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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期)1987年10月1日,恒生指数创下接近四千点的历史新高,次日,成交金额也创历史新高。
美股黑色星期一 练就处变不惊
不过好景不常。10月中旬,美国股市暴跌,也影响了香港,10月20日,联交所在取得财政司与金融司同意后,以让投资者冷静为名,宣布停市四天,由于破坏了利伯维尔场的原则而受到舆论抨击,26日复市时恒生指数一天暴跌一千多点,幅度约三分之一。
那天我在场观看,脸色发白,因为我有两间公司的户头,都做孖展(融资),其中一间没有找我补钱而自行给我斩仓(断头),我被卖光所有还欠一万多元,所以我拒绝补钱,他们虽然给我发律师信,我没有理睬,最后因为款项实在太少,所以没有提告;我也没有因为没有通知我斩仓而告公司,因为款项还抵不上律师费。
这次我损失十几万,一度向张教授与一位好友各借了一万多块钱补仓。但是我没有退缩,在薪资、稿费拿到以后还了欠款再逐步入市,很快恢复元气。港英政府后来用别的理由将联交所主席李富兆判刑,官员却没事,有失公道。
这次没有动到我的房子,保住了底子,也给我教训,以后更加量力而行,虽然后来在美国也还有重大挫折,但是已经练就一身处变不惊的功夫了。
离开《信报》 改写《经济日报》
1988年3月1日,香港再创办一家财经报章《经济日报》(这以前查良镛的秘书黄扬烈创办过《财经日报》,漫画家黄玉郎也创办过《金融日报》,但都维持不长,后者更是只有几个月时间),董事会主席冯绍波,总经理麦华章,都是香港大学毕业的。创办前的1月,他们约张教授与我吃饭,张教授答应停掉《信报》多年的《论衡》专栏,转到《经济日报》写专栏,他的理由,其一他们都是港大毕业的,他身为老师,要支持他们;其二,《信报》的稿费一篇600元,《经济日报》则是2,000元。但我没有答应,因为我觉得《信报》对我有恩。
但是1月底,《信报》经理赵士英给我电话,说副刊3月1日改版,停掉我的专栏。我吓了一大跳,以为大概他们知道《经济日报》请我吃饭的事情,但是我没有答应呀。然而这种事情我不方便问,也不会有答案。但是一般停专栏是3天前通知,《信报》一个月前通知,让我有准备,另找出路,也算有情有义。所以2月29日的最后一天,我写了「告别辞」说:
「感谢《信报》给我机会在这个专栏里得以指点江山,并能一吐胸中块垒,而且从来不干预我的言论,使我能将看到、听到、想到的,一股脑儿写出来,希望读者能够分担我的喜怒哀乐;但客观效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感谢这段时间内一些读者来信对我的鼓励、鞭策,甚至关心我的健康和信仰;也感谢一些读者对我的批评、指教。至于那些攻击和恐吓,也是心中坦然,因为这也是预料到的。
有人以为我过去在中国一定吃了很多苦,所以文字上才比较『激烈』。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前半生并非坦途,但和其他同胞比较还算幸运,还从来没有当过『阶级敌人』;但是看到的事情太多,需要反思的更多,以致无法在香港这个自由社会里再沉默下去。」
我把情况告诉张五常教授,他立即与《经济日报》联络。《经济日报》立即给我写一个专栏,3月1日开始写,等于是「直通车」,因此没有影响我的收入。
我的《信报》专栏停止后,当时身为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的刘慧卿(后来弃文从政,担任多届立法局与立法会议员)打电话问张教授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信报》转軚?当然不是。
好多年之后,我从一位资深媒体人那里听到,张教授想给我增加收入,但是他的研究经费有限,便对林行止太太骆友梅说,除了齐辛和我的,《信报》没有甚么好的评论文章看,要他们给我加稿费。骆友梅听到很不高兴,加上张教授与《信报》因为出书问题有时也有小矛盾,于是《信报》便停掉我的专栏,看看《信报》是否办不下去。实情是否如此,我也不知道。不过对我来说,这的确是大憾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