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成立于1989年六四民运、天安门事件之际。当年的5月21日，香港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人士发起「百万人爱国民主大游行」，支联会就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成立，可说是香港的民主先锋。
支联会的创会主席，是被喻为香港民主派元老及精神领袖的司徒华先生。司徒华于2011年1月2日离世后，李卓人接任当届支联会主席，2014年12月则由何俊仁律师接任至今。
何俊仁可谓香港民主与人权运动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四十年多年来，他致力于捍卫香港人权，更为中国政府能够结束一党专制，为中国人民能享有民主法治的普世价值而努力奋斗。
弃读医科投身法律
谈起投身香港政坛多年的缘由，何俊仁表示，其实并没有甚么具体事件让他决定走入政坛，反而因为从小就喜欢看历史有关的书籍，尤其对《三国演义》印象最深，「对那些侠义、忠肝义胆的人物充满敬佩，从小就有一种使命感、为弱者打抱不平。」
1969年何俊仁就读中学六年级的时候，在浸会大学讲课的历史学家许冠三先生创办了「私塾」性质的「自由大学」，「当时是抱着想了解历史的心情去听课，许先生讲的不止是历史，还包括了一些研究，特别是对共产党语言、思想的研究。列宁、毛泽东思想讲的矛盾论，其实并不是哲学，而是一种纯粹搞斗争的方法，后来的三反五反、阶级斗争，就是不断的斗下去。」
何俊仁在「自由大学」的数年间，不但扎实地了解了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历史背景，更奠定了他毕生追求客观知识、与对社会及生命关怀的热忱。
1971年，何俊仁决定放弃与兄长一样报考医科，转读哲学或社会学，却因表现出色意外获得香港大学法律系录取。当时香港大学学生会「一片红」，校园里不乏完全盲目对共产党支持，觉得共产党代表胜利、有面子，不批判、不思考的人，使经过「自由大学」教育熏陶后的何俊仁为之震惊。于是他成立了「自由派」，与校园「国粹派」及「社会派」抗衡，并展开政治辩论。当时何俊仁「以一敌众」，打破一直与新华社关系密切的「国粹派」垄断学生会的传统，在学生会选举中大胜，逐步开始了他一生为中国民主、自由、人权奋斗的议政之路。
从反殖民到反极权
何俊仁一向反对殖民地主义，认为这是一个不公义、不公平的做法，香港不能一直接受「不平等条约」。然而70年代是一个独特的时代，何俊仁描述：「那时香港迎来工业化，殖民地政府推行了公屋、开放大学平民化、免费医疗等政策，提升了人们往上流社会流动的机会。」
当时中国的情况则大相径庭，「那时候香港人生活开始改善，但是大陆还是很穷，我们经常拿东西回大陆给亲友，就算随意脱下一件外套给他，他们也会很开心，其实我们看了心里很难过。」何俊仁说：「在中国，毛泽东只手遮天，凌驾一切法律。当想到中国法律如何朝令夕改、公器私用，我不禁庆幸自己生于香港。」
何俊仁感慨道，70年代的香港就像是在「历史的缝隙下」，当全世界都陷入混乱时，香港人仍可以在这里喘息。他认为香港应该致力保护在文革中被击溃的中华传统文化，让这些文化能够在这里等待着，以后在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重生。
1982年，邓小平提出香港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方式回归，何俊仁是第一个走出来公开支持的香港人。「那些曾高调说『爱国』的左派其实怕得要死，很多这些嘴上说『爱国』的权贵其实都是看在统战获得的利益分上，他们比谁都清楚共产党，一听到回归就马上办移民去了。」何俊仁笑言。
「我那时候相信香港能以其专业知识、科技、资源等等来推进国家向前发展，也是一个打开中国视野的机会，是改变中国的机会。」爱国心切的何俊仁更率领由各领域专家组成的团队，赴中国义务教书，「包括银行管理、医院管理、机场管理等领域，因为那时候大陆实在太缺乏效率，做事没有规矩可依，也是为了他们能够走向真正开放作准备。」
然而，1989年发生了「六四事件」，看到赤手空拳的民众在无情的枪口前倒下，「那一刻一切都断了！」何俊仁痛心疾首道：「从那时开始，我和中共没有正式对话了，到现在亦然。」
「六四事件中确实学生在运动中的策略不足，是有不好的地方，但都不应该被屠杀。」何俊仁停顿良久，彷佛那一幕幕惨不忍睹的血腥画面仍历历在目，「我不知道六四会否平反，但我知道，不能让这段历史被遗忘，一定要追究责任。所以我决定立根香港，面向祖国，利用《基本法》和香港体制内的方法，守护这段历史，以及守住香港目前的环境。」
「但是你看香港是否真的得到民主？不是的，香港其实方方面面都在中共的控制之下，北京一天不结束一党专政，香港以及中国一天都不会得到真正的民主。」何俊仁道，这也是他于1989年成立支联会的理念：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并坚持每年举办六四烛光晚会，以铭记这段历史。
八九民运发生后，民主派在危机感下促成了香港民主同盟诞生，当时何俊仁担任副主席。1995年港同盟在立法局选举中大胜，取得过半的31席，后来演变成今天的民主党。回归后有新生政党加入立法会选举，虽然随着时间过去，曾经占多数的民主派在政治环境变化下，慢慢被建制派后来居上。
面对压力，何俊仁认为：「民主派政党虽然战术上分歧，但战略上要有所配合；虽然属于不同组织，但在运动目标上要一致；虽然有竞争，但是是同一股推动实现民主制度和维护社会核心价值的力量。」
何俊仁也从2003年开始关注中国维权运动，2006年成立维权律师关注组，「当我看到这批内地律师顶着这么大的压力走出来，我就觉得，他们是中国的希望！」何俊仁慨叹：「中国离真正的法治还很遥远，这些维权律师敢于向一个不讲法治的社会挑战，真是……你应该知道高智晟律师，他受尽酷刑折磨仍然不屈不饶，实在令人敬佩，因为他知道中国需要突破，他要用自己的牺牲来唤醒其他人。」
▲何俊仁持续关注中国维权运动。图为何俊仁2015年4月17日声援被关压七年的中国记者高瑜。Getty Images
守住香港 改变中国
「中国大陆一天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法治，香港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民主、自由、法治。」何俊仁说。
他认为，香港面对的最大问题，其实是有一群既得利益者，包括中联办和一些权贵，由中联办带头虚报军情，在香港搞矛盾、搞斗争。而权贵、政府就像墙头草，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破坏香港法治、自治。「目前情况是严峻的，民主派的律师也在竭尽所能维护各团体的利益，为他们发声。这是一场时间竞赛，看究竟香港先退化还是中国那个极权先倒下。」
过去几年香港社会矛盾直逼临界点，爆发多次大型群众示威运动，也有激进思潮涌现，对此，何俊仁则有另一番独到见解：「其实中共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了，它完全可以一下收回香港，但它没有这么做，是因为其实中共需要香港的存在，一来香港民间社会的坚定，它是知道的；二来香港的金融、法治制度十分重要，是人民币走向世界的通道，是人民币竞争力的催化剂。你看中共多少官员在香港投资、在香港安顿家人？而且，香港有很多他们的眼中钉、斗争的对象，他们不会轻易就完全收回香港。」
「其实中共现在是很没自信的，处处都在提防『政变』，甚至要提防金融『政变』，还发生『公安救市』这种事，」何俊仁笑言，「这个政权正如它自己所讲，『已经在风口浪尖』上了。」
何俊仁严肃道：「但我认为，香港前景的确是幽暗的。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守住香港，然后在香港促进中国民众思维上的改变，包括理性思考、以及远大的目光。这些在香港人身上已经体现成熟了。」
「过去几年香港发生的民主运动群众性很强，比较激进，现在政府秋后算账，很多人坐牢，付出很大代价，我也在处理这些诉讼，帮他们打官司。」何俊仁表示，很多年轻人已经开始反思，究竟群众运动是否适合香港，「你选择用武力对抗，中共有的是武力；你用群众对抗，中共也用群众、用黑帮，这方面它比你更『专业』。」
何俊仁表示，大规模运动或许不适合现在的香港，如果时机成熟的话，他也毫不犹豫会参与，「但目前情况而言，香港人不能冲动，民主派一直遵循理性、和平、非暴力原则，因为我们知道，要用激进暴力与极权抗衡必定会失败。」他认为应该用道理、用文明方式使人心靠拢。
「虽然香港可见的前景幽暗，但中共虽然表面繁华，其实也在高度恐惧下，它就是一个封建极权的共生体，它的所谓『民望』都是脆弱的，我认为中共也不会长久了。但我们的能力也有限，可以做的，也只有为以后中国真正走向民主国家做各种准备，记载真实历史，用香港人这么多年的经验给他们做参考，以及坚持到底、守住香港。」何俊仁坚定地说。
忧国忧民之情在何俊仁身上表露无遗，正如他的著作《谦卑的奋斗》一样，因为谦卑，所以怜悯弱者、心存宽容、意志坚忍；因为谦卑，所以为公义奋斗、为弱者发声、向霸权挑战。四十余年岁月中，香港制衡中共的社会力量，都可看见何俊仁奋斗的身影；年轻的民主派议员眼神中，也都流露着同样的坚毅。正如何俊仁所说，在这场香港与中共的时间竞赛中，他们不会退缩，定会坚持到底。
今年初，何俊仁在偶然机会下决定以磁力共振检查身体，意外发现肺部有癌化组织。所幸手术顺利切除组织且无须化疗电疗。采访当日，何俊仁虽偶有咳嗽，说话铿锵有力，精神奕奕。在此祝愿何俊仁早日完全康复！
何俊仁小档案
现职：
香港支联会主席
学历：
香港大学法律学学士
香港大学法学专业证书
经历：
香港屯门区议员
香港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副主席
香港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主席
香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
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前主席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
香港民主党主席
香港廉政公署事宜投诉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