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昨天的破门新闻，第一时间是气愤难平，实在难以相信到了今天，还会发生这样的事。冷静下来之后，心中浮现出来的念头，却是要更加努力用功，增加自己的生存能力。因为再过不久，台湾或许就会变成一个你不想回去的、陌生的地方了。（但愿不会是不敢、或不能回去，那就太糟了。）
这么说绝对不是情绪性的说法，那是因为这件事情真的很糟糕。
事件发生后，马上就有人出来「澄清」，说破门的不是警察或国安人员，而是饭店人员。这种说词只是混淆视听而已。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再清楚不过，影片都已经在网络上。如果不是中国官员来访，一般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就像有人戏谑地说，当年吴育升当年去薇阁的时候，难道有登记两人的名字吗？如果这没有国安人员介入，而是由饭店方面所执行，那就更让人忧虑。因为这表示，面对威权体制造访，台湾的国家机器还不用出手，民间就已经自我审查、自我戒严了。
回顾历史，六年之前，陈云林来台，警方与民众也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当时只以为需要保持警觉，总还觉得政权转换不久，两岸关系也在调整中，若是台湾公民社会能维持她的能量，掌权者或许还会节制，而情况总不致于变得太糟。
但是我错了。
六年来的发展，加深了悲观。过去几个月，我们看到了一个麻木不仁的政府，对于民意充耳不闻。我们也看到了，警察在处理社会运动的过程中执法过当（无论是有意或是无意），却未曾对此做出任何检讨，媒体也不曾追究。曾经钻研自由主义的学者，成了政治人物后，更是摇身一变，彷佛全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
然后我们就走到了这一天。一个你安坐在饭店房间中，却会被人破门而入的日子。
未来还会变得多坏？我不敢说。这已经不是滑坡论证，而是情势恶化的速度，比任何想象中的滑坡都还要陡。
但如果台湾的人民，还是选择让两岸的政经权贵连手统治，奢望他们在把肉吃光后，能分一些骨头出来；还是宁可牺牲得来不易的民主与自由，换取虚幻的经济发展前景。那等于是肯认了人们对这些破坏人权的事情，都无所谓；等于肯认了他们这么做的正当性。那威权体制卷土重来，并不是不可能。或许，它其实并没有离我们真的很远──想想台北市中心的中正纪念堂，那尊巨大的人像，和矗立在北韩的金正日塑像，差别有很大吗？
（而我说虚幻的经济发展，是因为2013年的台湾薪资成长，位居亚洲最后一名，比平均薪资更高的新加坡、南韩、香港，都还要低。这证明了目前一路以来的经济政策早就需要检讨。）
出自https://www.facebook.com/nikkeiasianreview
那不是一个我想要的状况，可能也是许多人不想看见的结局。如果真的发生了，我自认还有能力选择离去，但有多少人想走而走不开的呢？
我曾经花了一些时间，阅读韩国当年被日本并吞的过程，先是资本进来，接着掌握媒体，最后掌握政权。韩国人哭天喊地再大声，也不会有人听到，听到了也不在意。我不认为历史会一模一样的重演，也不希望它重演──预测未来不是我写作该文的初衷。但我对台湾的未来的确感到悲观，用英文来说，未来像是一场uphill battle，我们位居劣势，时间彷佛不站在我们这一边。而看的越多国际间对台湾情势的讨论，只会感觉越来越没有希望而已。
只是，我虽然悲观，却还没有绝望。
我在东亚系读书，刚开始要说自己研究台湾，总觉得不知道如何解释。比起中国、日本这些传统大国，或是经济实力快速崛起的南韩，又或是西藏、蒙古等拥有独特文化的地方，台湾到底有什么好研究的？我常常想着这个问题。
随着这几年的思考、阅读，我的心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些答案。我会说，因为台湾的身世的确很复杂、很特别、也很迷人。
如果碰到一个纽约人，我会对他说：十七世纪的时候，来到北美洲的有一群荷兰人，他们用西印度公司之名，从原住民手中，获取了一座名叫曼哈顿的岛屿，并在此地建立起了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后来这块土地转手给了英国人，新阿姆斯特丹也就变成了新约克，就是今天的纽约（New York）。而你知道吗，同一时间，有另外一群荷兰人，用东印度公司的名义，航向了世界的另外一端，他们除了把今天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当成据点，把日本长崎当成航线的终点，他们还曾经到过一座岛屿，叫做台湾。在大航海的时代，这些地方全都连在一起。
新阿姆斯特丹 http://en.wikipedia.org/wiki/New_Amsterdam#mediaviewer/File:GezichtOpNieuwAmsterdam.jpg
如果碰到一个韩国人（南韩），我会对他说，这两个地方有何类似的身世：都曾经被日本殖民；在二次大战后，都经历国家分裂的状态，然后又都变成了冷战局势中美国的旗子；我们都经历长时间的威权体制，又何其巧合地在八零年代末期，开始同步迈向民主化。
如果碰到一个爱尔兰人，我会对他说，台湾和爱尔兰一样，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追求自由与独立。1907年，台湾的知识分子林献堂在日本见到他的偶像梁启超，他向梁求救，希望中国协助台湾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中解脱出来，梁坦白地说，中国自己问题已经应接不暇，台湾人只能自立自强，自求多福，但当时，梁启超就曾经建议林献堂好好认识爱尔兰的历史，看他们是如何与大英帝国周旋，追求自治。
如果碰到一个南非人，我会对他说，南非有一个在20世纪支持种族隔离、把曼德拉关进监狱的政权，有一个残酷的独裁总统，叫做波塔。而他所属的政党，真巧，也叫做「国民党（National Party）」。波塔还曾经造访台湾，并被当时的台湾媒体誉为自由民主的伙伴。
如果碰到一个乌克兰人，我会说，我们都面临着身旁一个扩张的强权，他们都有很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但国家内部都有严重的人权问题。如果碰到太平洋岛国的人，我会说，我们也是岛民，尽管今天这座岛上的人，对于海洋有些陌生。如果碰到一个巴拿马人，我会说台湾跟巴拿马的邦交关系，居然可以上溯到清朝末年。如果碰到了香港人、澳门人，那更有无数可以分享的话题了。
当我们把台湾放进世界历史的视野之中，我看见的不是一座孤立的岛屿，而是无数的共鸣与连结。──这是我一直想书写的课题，一个以台湾为起点的世界史。
当有些人总是明示暗示，台湾这么小，中国这么大，当然应该要选择大的。我们回答，你们还没看见外头有一个更广袤的世界，而我们可以选择做一个世界公民。如何让更多台湾人看见那个世界，又如何将台湾独特的历史经验，贡献给人类的整体智慧。关于这些，我们还有太多事情可做、要做，可还不是绝望的时候。
如果历史听起来太遥远，那让我们谈谈现实吧。
这阵子老是有人要我们「认清现实」，他们言之凿凿，意思不外乎是要说，台湾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没有其它选择。
可是他们错了。
读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的发展并没有绝对的方向。所谓的历史，其实是许许多多的瞬间所累积而成的。而每一个瞬间，都可能把历史带往截然不同的结局。有人说历史像风，风向的改变永远让人捉摸不定。
三十年前，恐怕没有人能想象有一天台湾人可以高声批评总统，可以直呼总统名讳，还可以对总统丢鞋──或许连曾经反对过总统全民直选的总统本人都想不到。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换句话说，从历史中我们学到的是，未来其实充满无限可能，没有人能够预测，它可能很坏，也可能很好。所以我们不用绝望。
再说一下现实吧。现实就是，面对公理的问题，有人会转过头去，噤声不语，有人会选择伸张正义。 现实就是，面对威胁与利诱，有人选择卑躬屈膝，有人却能坚持下去。
问题只在于，在权力面前，你要站着还是跪着。
而我们看见越来越多人选择站着。从台湾、到澳门，到香港，还有许多其它地方。他们站着，不是为了别的，只是因为他们知道自由、民主和人权很重要。站着的人当然应该连手。有人说，站着的人多了，站着就不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许多中国的学者与知识分子，也都知道为了中国的未来，一个对人权有保障的宪政民主，一个透明开放受到切实监督的政府体制，一个开放的言论市场，一个对于少数有所保障的社会，才是值得追求的方向。每天在中国的微博上，论坛上，报章杂志上，有着无数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在那样一个广袤的国家，民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不是不可能的。
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中国顶尖的历史学者葛兆光先生，曾经讲过这么一件事。这几年来他不断从学术的角度批评中国内部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他甚至曾经在受访时表示：「不要轻易说某某地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可是有一回他去演讲，突然被台下观众问到，说你老是这么说，那我们到底可以认同什么？葛先生楞了一下，回答他说：认同制度。
认同制度，我想那指的是，一种重视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的制度，不会随意侵犯他人的制度，对人有所保障的制度。认同制度，而不是拥抱哪个虚幻的国族符号。然后我们会知道，两岸之间的问题，不是统一或不统一，而是要不要继续我们的民主和自由。
台湾还有选择自己未来的机会，也许这样的机会在流失，在变小，但它依然存在。当未来在我们手上，我们就有责任去想清楚，到底要让台湾走向何方。
（本文仅代表作者之意见与立场）
（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载自「HISTOPOLITAN」，2014年6月26日，作者涂丰恩为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文学程博士班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