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某个夜市警方维持秩序的能力或意愿下降，而隔壁帮派经营的夜市则日渐繁盛，这夜市的商人难免有人想要改接受帮派的保护，甚至搬到帮派的夜市去。但想到在帮派的夜市可能要缴很高的保护费，也可能随时被帮派分子修理，又有点害怕，而期望警方能更关心一点。
夜市的摊商们当然也可以自己更努力，改进自己商品的质量和服务，并提高夜市整体的竞争力，以使大家有更高的获利能力，可以有更高的内聚团结能力，并得到警方更多的重视。这夜市可提供更完整的食物和服务项目，让消费者来这一区就可满足全部需要，不必依赖隔壁夜市分客人过来。这夜市也该发展独特有吸引力的食物，让更多消费者为了这些独特的东西而主动光顾和照顾这夜市。
而要完成这些努力，摊商们公平的参与规划乃是必要的过程。大家共同做主公平参与而非由一位老大支配，也是这夜市和帮派夜市竞争及区隔，并得到警方乃至隔壁其他摊商支持的重要力量。
以上比喻可以说明，台湾在面对国际正义力量减弱，孤立和威胁压力日增的环境时，也不必选择被支配和削弱。在经济上我们应该提高自主能力和关键性以避免受到经济孤立和制裁。我们要提升人民生活及产业竞争力以提高内聚力；我们也要以更合理有效的民主程序来做经济决策，以求集思广益和公平透明，并藉以得到更多国内的认同和国际的支持，甚至做为改变其他国和世界的示范力量。这样以民为主的经济政策，是台湾在国际困境中很值得主动努力的重要方向之一。
经济政策宜「提高经济自主性」
经济上的自主，并不是自给自足不与人合作，而是不必任人支配。过去数十年我们先是和先进国家厂商合作，虽然也赚到不少钱，但代工的方式使我们处于被支配而不易自主发展的地位。近三十年则有许多人以两岸是互补、新兴民族该大胆西进、三通和签ECFA可使台湾活起来等等说法，主张更密切和中国经济结合。结果台湾产业大量外移中国，造成台湾国内失业上升和薪资下降的后果。产业被红色生产链取代或支配，陆客来台相关产业先被一条龙剥削，再因中共胁迫蔡政府而失去中国原先恩赐的商机，并使大笔投资难以回收。西进结合中国，显然是比为先进国家代工更没有经济自主，而且更可能威胁政治自主的方式。
在现在的全球化时代，要提高经济自主性，必须要能生产别人不会生产的东西，也就是发展知识经济和新兴产业，而且少和有野心想控制我们甚至想独吞一切的国家合作（请参阅：陈博志，《台湾经济战略》，2004年，时报出版）。2000年我在经建会时即提出了知识经济方案，但我离开政府之后很多主张至今并未能实现。1992年我为民进党第一次全国民间经济会议所拟之总体政经战略，也已主张限制和减少对中国的投资，并加强对东南亚之投资合作。这也就是后来李登辉总统的戒急用忍和南向政策。但行政部门并未能落实这两政策的精神。
这两政策当时的背景是：台湾因为开发中国家的竞争及新台币大幅升值，大量产业不得不外移。若政府没有对策，大部分外移的产业将移到中国，而使它们的中游上游产业也渐被迫移到中国。戒急用忍和南向政策是要将部分厂商引导到东南亚，以降低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并使中上游产业因市场分散而较可能留在台湾发展，不必因为太依赖中国而不得不移往中国。
这两政策当时若能有效执行并得到相关先进国家的支持合作，今天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可能会较好，我们的产业外移不会这么严重，经济自主性可较高，中国的红色供应链也可能不会发展得这么大这么快。中国今天能威胁先进国家的经济，有一大部分是先进国家当时采取了错误的策略，误信中国会遵守国际贸易规范，并因某些无知或被收买之人士的鼓吹，而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后自然会采取民主并尊重人权所致。
▲前瞻计划屡遭国民党大闹最后强制通过，致使政策缺点没有被理性讨论。白川摄影
马政府因为一心要和中国结合，所以政策当然违背台湾的自主性。蔡政府已较重视培养本国经济的自主性，但为此所做的投入仍然太少。前瞻计划应加强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劳动生产力的投资，而暂缓一些较不急迫的建设（请参阅：陈博志：〈前瞻计划应依国家发展策略前瞻〉，《看》杂志，2017年6月）。而因为时代背景已不同，蔡政府的新南向政策已不能像以前的南向政策那样以引导企业南向投资为目的。不过新南向的政策方向或理念是甚么，是否有助台湾的自主性，至今仍不太清楚。
经济政策宜「提高人民内聚力」
马政府因为政策方向是对外开放及结合中国，因此并不太在意以提升人民生活和产业竞争力来提高台湾人民的内聚力。蔡政府似较重视这个目标而有长照和社会住宅等政策，但有些政策规划和推动的方式却可能反而伤害了人民的生活和内聚力。
例如一例一休的原始目的是为支持和保护劳工，但因规定不当，有很多劳工的实质收入下降且工作更不方便，人民得到的服务质量恶化，企业则成本上升且经营不便（请参阅：陈博志：〈一例一休的经济政策思考〉，《台湾经济研究月刊》，2017年6月）。若蔡政府坚持不愿修法，恐违反其原先照顾人民生活和产业竞争力的善意。
蔡政府另一个该改善的地方是要维护台湾人民的相互包容。台湾因为历史因素而发展出超高的包容（请参阅：陈博志，〈经济永续发展有赖文化创新与包容〉，东吴大学主办「文化的力量：传承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题演讲，2017年6月1日）。但蔡政府有多项政策却因规划不清楚、方向不正确，甚至有些人士故意操弄，而出现双方尖锐对立，甚至谩骂攻击的情况，撕裂了台湾人民包容的文化。
以年金改革为例，年金制度要改革的原因是：人民寿命延长，所以领退休的时间更长；市场利率下降，所以18%的优惠利率变成太高；以及长期对营利事业和消费者减税，使税收占GDP之比例大幅降低而付不出退休金等等因素。合理的改革应依道理因应这些因素来调整（请参阅：陈博志，〈年金改革之目的、观念与经济学理〉，《货币观测与信用评等》，2017年1月）。
但政府以所得替代率做为改革之理由和标准，有些名嘴和官员把反对改革方案的人甚至所有公务人员打成贪得无厌而不要脸的人，有些反对者也一味反对改革甚至攻击蔡总统本人，使这场改革全无据理讨论，沦为菜市场的讨价还价甚至谩骂。蔡政府和民进党也因而和部分军公教人员产生难以消弭的对立。
同婚的问题因为双方各自解释对方的主张，而政府未能及时提出可以调和的方案，因此在人民情感上产生的裂痕也很严重。由上两例子及蔡政府强行通过前瞻计划而国民党大闹立法院的做法来看，蔡政府这些政策好像是靠极端的反对意见来护航，因此得以逃避理性的讨论而顺利过关。但这做法却使政策的一些缺点未被改正，因而破坏的社会和谐与包容，以及因而丧失的内聚力，恐是台湾难以承担的成本。
经济政策宜「以民主方式做决策」
除了以实质政策来提高经济自主性和人民的内聚力之外，以民为主另一个重点是在程序上用民主的方式做决策。民主才能选出对人民和国家真正有利的政策。成功的民主可以使我们在国际上得到更多尊敬和支持，也可以有更大的力量改变其他国家的独裁思想。经济决策的民主更较容易吸引其他国家的效法，而产生渐进推动其民主化的作用。
台湾战后的民主化也可说是由经济决策的民主化开始。戒严时期第一个可以公开批评政府而不被抓去关的流行语叫做「中华民国万万税」。在人民不太能谈政治的时期，经济决策已可以相当公开在媒体评论。1982年蒋硕杰先生和王作荣先生关于货币政策的辩论不只占领媒体极大篇幅，甚至有至今未能再现的电视公开辩论。当时就有政治学者向我说很羡慕经济学家所享有的言论自由。后来蒋经国总统接受民主化的潮流，一部分也是因为十信事件及其后的许多讨论暴露了非民主决策的弊端。可惜的是现在经济决策民主的程度却停滞甚至倒退。
掌握权力的执政者不管多英明，也不管是民主或专制政府，在知识和问题都很复杂的现代，执政者都不可能是柏拉图所期望之道德和知识都是最顶尖的「哲王」（philosopher king），因此不可能一个人就为国家社会想出最好的政策。任何独揽大权的人或党派，最后多会被宦官、奸臣、宠妃面首以及利益团体所包围。很多人都会想利用「一带一路」（裙带和门路）去影响掌权者以得到对自己有利的政策。
▲年金改革沦为选边站的政治议题，撕裂台湾人民。白川摄影
独揽大权的人也可能因为被奉承和信息的隔绝，愈来愈觉得自己是哲王而听不进不合己意的主张。但聚在身边的人同构型愈来愈高，不管是华尔街帮、X大帮、X州帮，都可能因知识经验的近似而使其看法和政策偏颇（Raghuram G. Rajan，《金融断层线》，高宝国际有限公司，台北，2011）。
政府体制中最好有自我检视政策是否偏差的制度。古代中国中央政府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门下省的职责就是在圣旨政令发出之前检查其是否恰当，唐太宗时的名臣魏征就属门下省（请参阅：陈博志：〈梁国树、魏征、决策内控机制〉，《台湾经济研究月刊》，38卷12期，2015年12月）。
表面上应由多数民意决定政策的民主政治，在代议制度下也因政党中的派系政治使少数人可透过层层投票掌控更大的派系和政党，进而掌握国家的政策。所以有很多政策其实只是少数人的主张。人民必须有更多更广泛的公投权利，才可能制衡代议政治的偏差（请参阅：陈博志：〈孙文比较喜欢蔡英文〉，《看》杂志，44期2009年9月）。
民主政治
不能只靠英明的领导和革命的政党
但就算有更多公投，人民的意见也可能被一些力量扭曲，而使真正对人民有利的主张无法胜出。媒体常只愿报导符合其主张的意见，政府也常用收买学者和媒体、信息掌握以及政治宣传等方式，让人民得到不正确的信息，以使人民支持政府的政策。
1996年政府推动两税合一政策，宣称税收几乎不受伤害，但我认为每年税收损失可能达千亿元。当时我公开要求财政部公开其计算税收影响的方法，以使大家检视是否正确，但财政部根本不理，政策就在不会损失税收的想象下通过（请参阅：陈博志，〈税改的效益评估亟待改善〉，《看》杂志，141期，2014年3月）。十多年后如今财政部已承认税收损失已逾兆元，因而必须改掉两税合一政策。若非这项损失，政府包括年金改革在内很多事情都不必这么辛苦。执政者当以此为鉴。
政府也有很多政策可以让人民和地方政府因为私利而不得不支持，民意也因而被扭曲。买票式的肉桶政策大家都已知道不必多解释。号称有七成人民支持的年金改革，就像12个人一起吃酒席，而11个人投票决定由张三一个人买单一样，是多数人决定由少数人承担改革成本，根本不算真正的民主。
马政府推的自由经济示范区政策乃是一个错误的特权政策，但当时有国民党人士却以不赞成的地方就得不到这特权来威胁各地方政府不能反对。扩大公共建设的政策有很多建设成本由中央负担，其项目也由中央掌控，因此地方政府和民众为了分到较多利益也不得不表态支持。
这些使政府决策偏离国家利益、未能真正以民为主的情况，必须有公投和内部检验等更好的制度，也必须有更多更公开公正的讨论。民主政治要健全发展，不能只靠英明的领导和革命的政党，要有更好的媒体、政治制度、学术研究和评论以及维持正义的司法（请参阅：陈博志，〈自由社会的四大支柱〉，《看》杂志，139期，2013年12月）。台湾已有不少成果值得称赞，也仍有更多可以再努力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