促进女性参政的效果吗？我们以1994到2014年县市议员选举为例来探讨这一点。
图一（台大经济系陈立欣制作）的横轴为按照「应选议员席次」分类的选区，纵轴则是「候选人」当中女性的比例。很明显，当选区的应选议员席次少于4席，候选人的女性比例保持16%或以下。但是当席次从3个增加到4个，也就是妇女保障名额从0增加到1席，候选人的女性比例则大幅跳升到35%。
图一也显示出，当应选席次从7个增加到8个时，也就是妇女保障名额从1席增加到2席时，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跳升，但幅度较小。
▲图二：应选议员席次与「当选人」中女性的比例。
图二跟图一类似，但纵轴显示的是「当选人」中女性的比例。同样地，当席次从3个增加到4个，当选人中女性的比例大幅跃升。
这个不自然的跃升很可能是妇女保障名额造成的。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但由于每个选区应选的议员席次是按照该选区的人口决定的，那些应选3席的选区跟应选4席的选区比起来，除了平均人口略少之外，其他条件应该不会有巨大的差异，以致于造成女性参选人与当选人比例大幅地增加。
女性的议员增加，会给整体女性的社经地位造成何种改变？又会不会影响女性自我的性别意识以及男性对性别角色的期待？我们下一期来探讨这些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