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和各国的经济波动不定，问题也层出不穷，但其背后主要还是几个重大因素在推动。不管是要掌握经济的动向，还是要拟订正确的政策，都必须掌握这些重大的基本因素。
近三十年全球经济变动最主要的因素是全球自由化带来的国际比较利益之改变。它造成已开发国家产业外流、失业，以及工资和经济成长率下降的压力。
不少已开发国家必须为此而增加社会福利及其他财政支出，美国的财政赤字和量化宽松政策（QE）、日本安倍首相三箭，乃至欧债和我国的问题都由此而起。这些政策能否成功，是否会继续，也都要看这最基本的国际比较利益或竞争力的问题能否解决而定。但各国都未能对竞争问题有足够正确的重视，所以经济的前景也不能太乐观。
大幅自由化 拉平全球工资
近三十年全球信息和经贸往来大幅方便及自由化，特别是大批原本不积极加入国际竞争的共产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纷纷改采努力加入国际竞争的策略。于是在原先以先进国家及亚洲四小龙等少数开发中国家为主的全球竞争市场中，加入了大量的低工资国家。先进国家和四小龙，由于原先生产的许多产品因而无法和低工资国家产品竞争，不是外移便是减产乃至退出生产。这种国际比较利益或竞争力改变的结果，使高所得国家的产业大量外移，造成这些国家经济成长率的下降及失业率的上升。
失业率上升或劳动力过剩，使高所得国家部分的薪资难以上升，甚至必须下降，而开发中国家则因抢到产业和就业而使所得及薪资快速上升。这就是全球化所造成的「国际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
失业率上升和工资的下降使所得分配恶化，所以很多高所得国家要增加财政支出以提高经济成长率和降低失业率，或者增加社会福利支出来帮助失业及贫穷的人民。这在美、日、欧盟和我国等很多国家形成可观的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
两岸实为竞争而非互补
上述现象已存在多年，但问题却愈来愈困难。因为不仅各高所得国家的政府负债愈来愈多，低工资国家之发展对高所得国家的威胁也愈来愈大。低工资国家发展之初虽然会抢走已开发中国家的一些产品，但相对地其投资以及消费增加的许多需求也仍须向高所得国家购买，所以高所得国家仍未外流的产业得以增产，而降低外流产业对就业和经济成长所造成的冲击。这也造成一些人误以为产业外流及低所得国家的发展有助于高所得国家的发展，误以为某些开发中国家的成长可以是世界成长的火车头。
然而在这些低所得国家已有相当发展且抢到愈来愈多产业之后，它们因成长而须向已开发国家购买的产品范围也就愈来愈少。当它们的成长率降低之后，它们仍须向已开发国家购买的资本设备的数量也变少。为了继续发展，它们也必然想到要进口替代，也就是设法自己生产要进口的东西。
于是，开发中国家发展对已开发国家的贡献愈来愈小而伤害愈来愈大。开发中国家现在的成长即使一时仍可提高对已开发国家的需求，成长的方式及其结果却是要在未来取代更多已开发国家的产品。所以已开发国家仍误以为开发中国家的成长可做已开发国家成长的火车头的人士，是相当无知识没远见的。我国现在已有更多以前鼓吹两岸分工互补的人士，了解两岸经济乃是竞争而非互补。
美国QE与制造业回移政策应可成功
美国以QE搭配将制造业移回美国的政策来应付这种情势，QE想提升景气及国内需求，促使美元贬值以提升美国产品竞争力，而制造移回美国的努力则补充其因国际比较利益而减少的产业和生产。
2013年美国制造业生产已恢复2008年金融海啸前的水平，但制造移回美国的努力必须很成功，否则企业界为本身利益而将产业外移的做法，仍会使美国不得不继续QE及财政和货币的扩张政策。
由于美国在技术创新方面，不管是已有或未来新增的成果都仍领先全球，美国的企业也在许多产业具有支配全球的能力，美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因此制造移回美国的努力，有可能得到相当程度的成功。而若不够成功，美元独特的国际地位也使美国仍能继续QE下去。由于全球需求的不足，不管美国需不需要，外国恐怕都要期待甚至拜托美国继续再一次或多次QE。
安倍三箭恐缺最重要的一箭
相对地，日本的情况就比较麻烦。安倍的三箭也是要解决同样的问题。日圆贬值可提升日本产业的竞争力及获利能力，也可使日本偏高的房价及负债相对降低。扩张性的政策可促成贬值并提升国内需求和企业获利。这两种政策除了短期提振经济之外，也可使企业更有能力投资和发展新技术新商品，进而提升产业长期的竞争力。
然而，日本自己的市场基盘和技术都不像美国那么厚实，而中韩等国则有强大的产业政策乃至不公平手段来扶植本国的产业。因此日本若以为其企业赚到钱之后，就能透过自由竞争努力创新而胜过中韩甚至美国，是过分乐观的。而若产业的技术和长期竞争力未能提升，则贬值和扩张性政策带来的一时繁荣过去之后，这两种政策的后遗症，将使日本陷入更大的负债及高物价危机之中。
但安倍三箭之初被称为是日本国师的滨田宏一教授最近指出，日本仍缺少一套新而明确的产业政策。我觉得日本仍不了解前述产业外移及产业竞争力才是问题根本的道理，也不了解目前中韩等国家之积极产业政策，首当其冲的正是日本以及台湾甚至美国。日本如果以为自由化就是最好的产业政策，而拒绝政府的领导及其他责任，则将难和中韩等国竞争，安倍三箭最后也可能因缺乏最重要的一箭而失败。可惜滨田这位国师却仍以为自由化就是最好的政策。
能力不如美日 竞争不过中韩
我国前景不容乐观
自由化是难以反对的潮流，但它的速度和方向是可以调控的；它的副作用是应该且可以有配套措施来减轻的。而在自由化的过程中，政府也仍有很多可以领导经济发展方向的空间及方法。这些问题和策略较为复杂，我也已写过很多。而在台湾和很多国家最大的问题是，有很多人把自由化当成是必服的万灵丹，因此不只忽视其副作用及替代方案，也忽视自由化之下政府可做及该做的很多发展产业、提升国家基本环境及能力的工作。
我国也在一些企业和其他因素的诱导下，把开放外国进入当成主要的自由化方向，而忽视松绑对国内资源运用和发展的不当限制。例如我国政府一直积极要对外籍人士减税，却对国内创新创业加课重税，就是一种明显的矛盾。
相对于美国和日本，我国产业外移的情况更严重，仍在的许多产业也因技术较低、市场在已开发中国家，而企业界也可能比美日更不在意自己国家的发展，因此产业更容易继续被吸走。而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创造新产业的实力更不如美日。因此在中韩甚至美国都有积极吸引和发展产业的政策之情况下，我们若只采财政支出、货币贬值，以及自由化这些在美日都无法成功的政策，我们的发展前景是很不乐观的。
不断的赤字使财政破产，贬值的一时利益可能使一些企业更不努力，因贬值获利而能提升的企业则有不少会把研发成果带去国外。而以开放外国进入为主甚至给予优惠的自由化，则把有限的国内市场拱手让人，甚至让给并不是真正有竞争力而是有外国不公平产业政策支持，或有掠夺市场之长期谋略的外国厂商，因而在产业外移之外再给经济和就业另一个重击。
在全球激烈且不公平竞争的时代，我们若不更直接努力提升产业技术及人才等国家的其他基本能力，排除外国不公平手段，而只用财政支出、贬值，以及对外国自由化等成效虚幻或短期的政策，我们很难有长期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