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谋先生10月底时评论政府以「创新、就业与分配」为主轴的政策。他说成长才是关键，因为成长可以解决就业和分配问题，而创新和分配是相互矛盾的，创新才是分配问题的罪魁祸首。
以张忠谋先生的重要性和重大贡献，他的评论当然引起很多响应，政府高层包括蔡总统都亲自出来解释。但很多响应都未深入问题的真相和对策，张先生的评论一阵子之后也将随风而逝，没能对政策和国家造成该有的正面贡献。这是台湾政府沟通能力和诚意不足，而舆论界则缺乏真正客观据理研析问题的风气所致。以张先生这次所提的问题而言，我自己也曾未尽沟通之责。
16年前张忠谋的论述
张忠谋先生不是第一次讲创新使分配恶化的问题。十六年前（2000年）我在经建会提出知识经济发展方案之后，张先生在总统府月会的演讲中即说知识经济会使分配恶化。当时我并没找他沟通，因为由他那时期的其它言论来看，他应是了解这个问题及其对策。
我当年推动知识经济时已把理由讲得很清楚，中国和其它低工资国家的兴起，使我们既有产业大量外移，国际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力量会把我国的工资拉低，我们若要维持较高的工资和所得，就必须要努力生产别人不会生产的东西，也就是要发展创新和知识经济。所以创新和知识经济是我们继续成长的必要做法。世界在进步，别人创新我们不创新，那结果即使分配不恶化也只是大家一起穷。
我们也可看到张先生并不反对创新，他这次也说：「创新是必要的，只是要忍受分配不均的事实。」
「扩大赢者圈」就可改善分配
张先生这次没说，但上次他已提到要加强社会安全网来面对分配可能恶化的问题。而在社会救济之外，他当年在经建会咨询委员会中，也引用欧盟的主张说要「扩大赢者圈」。这其实是这个问题的重点，可惜在此次的讨论中张先生、政府以及评论的人似都未提到这个重点。若由这重点来看，政府推动知识经济和创新就不是和分配相冲突或矛盾的政策。
就算政府不特别支持创新和知识经济，还是会有不少人为了成就感、为了改变世界，或是为了赚钱而从事创新，这些人成功赚了大钱，一样会使所得分配恶化。而外国人也一样会努力创新，外国政府也会鼓励创新，他们的创新把我们的生意抢走，也会使我们很多人变穷。所以创新和知识经济让分配恶化的作用一直会出现，不是政府不鼓励就自动消失。最近有人说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取代一半甚至90%的人力，我们若没有相关的技术和创新，所得水平和所得分配恐将严重恶化。
相对地，若我们积极改善创新和知识经济的环境，让更多人能成功藉知识来赚钱，所得水平和分配却可能改善。用简单而夸大数字的例子来看，若一百个人都没有创新和知识经济可用，所得水平都是1元，分配虽然平均，所得水平却很低，是所谓「均贫」。
而其中若有一人创新成功而所得成为101元，则整体平均所得水平提高，但所得分配却恶化，所得最高那1%的人占了50.5%的总所得。这似乎就是张忠谋先生所担心的状况。但我们若能让更多人有成功创新的机会，例如有10个人创新成功而其所得都成为101元，则不只全国总所得增加十倍，用多数所得分配指标来看，所得分配也比只有一个人创新成功时更平均。当然也有些人可能宁愿只有一个人比他有钱，而不喜欢数十个人比他有钱。而更多人能变有钱时，若加上一些适当政策，改善分配的效果还可以更大。
以张忠谋先生十六年前已主张的社会安全网来说，若对成功者多得到的所得课50%税来分给大众，在只有一个人成功时可课得50元而每人分到0.5元，在十个人成功时则可课得500元而每人分到5元，大众的所得水平和整体所得分配都可以得到更大的改善。
高所得者的增加必会提高他们的需求，而这新增的需求，若由未能创新成功者的生产来得到满足，则未能创新成功者之工作机会和所得也可以增加。创新成功的人愈多，带给其它人的需求和所得也愈多，蔡总统所说的内需产业或在地经济，就有愈多发展机会，而可使所得分配得到进一步改善。
创新成功或知识经济的产品因为较为独特，开发中国家自己不会生产，因此这些产品较不会陷入低价和低成本竞争，于是也较可能留在国内生产而支付较开发中国家高的薪资。所以这类产品愈多，未能创新成功的人民也可以分到愈多生产成功产品的就业机会及其利益。
财富分配恶化、分配不均，是相当重要的经济课题。Fotolia
创新也能促进阶层流动
此外，所得分配除了看当前的分配，至少同样重要的，还要看未来的分配变化。若穷人永远贫穷，社会很难公平安定。而创新和知识经济的环境愈好，穷人就愈可能由此成功，就有愈多希望。这种所得阶层的流动或希望分配的公平，可能比当前实际分配的平均更重要，而良好的知识经济和创新环境，就是要让更多人有机会发挥其能力、有机会得到希望。
现代的创新多半也不是一个人玩的游戏，其过程中常需大量其它人员和资金的支持。而这资金若来自广泛的大众、政府和公共资金，创新成功的利益也将由更多人分享，并降低其使分配恶化的作用。所以政府若能安排合宜的制度，让大众可分担创新的风险及分享成功的利润，不只创新可以更多，创新也更不会伤害分配。
上述种种效益显示，单独一个创新虽然可能使分配恶化，更多人能创新成功时却可以降低分配恶化的问题，甚至可能因适当的社会福利及资本市场而改善分配。这是重视分配的政府十六年前要推动知识经济，以及目前要改善创新环境的原因。十六年前的我及现在的政府，未能藉张忠谋先生谈话的机会而将推动知识经济和创新的道理向张忠谋先生及人民讲清楚，并听取进一步的意见，有点可惜。
政府应正视张忠谋意见
行政院对张忠谋先生的响应，照媒体的报导只是说「政府不用成长这两个字，是希望企业能留在台湾，做到创新、就业，这就是成长」，以及「当创新可以拿到更多，就可能造成分配不均，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就是政府要做的事」。这可能被认为只是在文字上下功夫求和谐的做法，不是在道理上做沟通而求改善的做法。相关人士似乎不知道我前面所讲的「扩大赢者圈」等等道理。
其实民进党应该也不是不讲成长，只是不执着于GDP的成长率。五年前民进党在「十年政纲」中说「经济成长重要但非唯一，国家要兼顾社会的公平和安定，以及人民生活的幸福作为根本的目的……扬弃以GDP成长为依归的旧思维」。经济成长是要追求人民真正所得和福利的成长，GDP的成长却不一定造成这真正的成长。例如马政府执政期间就曾出现GDP成长而人民所得却未成长的现象。而政府若以GDP成长为目标，更可能常为了保1、保2而造成不当的政策（请参阅陈博志，〈人民所得没有复苏〉，《经济日报》2011年8月29日社论；〈GDP可能和国民所得及福利差很远〉，《台湾经济研究月刊》，39卷第1期，2016年1月）。在张忠谋先生评论时，政府也应借机说明这种重视成长但不陷于GDP成长数字的观念。
至于张忠谋先生对政府忽略半导体业的质疑，政府说五大创新产业都和半导体相关。政府的响应虽然是正确但却仍不够。五大的发展多要利用半导体的基础，也可能扩大半导体的市场，但毕竟不是直接对半导体的政策。
我并不知道政府目前有甚么政策，十六年前我在扁政府的绿色硅岛发展蓝图中，虽然主张大力发展新产业，但也指出「新兴产业对经济成长的贡献初期可能不高，经济成长大部分仍需由目前我们已有且仍可能快速成长的产业支应，为维持我国既有主力产业的继续扩张，续保其成长动能，对技术水准已接近甚至超过先进国家的成长产业，政府应协助相关基础技术的研究，以求技术进一步创新，或至少避免因国外新技术的发展而使产业快速被淘汰……也不能忽略这些产业因外国租税及其它产业政策更为优惠，而面临失去竞争力或外移的威胁」。政府若不嫌这些话太老旧，或可以参考做为响应。或者政府也可学近年美国政府对发展产业新技术的积极投入，以及美国商务部长11月初对中国用大量政府资金培植半导体产业的抨击，做出对半导体产业界的响应。
「小英基金会」曾邀请各种立场的人去讲台湾经济发展新模式。有一次青年研习会中要我讲几句话，我只讲一句话说：「希望大家记得，就算是敌人的话也有一些值得参考的道理。」张忠谋先生对国家如此重要，和蔡总统友情甚好，林院长更曾在其手下的企业当董事和董事长。如果政策让张先生如此质疑，而政府乃至各界的响应仍那么制式或空泛，政府甚至国人的沟通能力或意愿恐怕有很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