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10月间报导中国海南的海口市委书记张琦涉嫌贪污，被查出有13.5吨黄金及来路不明的2,680亿人民币以及多套豪宅。这查获的贪污金额高达海口市国内生产毛额的1.9倍，有人认为不可能有那么多，有人认为不可思议。但姑且不论这贪污案的真相如何，从学理和历史经验来看，一地区的贪污金额并不难高于该地区的国内生产毛额（GDP）或国民总所得。
可能一：累积多年的金额
常见的贪污方式，如买东西或发包工程时收回扣、工程偷工减料、取得不当补贴，以及刁难一下人民以索取红包等等，好像都是从涉及的收支中，也就是当时的经济活动金额中污走一部分，因此好像也只能污走总所得的一小部分，于是污走的总金额似乎不会大于总所得。但总所得是每年重复发生的生产或所得，而贪官的贪污总金额可以是很多年累积下来的。每年污走总生产的5%，20年累积下来就达到一年的总生产。所以累积贪污金额高于当地当年总所得并非不可能。这是贪污金额巨大的第一种可能性，就是多年累积。
可能二：对未来的利益抽成
但官员不一定都在位那么久，有些只在可贪污的位置两、三年的人，一样可贪到巨额的钱，其原因之一是贪官不只对给人的当年利益抽成，也可以对未来的利益抽成。若贪官给商人一个可望持续赚钱20年的特权，贪官常可就这20年期待利益的现在价值抽成，也就是把未来的利益贴现再抽成。所以贪官抽的不只是现在或者他当官期间的所得，还包括现在给出之权利的未来利益。所以即使才当一年官，也可能抽了未来几十年的利益。这种未来利益的贴现或对未来生产价值抽成的方式，是贪污金额可超过每年总产值的第二种可能性。
可能三：财富的窃占与掠夺
贪污金额可能大于该地区每年总产值的第三个可能是，财富的窃占与掠夺。中国历史和故事里有一些贪官是把别人的书画、古董、房舍和土地等等财富抢夺过来。战后国民政府接管台湾时，有些人把日本人的财富据为己有。直到现在也有些人以廉价租用或购买等方式把政府财产变成自己的。这被抢的既有财富并不是当年总生产的一部分，所以这类抢夺也使贪污总金额可能超过每年总生产。
可能四：土地财富的创造
比侵占既有财富更大宗且更不易被发现的贪污是财富的创造，尤其是土地财富的创造。财富增值和土地价格的上涨都不算在国内生产毛额中，而其金额却可以很大，贪官可由其中分到的比例也常很大，所以这是贪污金额可大于总生产的第四种可能性。简单地说，这方法是藉公共建设或政策提高某些资产尤其是土地的价值，并把因而增加的部分财富收为贪污者所有。这做法不只是把本来该归全民的增值归于贪官和少数人，而且他们常会为了得到这利益而扭曲了正常的公共建设及都市规划，以致降低了社会原来可得到的总利益，或提高了一般人买土地的成本。这种方法的例子在台湾几乎是罄竹难书。
例如把某条道路或有利的公共建设盖在张三的土地旁边，其土地价值就会大涨，所以张三常愿花点钱请官员把公共建设规划在这里。官员也可能在公共建设或都市规划被外人获知前就先在附近低价购入土地，或由关系人购入土地以得到涨价的利益。这样的贪污方式比一般直接收贿更难被查觉和证明，而附近知情的人因为也分到利益，甚至认为这是德政而非贪污，而不太会去举报。
变更地目和都市计划、提高容积率、容积率移转、开发重划区以及设置特区等等方式，更可用一个决策、一纸公文就大幅提升相关的地价，而创造很多贪污者、贿赂者以及旁观者可以分享的巨额利益，所以可以暗藏不少贪污。有人说，各地议会议长的选举常有买票贿选的原因之一，就是议长可以参与都市计划委员会。也曾有人把公有或党有的工业或机关用地低价卖人，再变更地目为高价的商业住宅用地以图利相关人士。某个航空城改了几次地点而有不同人士投机炒作土地，但航空城却仍未真的盖出来。马英九当台北市长时仅美河市一个建案，即被监察院指出图利金额超过110亿，约为2万人口之城镇一年的总所得。
中国很多地方原先土地是国有，官员低价批给商人开发之后却能大涨极多，因此更能暗藏很多贪污的机会。有台商曾在台湾接到在中国熟识的县官之电话，说要把某块地批给他，该台商回说他并不需要那块地。县官说，没关系，已有人会用高价向你买。该台商当然不敢也不能把差价占为己有，而必须帮县官贪污兼洗钱。台湾的土地多为私有且原先价格已高，但地价的上涨仍使许多地主及炒作者成为巨富。少量公有土地的外包甚至标售也仍能制造不少贪污的机会。中国这些年很多城市的开发区或新市区比台湾最大的台中重划区还大，而其初始价格却可能很低，因此有多少利益可贪污可想而知。
▲信用创造或贷款也是创造价值来贪污极大金额的方法，这在中国比在台湾重要很多。Adobe Stock
可能五：信用创造或贷款
信用创造或贷款也是创造价值来贪污极大金额的方法，是贪污金额能大于GDP的第五种可能性。这在中国比在台湾重要很多，也可能比土地的贪污更大。台湾过去多数银行是政府所控制，因此有特权贷款的问题。当年有些省议员或其他人士关说乃至强迫银行贷款，不只得到借得到钱且低利息的利益，有很多特权贷款最后也变成呆账而收不回。简单地说，银行藉放款创造出一笔货币，有力人士借走这货币最后却没还，就像是银行创造这货币并把它送给有力人士一样。无中生出价值而把它交给私人，呆账最后由全民负担，若造成物价上涨也由全民负担。这是蒋硕杰教授所指责的「五鬼搬运法」中最恶劣的一种。
中国近四十年经济快速成长，货币需求快速增加，目前M2货币供给量比1997年增加22兆美元，是其目前GDP的1.5倍以上。这增加的货币量大部分是因放款而创造出来的，2018年银行对民间信用创造余额达GDP的1.61倍。而由于中国银行多为公营，企业实质上也多由政府或官员所控制，多年来公有企业、各级政府或特权人士相关企业，由银行搬钱投资然后成为呆账的情形极多，因此其中可能贪污的空间比台湾等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大非常多，但也一再造成中国严重的呆账和金融危机。
可能六：股票的创造
货币之外其他金融资产特别是股票的创造也是GDP之外的贪污财源。历史上很多国家都曾有企业藉发行和炒作股票而骗取人民大量资金，即所谓「印股票换钞票」的经验。本来没有那么高价值的企业，甚至不存在的商机和营业，被用来吹嘘成很大的赚钱机会而高价卖出股票，买到股票的人最后则血本无归。官员在核准这些股票上市或纵容这种骗局存在时，也一样有贪污的空间。例如最近中国有家上市公司的报表竟出现虚报了299亿人民币现金的情况，很难让人相信其中没有和监督人员之勾结。
这么多不是只由当期生产活动或GDP中抽取部分利益的贪污方式，使贪污的金额不必以GDP为上限，各地区官员累积的贪污金额也就不无可能高于该地区每年的GDP或生产总额。而中国那么多贪官动辄有几亿人民币之贪污金额也就不足为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