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现代人权观念赋予每个人生而平等的权利，但每个人在出生的那一刻，在禀赋上就有着各式各样的差异。由于这些差异是一个社会所得不均的来源之一，也关系到家庭政策的拟定，因此引起许多经济学家的注意。
过去十几年来，研究个体实证经济学的学者们，利用大量的个体数据以及严格的变量控制，来探讨「人生而不平等」的原因。他们得到了许多有趣而且重要的发现。
「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无法区分
一般人的刻板印象是「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可以被区分开来。基因的因素被视为是「先天因素」，后天的手段无法改变基因；而其它环境与家庭因素则被视为是「后天因素」，可以透过人为的手段进行改善。传统经济学家将这两者分别称之为「nature」（天性）与「nurture」（养育）。但最近的研究逐渐发现，这两者不论在观念上还是技术上都很难清楚划分。
以身高为例，研究人类基因的学者发现大约四十个基因和人的身高有关。令人困惑的是，这四十个基因加总起来也只能解释身高遗传性的5%而已。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发现到，怀孕与婴儿时期的营养对于身高的影响甚至更大。
另外一个有趣的发现是，环境因素虽然几乎不会改变人的基因，却会改变所谓「表观基因组」（epigenome）。表观基因组的功能，类似一连串的「基因开关」，会启动或者关闭某些基因的功能。研究者透过实验发现，某些营养成分会让老鼠生育出瘦小而且毛色偏黄的后代；而缺乏这些养分会让同样的老鼠生育出肥胖并且有先天疾病的后代。
换句话说，基因与环境因素根本无法严格区分开来。这虽然让研究者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去探索决定跨代间流动性的原因，也让他们的工作增添更多的挑战。
怀胎期间无比重要
经济学家的另一个发现是，怀孕期间的环境因素对新生儿健康的影响比过去学界所认识到的程度来得严重。胎儿的健康对这些环境因素高度敏感。
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Janet Currie等研究者比较，同样一位妈妈在生一个小孩时每天抽十根烟，而生另一个小孩时完全不抽烟，前者生出体重过轻新生儿的机率会高出20%。
很多人认为低剂量的污染不会对胎儿的健康造成影响，但经济学家透过大量数据所发现的证据显示，污染的影响可能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来得严重。美国布朗大学的两位经济学者研究美国1980年代初的《干净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他们发现该法案明显减少新生儿的死亡率，以及体重过轻的新生儿比例。
美国在十年前左右开始设置高速公路电子收费系统，并逐渐将收费站拆除。从此以后车辆不再需要停车缴费后大量催油加速，使得废气排放瞬间飙高。Currie和Walker两位经济学教授估计收费站拆除对附近居民的影响，结果显示附近新生儿体重过低的比例降低了2.25个百分点。
新生儿健康问题不会在长大后消失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虽然新生儿有健康上的差异，这样的差异会不会随着孩子长大的过程中逐渐减少，甚至完全消失？也就是说，这些差异的影响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
为了估计这个长期的效果，多位经济学家利用兄弟间（或者姊妹间）的比较，甚至是利用同卵双胞胎来进行互相比较，以期控制家庭环境因素的影响。
经济学家们最近十年来的研究普遍发现，就体重较轻的新生儿而言，其成年后的所得、教育程度以及健康状态都比较差。所以，出生体重的差异，并不会随着年龄增长就被其它的因素所消弭。
哥伦比亚大学的Douglas Almond教授与其它两位经济学家针对苏联车诺比尔事件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这个史上最严重的核灾发生后，大量辐射尘飘到瑞典，造成瑞典部分地区的辐射量增加，虽然还属于低剂量的程度。尽管如此，三位研究者发现受到辐射影响的胎儿往后念高中的比例下降了3%，而数学成绩下降了6%。
中国1956至1961年发生的大饥荒也成为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Almond教授的研究团队特别针对饥荒发生时的怀孕妇女进行研究，发现她们生下的男孩（女孩）成为文盲的比例比其它人高6%（3%），工作的比例则低了3%（6%）。
最后，新生儿健康问题还会遗传
一些经济学家发现，新生儿的健康问题不但对于孩子有长期的影响，而且这个影响长到这个孩子的下一代。
Currie教授在另外一篇论文中利用美国加州的资料进行研究，她发现出生体重过轻的女孩，长大后生育出的下一代体重过轻的比例较高，而且这个影响比低所得的影响来要强烈。
Almond教授在另外一篇研究中比较了美国《民权法案》（Civil Rights）生效前后出生的小孩，发现该法案提高了非裔小孩的初生健康状态，但对于白人小孩没有影响。同时，这些受到影响的非裔女孩长大以后生的下一代，其初生健康状况也比《民权法案》实施前出生的非裔女性（未受影响者）其后所生的小孩来得健康。
对台湾的启示
在台湾公共议题的讨论中，教育一向是大众关注的议题。不过，关注的焦点集中在高等教育的公平性，以及十二年国教如何设计等等。关心「机会均等」或者「教育公平性」等议题的人们将重点放在中学以及大学以上的教育制度上。
然而，近年经济学的研究指出，一个社会的所得不均程度，或最终教育程度的差距，更大程度是决定在五岁以前的学习，以及胎儿时期的环境因素。而且，五岁前教育的缺失，无法在后来的学校教育中补足。笔者将在下期撰文介绍这方面的研究发现。
因此，台湾的研究者若能利用台湾的资料进行估计，将会对公共政策的设计提供重要的参考。毕竟，教育的资源有限，禁不起我们对这些重点的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