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期的文章中，笔者提到印度的有线电视节目产生了提升农村女性的女权意识的效果。有读者看到文章后觉得纳闷，怎么经济学家竟然做起文化研究？是不是拚经济反正拚不动，还搞出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10年的欧债危机，挫折之余「转进」到文化领域寻求「精神文化的慰藉」的结果？
经济学家不懂拚经济其实不是新闻，但是他们研究文化议题已经很久了，不论是在理论的发展还是在实证研究上。笔者今天就介绍另一篇跟文化相关的经济学实证研究。
禁说德语政策在美国
从现在美国社会多元自由的样貌来看，很难想象美国在一个世纪前会做出如此违反多元文化精神的行为。
在20世纪初期，德国人是美国最大的移民族群。在1900年的时候，第一代跟第二代的德国移民加起来大约占了美国全部人口的10%。当时在德裔人口较多的小区，许多学校都教授德语，并且常用德语和英语进行双语授课。这样的双语学校当时不但很普遍，而且也受到官员与小区民众的欢迎。
但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1917年美国的参战改变了这样的光景。由于德国属于同盟国，和英美法为主的协约国属于敌对关系。大战让美国社会兴起了反德的浪潮：许多德裔移民被骚扰、攻击、甚至被当作间谍逮捕，还有人被强迫购买美国公债以表示对国家的忠诚。
德语当时也成为反德浪潮的目标之一。联邦政府要求所有的外语出版品都必须翻译成英语；在地方政府这方面，某些州限制在公共场所讲德语，而爱何华州则禁止使用德语讲电话。从1917到1923，陆陆续续有21州禁止在学校用外语上课或者教授外国语言，虽然这种禁令并非只针对德语，但禁止德语显然是相关政策的主要目的。
语言禁令的「反作用力」
史丹佛大学的Vasiliki Fouka教授在一篇2015年的论文中估计了这个禁止德语政策对于德裔美国人的影响。为了得到准确的估计，她在主要的样本中，比较在印第安纳与俄亥俄两州、密歇根与肯德基两州相邻边界附近居住的德裔移民。
前两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了语言禁令，所以生活在那两州的移民会受到禁令的影响，因此设定为实验组；后两州没有实施语言禁令，因此其德裔移民被设定为对照组。作者选择生活在这两组边界的德裔男性移民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边界附近的居民不论所得以及环境因素都很类似，因此估计结果比较不会因为这些因素而造成偏误。
作者发现三个有趣的研究结果：那些受到语言禁令影响的德裔移民比较不会跟其他种族的人通婚、在给小孩命名的时候也比较会选用传统德国的名字，并且在二次大战爆发的时候比较少自愿参加美国的军队。
这三个结果都显示语言禁令强化了德裔美国人对自己母国文化的认同，并降低了对美国的认同。这样的结果显然跟同化政策当初设定的目标相反，经济学将这样的效果称为政策的「意外效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文化同化政策的拉力与推力
语言禁令这种文化同化政策在近代人类的历史上并不少见。第一次大战时在美国的德语禁令是一个例子，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推行的皇民化运动，以及战后台湾在戒严时代推行的「国语教育」，是另外两个例子。
语言禁令一方面可以让全社会的语言统一，当局不外是希望能达到国家民族融和、强化国家认同的效果。可是在另一方面，少数族群在被孤立与压制的同时，可能会转向族群内部寻求慰藉，进而强化了少数族群的内部凝聚力与自我认同。在德裔美国移民的例子上，后者的影响显然大于前者。
台湾近代至少经历过两次大规模的文化同化运动。第一次是在日本时代1937年开始的皇民化运动，当局强力推行日语教育，废止汉文版的报纸、杂志，以及取消公学校的汉文课，鼓励讲日语同时禁止讲台语。第二次是战后国民政府推动的国语运动，尤其是「校内禁止说方言」政策，以及限制电视台与电台的台语播出时间等措施。
这两个政策应该对台湾民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否产生了族群融合的效果，或者如同美国禁说德语政策一样产生了族群隔阂的效果，不但是语言、文化、人类、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关心的问题，也是非常值得实证经济学家研究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