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期）一到香港，我最有兴趣的是看香港的报纸。那时一份三角钱。由于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过介绍《明报》老板查良镛（金庸）的文章，因此一来就看《明报》，相当认同它的观点。那时下午四点钟以后会出现「拍拖报」（香港人把男女手牵手叫做「拍拖」，意即两份报纸迭在一起卖），两份才三角钱，所以我会再去买一些来看，这样就熟悉香港的各种报章内容立场，连黄色报章，例如《今夜报》也买，就是没有买过单纯马经的报纸，因为完全看不懂。
在香港看中国变局
当时只有《明报》有中国版，因此我每天看。大概两个星期后，就给它写稿。当时有「读者报导」的专栏，我们作为读者，可以投稿报导外界所不知道的中国的内部消息、奇闻轶事，但是不能评论，写评论的是那时身为副总编辑兼中国版主任的丁望。我写过多篇报导，每篇八百字左右，二十块钱稿费。但是我觉得我的擅长是评论，写报导有点像出卖情报。我不敢用真名，唯恐害到还留在上海的家人。
由于想知道外界对天安门事件（编注：发生于1976年的四五运动，又称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这里指的不是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是怎么报导的，我也注意有甚么政论杂志，因此买了《明报月刊》来看，还买过司马璐主编的《展望》。在尖沙咀的《南北极》杂志的书店「文艺书屋」，看到有一期刊有天安门事件中民众在烈士纪念碑为周恩来献花圈的彩照，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关照片，于是立即买下。后来在那里还买了几本介绍香港富豪的书籍，以增加我对香港社会、经济的了解。
刚到香港那年（1976年）的中秋节翌日，是香港的假期，与妈妈、表弟到铜锣湾印度尼西亚餐厅吃饭，表弟告诉我毛泽东逝世的消息。那天无线电视新闻主播刘家杰说全香港都在流泪，引发抗议。我也是非常不满，这个魔头终于死了，我都希望他早死，怎么会流泪？
毛泽东死后第二天，香港报摊就售卖毛泽东逝世特刊，图文并茂，尤其是江青当年在上海十里洋场当明星的照片。特辑里居然还有民众排队吊唁毛泽东的照片，报纸上还没有，他们怎么有了？仔细一看，原来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口排队吊唁周恩来的，而毛泽东的遗体是放在人民大会堂供民众吊唁的。可见香港出版商的拼劲与不择手段。
由于香港爱国人士对失去「伟大领袖」的盛大悼念活动，香港菊花全部售罄，结果由台湾空运来应急。台湾也顾不得「通匪」而为匪酋壮色。
开启评论作家之路
中国的变局更引发我写评论的冲动。于是，我写信给查良镛与《明报月刊》总编辑胡菊人，做了自我介绍，并且表示写评论的意愿。很快，我收到电话，约我见面。是《明月》编辑孙淡宁打来的，与我约在北角炮台山的一间酒楼见面。她见到我说，查良镛不在，胡菊人派她来见我。经过我的自我介绍后，她当场就叫我给《明月》写稿。当年十月号我就写了一篇。我在《明报》、《明月》用的笔名是「周怀」，有两层意思，当时我还崇敬周恩来，就像参与天安门事件似的；再就是姨夫家里就像我的家，也怀念他们。后来还用林念、周坦等笔名。
我称呼孙淡宁为「孙大姐」，她在《明报周刊》的笔名是「农妇」，是著名作家，为人非常热情。我因为交稿，拜访了在北角的《明报》，与明月的办公室，认识了胡菊人，还有当时是明报出版社经理的许国，许国就是后来写怪论非常著名的「哈公」，他在「解放」初期一头热情在广州「参干」，后来转到香港的长城电影公司，对老共非常了解，因此下笔非常「生鬼」。他是福建惠安人，但是运用粤语写怪论，真是令人叫绝。我与他很谈得来，常常在闲谈中就中国的新闻发出怪论而哈哈大笑。
10月7日，中国发生逮捕「四人帮」的政变，中国政局引发关注。在孙大姐帮助下，她介绍我认识《明报晚报》（财经报纸）总编辑潘粤生，我遂在该报章开辟我人生第一个专栏《中国问题随笔》，于10月23日开张，不定期，开始一星期有三、四篇，第一篇是〈张春桥的两个女儿〉、第二篇是〈江青众叛亲离 〉。
当时八百字左右一篇，稿费二十元，一个月几百块钱，对穷困的我不无小补。本来想用「念朱」的笔名，即怀念朱德，与周怀对应，但觉得怎么还摆不脱共产党，就改为「念珠」，让人以为我是珠江三角洲出来的。后来中国新闻热度下降，加上财经报章不大愿意触碰太多政治议题，频率就少到一星期一、两次，写到1980年年底。隔了一阵，在哈公协助下重新到《明晚》副刊开张，每天一小篇，由哈公帮我取专栏名「水滚茶靓」，笔名「水仙」，并画版头。哈公图章刻得很好，许多文化名人找他刻。可惜他早逝，我没有来得及请他给我刻一枚。
那时还没有传真机。交稿，可以邮局寄，但是要晚一天收到。我写的时事评论自然见报越快越好。所幸我后来住在北角与鲗鱼涌，《明报》在北角近鲗鱼涌，所以每次我走到报社放进信箱里，这也不会丢失。
因为不想被人知道我在写稿骂共产党，影响还留在中国的家人，所以我的稿费都由孙大姐代领，我利用上班午休时间到明报找她拿稿费。几年后稿费要报税，非得报上真姓名与身分证副本，那时家人也出来了，我就不再麻烦孙大姐了。
与海外华人菁英结缘
也是那个时候，金太太告诉我，她从中文大学金耀基教授的朋友那里，知道美国来了个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想接触新从中国出来的人士，了解中国的最新情况，问我愿不愿意去见。我因为急于想让全世界知道中国的黑幕，强迫中国改革，所以很愿意去见。他们就安排了我见他们，谈话地点就在他们所住的半岛酒店房间里。
他们是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Brooklyn College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的伦敦教授（Ivan D. London）与他的作家夫人。他们原先是研究苏联的学者，后来改为研究中国，已经多次来香港，以前接触的主要是红卫兵，例如《天雠──一个中国青年的自述》，后来出了英文版。
见面时，充当翻译的是陈先生，他是我在印度尼西亚巴中的学弟，但是以前不认识。他后来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工作，担任文字翻译。
他们了解的层面非常广泛，不但政治问题，还有许多社会问题，包括毒品。他们把一些在中国经常食用的药品也当作与毒品有关，例如苯巴比妥、非那根，把我吓了一跳，因为我也用过。
他们来过香港几次，每次都见我。因为谈话「浪费」了我的时间，所以谈一次给我五十元。这是我意想不到的。他们后来来的时候，会把他们发表过的学术论文，包括引用我提供的信息影印给我看。他们认为我对中国的了解与认识很有水平，劝我移民美国。他们说，香港是殖民地，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我在香港不合适。后来，他们还把他们的税务数据寄给我，可以充当我的移民保证人。但是因为我的家人还在中国，我对自己的英文毫无信心，所以没有办移民。没有几年伦敦教授心脏病突发去世，1997年我移民美国后，才再度见到伦敦夫人，她也在前几年去世了。但是我在上海的表弟到美国后，与伦敦夫人常有联系。
他们夫妇都是共和党的支持者，非常反共。后来，他们的朋友，康乃狄克大学历史系李大凌教授夫妇来香港，我们也有见面，移民纽约后也有来往。此外，与他们认识后来成为朋友的，还有徐世棠，台湾的外省人，英文非常出色，1984年我第一次来台湾，见到他了，他从宋楚瑜秘书那里要到了两张金马奖颁奖仪式的票给我。不幸，我到美国不久，他也去世了。还认识的一位就是后来在自由亚洲电台工作的梁冬，那时看过这批从中国偷渡来香港的「文艺青年」出版的《反修楼》。（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