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频繁见诸海外媒体与网络的消息，就是中国各地农民此起彼落的抗争活动。抗争的核心问题，是农民要求夺回历年被地方政府以各种借口强征的耕地。2007年12月以来，黑龙江富锦县、陕西三门峡库区及江苏宜兴农民在12月中旬发布的几份告全国民众书中，更是明确提出土地所有权的主张，认为自己就是土地的真正主人。
忍无可忍──农民真正的土地革命
熟悉中国政治的人士明白，农民这一主张的意义所带来的冲击，并不亚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私下实行「家庭承包」土地，这一「小岗村模式」就成了后来邓小平启动农村改革的范本。而这次农民要求土地所有权的主张，直接挑战中国《宪法》有关条款以及《土地管理法》，因为这两部法律均明确规定城市土地国有，农村土地则由集体所有──实际上就是由集体的「代表」地方政府拥有。
中共政府历来对任何撼动本身统治根基的事情睚眦必报，不仅以暴力镇压对之，还要极尽谎言宣传之能事，声称镇压行为如何正义正当。但现在尽管上述三省农民在告全国人民书中直接否定了这两部法律的有关规定，中央政府却仍然保持沉默，至今未见提出针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应对方针，只是任由三地地方政府在前台支应。
何以会如此？因为这确实是一盘让中国政府无法解套的死棋。说它是「死棋」，是因为无论怎样走棋都是死路一条，只是选择死法与死期而已──这一说法并不夸张，因为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所决定的。
管或不管──中共横竖死路一条
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外主要依靠「中国制造」攻城略地，对内则主要依靠房地产为龙头产业，拉动内需。与房地产有关的钢材、水泥不仅成了热门产业，建筑用工也解决了数百万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而土地出让金更是成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这一点只要分析近年来土地出让金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就可以得知。
中国地方政府的合法收入来源有两部份，一是公共权力收入（税收），一是公共产权收入。前者因为分税制的限制，无法挖掘潜力；公共产权收入就成了地方政府罗掘财源的主要目标。所谓公共产权收入，是依据国家的财产权而取得的收入，包括：资源开发转让收入，如土地、矿藏、风景区、海域、湖泊等；政府行政事业单位财产收益，如拍卖、出租等；国有企业和国有股份红利；各类特许权收入，如公共空间、公共频道、公共媒体等；以及公共设施的收费等。上述各类财源当中，除土地矿产之外，其余资源可以罗掘的空间也有限，因此，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土地出让金便成为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
中国的统计数字显示，2002至2003年中国土地出让金合计9,100多亿，约占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2004年「8.31大限」（编按：中国国土资源部第71号令规定，在2004年8月31日之前，各省区市不得再以历史遗留问题为由，采用协议方式（无偿）出让经营性国有土地使用权）使土地有偿出让进一步市场化，当年全国出让金的价款更达5,894亿元，占同期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7%。而2005年与2006年两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均超过上万亿，但2005年地方财政收入总共才达14,597亿元──从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之大来看，说其构成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命脉也不为过。而政府官员也早将土地批租作为牟取私利的重要管道，国家审计署早就公布：80%以上的贪官均与土地有涉。
掠地利益巨大──地方不放、中央不敢管
弄清楚土地出让金在维持地方政府财政方面的重要性，就明白中央政府何以对地方政府不断动用军警甚至黑社会力量拆迁征地，一直坐视不理。因为事情的根子还在中央政府这里：通过分税制，中央政府拿走了烟税、酒税、海关税等所有的肥税种。地方政府财权轻，事权却又极重，要承担教育以及所有的公共投入，还要改善大量官员的生活，所以，农民的土地势所必然成为地方政府汲取财政的重要管道。
综上所述，面对农民与地方政府争夺土地的斗争，中央政府其实只有一种选择：是让地方政府活，还是让农民活？要求地方政府停止掠夺农民土地，无异于断地方政府的粮，不让地方政府（官员）活下去──这等于举起右手砍自己的左手，将自己的统治基础逼成反对力量──这是自残肢体的速死法。而继续默许地方政府掠夺农民土地，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农民就只能起而反抗，最终也是危及中共统治──这是挣扎几年后衰竭而亡的死法。
好死不如歹活──中共中央政府的选择
说是选择「死期」，也是基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过度依赖房地产，本身就蕴含着极大危机。北京大学教授平新乔带领课题组在一些省市做过实地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县、一个市持续以卖地作为财政收入，顶多维持五、六年。而在广东，一半以上的县、市都只能持续两、三年。也就是说，目前中国这种以房地产业为龙头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即使抛开房地产的需求有限这一点不说，从土地供应这点来看就难以为继。
作为中国人口主体的中国农民，在长达八十多年的「共产革命」中，其命运可以用被中共「始乱终弃」四字来概括：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中共享「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激励农民，让农民成为冲击旧秩序的主力军；在夺取政权之后，农民是中共利用来消除「反革命力量」、打击知识分子的同盟军；进入改革时期，农民则成为被现代化列车所抛弃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既不能被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所吸纳，又无法依靠微薄的土地收入维生，在地方政府的强势掠夺下，最后连保有一块赖以生存的土地都成了奢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