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阅毕由傅雷翻译、法国文豪罗曼．罗兰所著的《贝多芬传》，心里不禁感慨，如果我早几年读到这本书，我的人生会不会有甚么不同？
对贝多芬最早的印象来自音乐笔记本上的封面──他一头不受约束的卷发，拿着铅笔准备写谱、眼神笃定的郑重模样。那时音乐班同学们的书包里，人人一本贝多芬。对我们来说，这个名字就是一门学科的代名词。另外，在钢琴的琴盖上也常常见着他，有些除湿器就是以贝多芬的头当造型。钢琴弹一弹，一抬头，贝多芬就看着你。他装了金框的画像高悬在教室供学子瞻仰；那些艰深的奏鸣曲更让人相信它们不可能来自一位跟你我一样的凡夫俗子。对不少人来说，他只是「音乐」的同义辞，一个遥不可及的传说。
钢琴家陈必先说：「不管弹谁的音乐，我一定发自内心尊敬作者，然后彻底研究这个人和作品。」而以一个欣赏者的角度深入了解贝多芬的生平后再听他的作品，那些平面的音符彷佛木偶被仙女注入了生命似地站了起来，开始在五线谱上活力十足地跑跳追逐——这些音符原本就来自一位血肉之躯啊！
推荐《贝多芬传》有两个理由：一是译者傅雷先生的文采，二当然是贝多芬壮阔的生命故事。
不只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主人翁的性格颇多取材于贝多芬，他的精神也鼓舞着现实生活中的罗曼．罗兰：「……在他祝福之下，我重又踏上巴黎的归路，得到了鼓励，和人生重新缔了约，一路向神明唱着病愈者的感谢曲。那感谢曲便是这本小册子。」《贝多芬传》于焉而生。
这段雅致的译文出自翻译名家傅雷。本书开场的译者序，掷地有声，颇能打醒浑噩度日之人：「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练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这是我十五年来与日俱增的信念。而这一切都由于贝多芬的启示。」
以往只知道贝多芬为耳聋所苦，却不知道从他1802年的遗嘱内透露，此时耳聋已六年了，也就是绝大多数的作品都是耳聋后写的！贝多芬对深沉的低音比高音更敏感。据说晚年他是用一枝小木杆，一端插在钢琴箱内，一端咬在牙齿中间来听音。
这位耳聋的音乐家「在伤心的隐忍中找栖身」，他向神吶喊：「噢神，给我一天真正的欢乐吧，就是一天也好！我没有听到欢乐的深远的声音已经多久！」
此时他已无病愈的希望了，但他在写完遗嘱后，仍坚强地活了二十五年。在给他的兄弟的这份遗嘱里提到：「把『德性』教给你们的孩子：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在患难中支持我的是道德，使我不曾自杀的，除了艺术以外，也是道德。」
傅雷在〈贝多芬与力〉一文中认为：「没有一个艺术家对道德的修积，像他那样的兢兢业业；也没有一个音乐家的生涯，像贝多芬这样的酷似一个圣徒的行述。」
罗曼．罗兰认为，贝多芬在德国上层阶级中所享有的威望，不但是艺术方面，也来自对他道德的尊崇。提起贝多芬，不能不提起上帝。这里的上帝，指的是十八世纪泛神论中的上帝。
对贝多芬而言：「最美的事，莫过于接近神明，而把祂的光芒散播于人间。」
他的崇拜者称颂他的天才时，第一件想到的事不是学术或艺术，而是他的信仰。贝多芬对此赞美也觉得受之无愧。1819年，贝多芬在争取侄子的监护权时，他在维也纳市政府自信满满地声称：「我的道德的品格是大家公认的。」
贝多芬有一位超级粉丝，是十九世纪卓越的德国政治家俾斯麦。俾斯麦曾这样说过《热情奏鸣曲》（Op.57-1804）：
「倘若我常常听到它，我的勇气将永远不竭。」1870年，曾任德国驻意大利大使的葛台尔在凡尔赛一架破旧的钢琴上，为俾斯麦演奏这首曲子。听到这件作品的最后一句时，俾斯麦说：「这是整整一个人生的斗争与嚎恸。」
这位被尊为德国的领航员常说：「贝多芬最适合我的神经。」
然而，受到如此赞赏的音乐家，却是疾病、贫穷缠身，与他崇拜的莫扎特一样，没过过甚么好日子。在维也纳三十五年，搬了三十次家。
1818年，他写道：「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而我还得装着日常生活并不艰窘的神气。……要以工作来换取面包实在是一件苦事。」
贝多芬往往因靴子破洞无法出门，背负着对出版商的庞大债务，作品又卖不出钱。他的奏鸣曲，每曲得花三个月才能完成。列在全集内的有三十几首，而全部的奏鸣曲却只能挣得难以糊口的收入。彷佛用血泪写成的四重奏（Op.127，130，132）更是一毛钱都没拿到。
1814年维也纳会议以后，维也纳的音乐口味偏爱意大利的罗西尼，把贝多芬视为迂腐。而贝多芬对批评的态度一向是：「我和服尔德一样地想：『几个苍蝇咬几口，决不能羁留一匹英勇的奔马。』」
他对自己的才华深具信心：
「至于那些蠢货，只有让他们去说。他们的嚼舌绝不能使任何人不朽，也绝不能使阿波罗指定的人丧失其不朽。」
关于音乐，贝多芬的信念是：「没有一条规律不可为获致『更美』的效果计而破坏。」
《D小调第九号交响曲》中的〈欢乐颂〉堪称人类社会中的世界歌。1985年，它被定为欧洲共同体之歌；1989年拆除柏林围墙时，人们唱的是〈欢乐颂〉。回到1824年，《D大调弥撒曲》和《D小调第九号交响曲》在维也纳第一次演出。贝多芬完全没有听见全场的喝彩声，对于他来说，相伴左右的一直只有「孤独，完全的孤独。」即便他处在舞台上，那仍是孤零零的一人世界。直到一位女歌唱演员牵着他的手，把他面对群众时，他才惊觉全场已经起立，挥舞着帽子向他致敬，像电影中万头攒动的消音镜头。
「情况之热烈，几乎含有暴动的性质。当贝多芬出场时，受到群众五次鼓掌的欢迎。在此讲究礼节的国家，对皇族的出场，习惯也只用三次的鼓掌礼，因此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交响曲引起狂热的骚动，许多人哭起来。贝多芬在终场以后感动得晕去。」
反讽的是，《D大调弥撒曲》当时发售预约时，只有七个预约者，其中没有一个是音乐家。而这场盛况空前的音乐会，对贝多芬没有带来丝毫盈利，他依然贫病交迫。也许，就像贝多芬自己所言：「我的王国是在天空。」
1827年二月，他躺在病床上受着臭虫的骚扰，等待第四次的手术。也许是疾病的磨烤，贝多芬变得柔和了，也更加忍耐。等待手术期间，他安祥地说：「我耐着性子，想道：一切灾难都带来几分善。」同年三月，他在风雨交加中辞世。
罗曼．罗兰总结贝多芬的一生：
「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好似他用那句豪语来说明的可以总结他一生、可以成为一切英勇心灵的箴言：『用痛苦换来的欢乐。』」
这本书处处闪烁着一位勇者的光辉。阅读傅雷先生的文字更是让人缅怀前辈的风骨与逐渐逸失的深厚文字功底。我想以此书与读者互相勉励、互相打气，当人生走入阴暗幽谷，请别自弃，听听贝多芬的音乐，想想这位也曾行走于世的勇者树下的楷模。或许我们也会如罗曼．罗兰那样，因着贝多芬精神的鼓舞，和人生重新缔约，在人生旅途上再度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