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期）我太太的心脏开了刀，身体状况暂时稳定。我在港大工作，研究中国的改革议题，与我写的政治评论也是一致的，不至于一心两用。
我在《信报》有了专栏以后，其他报章也找我写专栏，有的是每天一篇的小方块，有的是一个星期一篇较长的评论。在当时香港民办的报章中，只有《成报》我没有写过。当时中国处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大变革时期，香港也处在中国准备收回的大变化时期，大量题材可供观察评论。反正我是来者不拒，不眠不休，资本主义与客观环境给我充足的活力。也只有多赚些钱，才能苦尽甘来。
多个笔名 不同文风
政论杂志中，左派的有《镜报》月刊与《广角镜》月刊，我都没有写。最早找我写的是同一个老板的《争鸣》与《动向》，我的主要笔名是艾克思，不但有「Ｘ」光透视中国之意，也是以马克思「近亲」的身分来透视。这两份杂志我写的评论很多，有时一期有三篇，包括用「杨格斯」、「屠力」的笔名。《争鸣》走尖锐批判的路线，所以我的文风也比较尖锐。《七十年代》大概是1984年找我写的，笔名是「林卫」，与「凌锋」有前锋与后卫之别，文风比较稳健。《七十年代》后来改名《九十年代》后我继续写，写到九七后结业为止。
1987年1月，《解放》创刊，主要由哈公投资，还有金钟（冉懋华）与老牌的政治评论家许行。哈公以怪论闻名，许多是正话反说，因此取了《解放》之名来反讽九七。因此我的文章也多反讽形式，甚至撒点盐花；除了用凌锋笔名，有时也用「李三纲」的笔名，与「张五常」对应。不幸哈公几个月后因为肝硬化病逝，杂志由总编辑金钟主持。
台湾方面对「解放」很不理解，以为是亲共刊物，为了考虑台湾的销路，遂改名为《开放》。哈公的女儿一度对股权的转移有些意见，但是我知道杂志一直亏本，无法协助她。《开放》纸版本也维持到2014年年底结束。
《前哨》杂志则是在六四后香港新华社社长周南痛斥香港是反共「前哨阵地」而取名，老板是刘达文，移民美国前我也常撰稿。这些杂志虽然反共理念基本一致，但是难免还有业务上的竞争，还有一些人事上分分合合的恩怨，我都抱着「中立」态度。
那时反共的文化人，面对九七的压力，也寻找应对之法。这些玩世不恭的文化人想到九七后，中国作家协会必然会在香港成立分会，我们便抢先成立一个「香港作家协会」，堵住他们的路。核心人物是倪匡、胡菊人、哈公等。张文达出任秘书长，我是副秘书长，李默等人是理事。
这些文人忙着自己的事情，根本理不了会务，因此聘请的总干事有点滥用职权。如何处理此人分为两派导致分裂。也由于缺乏经费，后来被在《文汇报》写专栏的亲共商人控制，我们也都退出。与演艺界熟悉的李默带头成立香港文联（也堵住中国文联的路），成员扩大到文化艺术界人士，我也参与。不过搞团体很复杂，要面对许多人事纠纷不如「单干」自由自在，从此我敬而远之。
贵人相助 购得良宅
在忙着工作之外，也得考虑「安居」的问题了。当时股市、楼价都复苏，我征求新华学校学弟吴协建的意见。他是妈妈的学生，1960年代初就从中国出来，在香港成功经商，除了从事电影业（据说是周润发的最早老板），对地产、股票投资也很有心得。他也认为是入市（台湾叫做「进场」）的时候。但是我没有买过房子，不懂怎样的手续，也怕被骗。还好当时经朋友的介绍，认识在铜锣湾一带做地产中介的萧建国，他是侨生年轻的一代，给我详细解释手续，让我放心，连律师与贷款银行他都帮我找好。
因为我在《信报》的专栏，东亚银行湾仔分行管房贷的吕姓负责人还给我优惠的利率，不管利息加减，我每个月固定还4,000元，只是缩短或延长还款期限，因此即使加息，也不会增加我的负担。这些让我非常感激那位吕先生。但我不会做人，没有去向他致谢。50万的房价我付两成首期，余款20年还清。另外一笔费用是几万元的简单装修费。我还特别做了占客厅整整一面墙的大书架，装我那些书籍与杂志。付完这些费用，我的股票还不必卖清，还留下两千股的新世界发展。
大楼是在当时全香港最热闹的百德新街与纪利佐治街口的珠城大厦，我第一个专栏的「念珠」终于念到了，这是天意耶？楼龄虽然二十多年，还算不错。房子在中层，建筑面积700呎（约19坪多），实用面积有500多呎（约14坪多）。客厅、饭厅呈方形，打蜡地板维持的很好，客厅、房间，厨房都有对街的窗口。房间有两个，小房间给两个孩子住，装修时中间隔了一层两个并排而背向的书桌与书架，女孩住里间，男孩住外间。
大楼两个门，一个对着大丸，一个对着松坂屋，都是日本著名的百货公司，再过去一点则是崇光与三越两大日本百货公司，可惜到了1998年金融风暴后，只剩崇光一家。交通也非常方便，到地铁站一分钟走到，还有电车、巴士（公交车），大丸当时是小巴与专线小巴的起点站，我搭专线小巴直达港大校门口。
大厦下面是商铺，英国的马莎百货曾经在那里开业，下面还有很大的一间惠康超市，挂八号风球（香港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之一）也可以不必冒险出门就解决吃的问题，另外还有酒楼，但是经营得都不是很好，常常易主。倒是二楼当时还有邵氏院线的两家戏院，翡翠上映港片，明珠上映西片。后来流行迷你戏院，就全部改为商场了。
香港电影在正式上映前一个星期有所谓「午夜场」，是9点钟那场散场后才上映，大约11点多，看到1点多。午夜场的观众三教九流，对电影好坏的反应形诸于色，或高声喊叫，或粗口连篇，因此是电影「上画」时间长短的试探。1980年代初期台湾反共影片《皇天后土》就是在翡翠演午夜场，当时我出于敏感的政治触觉，第一次去看午夜场，果然后来被港英政府禁止上映，因为怕得罪中共。但是我对这部电影印象不好，它是描述文革的电影，但是场景、动作我们过来人一看就不像。其中有一个是影射郭沫若，一听那个四川乡音与科学院身分就知道了。
1986年12月房子买卖交易成功，第二年1月入住，随之过春节，这个春节自然非常兴奋。算算到香港10年，从无到有，买了我一生中的第一间房子，也算是「成功人士」。不久房价一直在涨，我很快成为「百万富翁」，虽然还要每月还4,000元的房贷，上下班还靠公共交通。无论怎样，未来不必为房东的加租或逼迁而烦恼，可以安安定定住上多年，因为搬一次家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中国给香港的口号是「安定繁荣」，我只追求「安定」，这已经让我满足了。（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