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某个周日的早上我天人交战，已经报名「公民宪政会议的愿景与挑战」，但是想到周日还要一大早赶车、接驳赶到台大，再穿过无聊且艳阳毒照的椰林「大道」(椰子树已经被怀疑「不是树」，尤其是它的无庇荫能力和抓地力超差，它一直构成我不喜欢台大校园的原因之一)，实在就很失去动力。每次都是一时冲动报名，通常以天人交战为过程，最后都是人的因素让我出席，而不是好学。想到这个会议有限制人数，我占掉一个名额，没去有点说不过去。况且我对同学有个允诺。所以只好飞车赶到高铁站…..。当初会报名，是因为这个会议是太阳花出关之后的延续，而我们交大天光的同学希望持续地和这个运动的社会改造保持联系，我多少要来看看。
参加这个会议的大部分是法学和政治学者以及公民组织的朋友。 除了和民主平台的朋友以及台教会会长打招呼之外，我认识的人不多。我要这么说，实在是领域的差异，让我们平时很少真正跨学科，而我也强迫自己听了一天法律和政治术语。然而是什么动力让我愿意来一个不熟悉的场子倾听呢？
太阳花！但这样说并不清楚，而是太阳花牵动的想象和动力。换句话说，学术圈的某种力量把我们的大学日常圈限在一定的范围里，如果我们稍微省思，或许可以尝试找到生活惯性和动力的客观结构性因素，而这个结构又如何被我们内化成价值和习惯。
source: 不上大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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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里显然地是由「科系」决定了大部分的生活界线，同学们在该科系努力上着课，每堂课的报告和考试填满了日常的时间。而老师是这门课的始作俑者，他主导了上课的内容，何时交报告和考试以及份量。那么老师们被什么决定他的职业日常呢？我必须说，百分之80（欧，甚至90）由他的科系的学术动态和评价标准来决定。我们被一门科系训练之后，就纳入了这个学术社群。这个社群如何彰显它的权力呢？出版的书本、发表的期刊，同侪的眼光、申请的grant，在学生间的知名度或是远在西方求学地的老师辈的重视，构成了你的「地位」，林林总总一大箩筐。我们不仅在意这些（有些已经化做一堆数字），这些也成为我们生活中行为的主要动力。这个动力让我们熬夜赶论文、手上永远抓着一本书、算发表数、邀请讲者、 参加研讨会、并因此而决定自我的价值。而我必须说，这个社群垂直向的「权力感」要远远大于横向的「连结性」。「计算」而非社群情感主导了这个社群的「全球经营」？！
这个学术权力的制约性，恰恰就起因于学术社群的「全球化」。这个全球社群由于它的纵深过大，战线太长，联系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照数字和能见度操（想象一下战场上的联系方式）。再强调一遍：「数字」和「能见度」。而在地的效应，照Comaroff 对新自由主义的在地影响说法，呈现了「短路状态」：所有的生活面碰到这个产能问题，立刻要让步，让他斜刺穿越……..。这表现在我们恒久的焦虑：少看了一本书，跟不上最新的思潮，说不出hot issues。而这些焦虑有如计算机的驱动程序深植在我们的脑中和身体。我们每个人肩上背着一个地球的重量，背也越来越驼……。很显然地，这个驱动老师的全球性力道也一定影响了上课的方式和内容，当然也影响了同学，同学们跟着进入了这个的浩瀚而无边的学术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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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很难跨出我们的科系界线，因为：这个垂直制约的学术工房，耗尽我们毕生之力也难清理出一哩路的现实，使我们有如追不到日的夸父，眼睛只有垂直面的搜索和追寻，找不大到时间横向环顾周遭的日常联系。 这是一个垂直（不见得分工）驱动的场域，焦虑来自于全球性的压力或权力，想想我们阅读的材料永远是以全球作为尺度。我们对这样的氛围和驱动动力已经习以为常，连学生也被涵摄到这样的逻辑。
然而太阳花却短暂地打破了这样的惯性，虽然只是短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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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同学冲进了「立法院」，就表达了一个明显的寓意，这是一场攸关法律的战争。确实，这个运动起因于一个30秒的「蔑视正当法律程序」的举措。从那天起，每个参与运动的同学或同行，不管是不是法律系的，都必须开始研读相关法律，以及思索法律的意涵和意义。譬如「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名称实在冗长！）、民间版「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行政命令的法律位阶等等…..。相信很多同学、同仁都和我一般平常对法条的研读没有多大热忱，在运动期间也都因为法学专家的提醒，跟着读了不少「法」，尤其是服务贸易协议。而新战神和法律的紧密关系也都说明了这个法律战的时代意涵，包括起因和出关后的允诺：服务贸易协议的争议和预定召开的公民宪政会议。这几年的社会运动实在都是以「法律」为最直接的战场。我突然想起来欧巴马念完政治系后跑去念法研所的原因，就在于他理解到全球化时代的政治，有一大部分在处理跨国企业以及相应的法律战。（天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幽灵世界）
但是很显然的，参与这场运动的人不会都是法律人，各行各业各个科系的人都在3/30冲上了凯道。那一刻在凯道上的人们，不管什么背景一定都感受到相互之间一个秘密的联系，我们曾经在那一刻共同拥有一个秘密。不少人为文解释了太阳花的起因，但是我只提出一点，马政府和中国的「秘密协议」挑起了大家最敏感的神经：「台湾是不是要被出卖了？」如果说「台湾作为一个有主权有尊严能生活的所在」是太阳花关注的核心，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只是这样的核心关怀和焦虑，是以一种法律战的方式呈现。
那么对于我们这些非法律科系的师生来说，我们可以如何介入，或是以什么姿态介入变成我们这段时间，个人和团体间思索的问题。人类学界表现在番石榴人类学部落格在运动期间的几篇系列文章，于下半年人类学年会筹组论坛，和下学期抬青椒的联合开课计划。社会学界也举办了一系列的论坛、讲座，谈论这个2014年最灿烂的一朵花。这也是我为何硬撑着要在周日早起，赶一场不是我的专业的会议：运动过后，我们都在思考着如何以「台湾」作为「方法」或「思考的框架」，如何可以跨越学科的界线，尝试横向连结，构筑一个「更为适意的台湾」以回应那个我们心照不宣的秘密联系（需要对照中南海和马政府另一种心连心吗？ ）。譬如我们交大反服贸同学所组的「交大天光」社团目前正企图转型为常设组织，并且已经规划好读书会一系列要读的书，这个读书规划就是以台湾作为思考的框架，企图理解她的现况─如何镶嵌在全球的架构？以及寻找她的未来─她有什么能量可以翻转这样的局势？这当然是一场跨学科之旅，一个横向的情感驱动的疗愈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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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在运动最激烈的时段，以罢课，也就是把系所课业摆一边，以超出日常大学学习生活的异常来抗议国家的「异常」。我们师生也都现身立法院外的草根民主论坛代替课堂上课。这些大概最直接说明了太阳花阻断的是什么？一个过去以某种力量结构巩固的学科学习方法和日常。
如果说我们平常的「系所」分科是一个学术制度发展史上的某种分类，她成因于一种偶然，被市场效应所加强，为全球场域的垂直权力所巩固。太阳花的出现，不仅打破了全台湾惯习的日常──多少人在那一两个月把工作丢一边？也打破了这个被全球权力支持或支配的学科制度界线，让我们在过去两个多月来，以「台湾」为尺度，游走在界线之间，尝试做横向连结，以响应我们共同的想象──「小国小民、好国好民」。谁说太阳花只是对执政者的抗议和中断？难道不是将学术权力巩固的学科界线中断了一次，相信也对所有被权力箝制的界线和框架松绑了一次，只是我们现在还无法明确地描绘出她的影响力。
编按：「公民宪政会议的愿景与挑战」可于在线收看
（本文仅代表作者之意见与立场）
（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载自「番石榴人类学」，2014年6月9日，作者林秀幸为国立交通大学客家文化学院人文社会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