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一件被捂了一个多月的事件被曝光，引发了中国今年以来第3波有关维稳正当性的讨论。这一案件的苦主是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副厅级官员）黄仕明的妻子陈玉莲，事件发生时间是6月23日，事由是这位官员妻子准备去湖北省委政法办为女儿的医疗事故上访，竟在自家时常出入的省委机关大院门前遭到6名警察暴力殴打再被关押至湖北省信访中心长达几个小时，至今仍在住院治疗。
由于这一案件的受害者身分特殊，中国的报导莫不以此大做文章，「维稳官员妻子遭遇维稳」，不是成为文章标题就是成为文章的核心内容。此事的内幕已有多种说法，当事人的丈夫黄仕明在上级组织的要求下保持沉默。中国民众对待此事的态度与以前有异，以前对官员及精英圈的人遇上倒霉之事总是大声喝采，这次围观者由此想到的却是暴政之下，无人能保安全。于是人们又开始讨论维稳的正当性。
代价高昂的「维稳」
中国的维稳话题从5月以来掀起了3波热潮。
第一波热潮由维稳费用高昂所引发。清华大学某课题组于今年5月发表一篇专门研究维稳的文章〈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这篇文章引用了一组数据：2009年，中国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即维稳费用）达人民币5,140亿元。据《2009年预算执行情况及今年预算草案报告》显示，公共安全财政支出在去年增加16%的基础上，今年将再增8.9%，增幅超过军费，实际金额亦与国防开支相差无几。
这一组数据引发了关于中国目前「天价维稳」的讨论。人们发现，维稳费用占GDP总量（335,353亿元）的1.53%，接近同年度军费开支5,321亿元。这数字的计算还是中国官方测算为准，若按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2009年中国国防预算约为官方公布数字的1.45倍。
内部维稳与国防两项费用相加超过中国的教育经费投入：2009年中国教育经费投入占GDP比例达16年最高，仅为GDP总量的3.48%。中国人很愤怒，利用有限的言论空间，质疑「天价维稳何时休」。有人发现，不少地方政府的维稳费用远远超过对社保等民众福利的投入。如广东惠州仅租用监视器材就花了至少3,664万，而社会保障中的就业补助、国企破产补助、养老医疗保险系统维护、社会救济等11个福利项目经费加起来才5,040万元。（《惠州市2009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0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上访者「由公安（警察）按敌对势力办」
清华课题组的报告指出，维稳进入目前这种「越维越不稳」的怪圈，与政府对社会矛盾与冲突的误判有关。这一判断完全是基于现实，因为征地、拆迁及环境权益受损而上访的人，几乎都被政府视为不安定因素甚至「敌对势力」。
从上世纪中期以来，房地产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中国因此多了8,000万失地农民，将近400多万拆迁户，这一数字如今还在不断扩大中。失地农民因此成了三无农民：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城市拆迁户们经历拆迁之后，往往由中产之家堕入破产行列，如果不服气要讨个说法，其结果是倾家荡产之外，还要蒙受牢狱之灾。不少失地、失房之人被迫走上看不到尽头的上访之路。北京政府将上访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责成下级官员管束本地民众，不许其上北京上访，因此各地政府为了「截访」（派人拦截上访者），花费不少人力物力，而访民则备受摧残，有的女访民还遭受强奸与性侮辱。
各地政府为甚么要如此对待这些访民？湖南长沙市开福区房产局一官员两本工作日记最近曝光，其中内容可帮助揭开这一黑幕。这两本日记广泛流传于长沙市被拆迁的上访者之中，一本的记录时间为2001年10月至12月，另一本是2003年9月至12月，一共200多篇工作日记，记录了开福区房产局在拆迁中的各项工作安排、当年的市、区领导的指示、以及如何应对上访等等。与拆迁有关的重大事件日记中均有记载。
据开福区被拆迁户证实，日记出自长沙市开福区房屋产权管理局前副局长曾新亮之手。日记中记载了政府如何开办拆迁培训业务，教干部们在拆迁中如何使用「五招三十六法」，对待上京上访人员，则由警察「按敌对势力办」，送押劳教。据不完全统计，长沙一地几年间被送去拘留劳教的拆迁户就达27位。
将上访人员当作敌对势力绝对不止湖南一地。综合所有讯息分析，本文开头所述武汉维稳官员妻子陈玉莲因其女儿几年前死于医疗事故也成为上访专业户。因其丈夫受到上级压力阻止她，6月23日她是趁反对其上访的丈夫外出开会时找政法委书记「谈谈」。估计该名书记不想见她，发下的话是「赶走门口的那位上访者」，手下人就将陈当「敌对势力」办了。
中国新社会定律：「穷人＝精神病患者」
清华大学课题组的报告尽管提到了政府对社会矛盾与冲突有误判，但如何误判，该报告并未详细讲述。紧接着出炉的一篇官方文章让人们看到了中共如何为自己制造「敌人」。
2010年5月30日，一向是政治动向风向标的《瞭望》新闻周刊发布一条惊人讯息：「研究显示我国精神病患超1亿，重症人数逾1,600万」（以下简称「研究」）。精神病患者多为「一贫如洗」的穷人。「研究」如是说：「由于治疗费用高昂，加之被病人几年甚至十几年和几十年的消耗，大多数家庭已一贫如洗，就连享受医保的病人家庭也无力承担入院门坎费和门诊自付部分，更别说大部分病人没有医保。」这等于宣布了如今中国的一条新社会定律，即「穷人＝精神病患者」。
这篇文章最惊人之处是将精神病患者的鉴定权交给中国的基层组织街道办、村委会与乡镇政府。这些机构没有专业鉴定资格完全不是问题，因为「研究」给出了鉴定标准：「根据多年案例分析，造成恶性事件的精神病患者主要是具有暴力倾向的青壮年，具有较强的暴力性和攻击性，作案手段残忍」，「这些精神病人所实施的社会危害行为，以侵犯人身、侵犯财产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三者为主，共占94.1%。」
至于这些青壮年看起来像正常人也不妨碍其被「收治」，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平常看起来和常人毫无二致，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健康。当其中一些人面临就业、婚姻、子女、养老等生存压力时，其无助和挫折都可能成为一触即发的『引信』，瞬间点燃『炸药包』」。这类「平常看起来和常人毫无二致」的精神病患者占比多少？「研究」给出的数据是至少超过五成。
将十分之一国民定为精神病患者，如此妙策，令当年首创此举的老大哥苏联自叹不如。因为勃列日涅夫时代也只是将政治异议者送进精神病院，没敢启动如此庞大的社会工程。据新华社报导，中国现在正在加紧改扩建精神病院，以便扩大收治能力。根据中国政府新定的标准，敢于反抗的穷人以及对政府不满者很有可能被当作精神病人收治。这篇文章引发了第二波关于维稳正当性的讨论。
我曾在〈中国政府「维稳」思维的逻辑盲点〉（http://www.danke4china.net/xssk/23.htm）一文中分析，中国的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就是政府权力对民众权利的肆意侵夺，所有被官方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拆迁、征地、司法难民等的存在，恰好是中国各级政府不断亲手制造的。中共也知道由于自身的寄生性与掠夺性，非加强国家的强管制能力不足以维持统治的稳定（即维持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这些年来才不断地采取各种措施封堵民怨，特务统治逐渐走上前台，政府行为逐渐黑社会化。
既然中国政府的「维稳」就是以消灭民间一切利益诉求为要务，怎么还可能指望这个政府能够成为矛盾的解决者与社会冲突的公正裁判者？只有让这个自利型政治集团从公共资源控制和管理中退位，停止掠夺民财与剥夺民众的生存权利，才是釜底抽薪之举。但与视权力为生命线的中共讨论这些，无异于与虎谋皮。
(作者为旅美中国经济专家与评论家，美国《商业周刊》1999年评为「亚洲之星」。其著作《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被推选为「3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