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政府想促使金融机构多支持国内投资，有媒体社论说不是金融机构不支持，而是国内缺少可投资放款的好案子。全国工业总会一再指责国内缺水、缺电、缺工、缺地、缺人才等五缺问题；劳工则指责企业界缺少高薪工作机会；一般人常须担心商人缺德的问题；我也曾指出，各种生产要素中我们最缺的其实是企业家精神。政府埋怨国际景气不好及未能加入区域合作协议。而政党和政客也把许多问题推给前朝、蓝绿恶斗以及民粹。这些指责从指责者自己的角度或局部来看似乎都没错，但若大家相互指责都没错，那也就是说大家都错了，台湾甚么都缺都错，那台湾还有前途吗？
国家经济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
台湾如果继续由这些局部的角度来相互指责或拟定政策，那真的不太有前途。国家到底有缺甚么，要优先改甚么，通常要从整体而非个别或局部的角度来看，不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近年经济发展政策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缺乏正确而有共识的整体理念，而脚痛医脚的主张却非常大声，甚至成为政策的主轴。
国家经济像一台复杂的机器，各部分都直接、间接相连，一个零件出问题时，各个零件的运作都受牵连而不顺畅。而若只从个别零件的角度来看，通常就是和它直接相连的其它零件动不了或动不顺。就算是某个齿轮的轴歪了，从该齿轮的角度看也是相接的另一个齿轮的位置偏了。如果只因该齿轮的声音特别大，就拿铁锤要把另一个齿轮「敲正」，机器可能会坏得更严重。
要修好机器，我们最好要先看整台机器的设计，看它顺利运行时各零件该有的位置和状态，而把各零件修回正常的状态，不是只把某个零件调到让相接的零件满意的状态。拿不到原先设计图时，我们至少也要仔细看一下所有相关零件，看是否有断裂或松脱等等由客观的道理也可找出的问题，而不必急着依某个零件的位置就调整其它零件。
台湾经济因为长期以来对一些外在变化未能及时调适，而政策和人民的努力也有些不当之处，因此出问题的地方不少。透过经济体系的相互牵连，就会出现到处都有问题，别人都不对的这种可以相互指责和推责任的现象。每件没做好的事，当事人几乎都可以找到别人或制度政策未能配合好的现象，而不必检讨自己的责任。这种推卸责任的说法只要够漂亮，社会其它人也可能群起指责这些直接相连的因素或齿轮，而在这些直接相连因素之外真正出问题该负责任的因素也乐得逃避其责任。
国内人才问题，究竟是企业自己没竞争力、不愿付高薪，还是大学教育、大学数量等教育问题？恐怕没有明显答案。Thinkstock
台湾低薪问题该怪罪谁？
举例来说，企业界常说国内人才不足或不好、不合用，所以他们不愿高薪雇用员工，甚至不愿在国内投资。但员工这边也认为很多企业不长进，没有国际竞争力，只知剥削员工，所以不能也不愿付高薪雇用人才，以致国内工作机会不够。光要厘清这两个齿轮到底是那个出问题已很困难，而各齿轮背后还有更多原因。
人力之能力不足近年常被说是因为大学太多，但很多大学未能给学生好的教导，很多教授的学问或教学内容不当也是重要原因。这也被一些人认为是学费和教授薪水太低所造成。这原因还可以一路再追究下去，也可以由另一路说人才不够是因为僵化填鸭式的教育所造成，而其原因之一则是以前大学太少，现在优质的中学仍不够。当然也有人说问题还是在企业，因为很多人才到国外都可得到高很多的薪资，而企业不好也有很多原因和证据。
一个低薪的问题就可以有这么多和更多的因素可以怪罪，于是大家都可以找一样来推卸责任，政府好像也可以随便找一样因素来改革当作政绩，当然批评者也可以藉主张其它因素来说政策不当。例如最近行政院提出七大优惠要延揽国际人才，似乎就是偏向认为我们坏掉的是人才这个齿轮而非企业。假设本国人才和外国人才差不多一样好，给外籍人才的租税优惠就等于是对本国人才课较高的税，也就是鼓励企业多用外国人才，而本国人才则只能怪自己生错地方且不愿外流。但政府似乎不太可能故意亏待本国人才，所以政策背后的政府想法较可能是本国人才普遍不如外籍人才，所以才要以优惠来吸引外籍人才。但事实如何恐有许多争论的空间。
目前台湾金融业的齿轮似乎构不到创新产业，金融业的齿轮位置和大小即融资方式或该有所改变或创新。Thinkstock
台湾金融业未能支持国内投资？
前述某媒体为金融业未能支持国内投资开脱的说法也一样太简化，其中说：「目前创投业者不是募不到资金去投资，而是找不到好的投资标的」，「若是有好案，陷于资金过度充裕困境的银行业者，会捧着钞票来排队贷给优良企业」，甚至说：「笨蛋，问题不是出在没有资金，而是出在没有好案子」。
这些说法都是从现有金融业者的角度来看问题：我的齿轮一直想转，是你们的齿轮偏差了而没对上我的齿轮。但金融业的齿轮即使仍在转，就一定没有偏差吗？银行以前被批评为当铺时，也一样很努力做放款，有好的案子也就是有好抵押品的案子他们都很乐意帮忙。但现在大家都知道只开当铺或只用当铺那种齿轮无法让现代经济转动。
我们现在要思考的，乃是目前金融业的齿轮似乎构不到创新产业，因此金融业的齿轮位置和大小即融资方式是否该有所改变或创新，而不是用既有业者的齿轮位置或经营态度，而说那些创新产业的齿轮位置都对不到我的齿轮，所以都不是好案子。
前面机器的例子提到，当机器不只一个地方出问题时，我们就不能随便以某个齿轮为基准而调整别的齿轮来配合它。台湾经济很多地方都有故障，更不能随便以某一个产业或某一类人士为基准来订政策，特别是不能随便以声音最大的企业家或其它利益团体为基准。
机器坏了好几个地方时可找原来的设计图来修理，但国家经济不只没有一个公认的设计图可用，随着时间和外在环境的变化，适当的经济社会结构也一直改变，因此当社会经济很多地方同时出问题时，就更难有公认的修正方式。多数利益团体都会因以自己为基准来改变别人而得到较大的利益，所以大部分人都会大声指责别人。
国家社会要成功改革而继续发展，就须依照未来对国家社会较好的整体结构来调整，而不是照过去的结构甚至照个别利益集团的角度来调整。这乃是国家领导者的主要责任。
以前述金融业投资放款的问题为例，我国未来明显应该发展更多创新型的产业，因此我们就要看金融业这个齿轮现有的制度、产品、能力和心态，能否为这新形态的产业发展服务。如果不能，这齿轮就须调整，而不是像某报社论那样用旧齿轮的角度去指责没有好的投资案。
至于投资或企业的齿轮这边的投资案若也不合未来发展，例如有些企业人士仍只求压低成本甚至用缺德的方式生产，那我们也必须检讨如何改善企业和投资这些齿轮，包括扶植出新的企业家和产业。而这又可能需要金融业的支持，也就是可能要金融业的齿轮先在适当的位置转动，新企业和产业的齿轮才能动起来，而不是要新企业和产业先动起来，金融业齿轮才为了赚钱而凑上去。
政府和领导人的责任为何？
领导发展和改革的政府，必须要对国家经济这台大机器未来适当的架构有个明确的构想。政府或领导人首先要想清楚这台机器运作的目的是甚么。这当然主要应取决于民意，但也有一部分是领导人的智慧和远见。全民目的不一致时也须赖领导人的领导魅力和沟通能力来协调。而在既定目的之下要具体怎么做，依赖的则是客观的学理和事实。政府官员不能自以为是甚至傲慢一意孤行，而要虚心听大家的道理，才能找出正确的做法。有这样由民主和科学精神构成的国家发展蓝图，才能使国家不陷入无穷的相互指责和不断的政策摇摆之中。
这样的蓝图当然不可能像机器的设计图那样甚么都画清楚，而外在环境改变时其内容也该改变，因此我们无法有一个从此不再有争议或相互指责的详细蓝图。政府和领导人需要的是一个不太需改变的大架构，再加上一些权责或相互关系分割的相当明确，而其内容较能经常讨论改善的局部设计图。而出现争论或有问题要解决时，再依这蓝图和相关的事实及学理来研究讨论该调整哪些齿轮或该采取甚么政策。我们若没有这样整体构想且分工清楚的国家蓝图，也不愿或无能经常做客观的道理沟通，交相指责的情况就难避免，社会就会掉在这互推责任的陷阱中而难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