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期）1987年10月1日，恒生指数创下接近四千点的历史新高，次日，成交金额也创历史新高。
美股黑色星期一 练就处变不惊
不过好景不常。10月中旬，美国股市暴跌，也影响了香港，10月20日，联交所在取得财政司与金融司同意后，以让投资者冷静为名，宣布停市四天，由于破坏了利伯维尔场的原则而受到舆论抨击，26日复市时恒生指数一天暴跌一千多点，幅度约三分之一。
那天我在场观看，脸色发白，因为我有两间公司的户头，都做孖展（融资），其中一间没有找我补钱而自行给我斩仓（断头），我被卖光所有还欠一万多元，所以我拒绝补钱，他们虽然给我发律师信，我没有理睬，最后因为款项实在太少，所以没有提告；我也没有因为没有通知我斩仓而告公司，因为款项还抵不上律师费。
这次我损失十几万，一度向张教授与一位好友各借了一万多块钱补仓。但是我没有退缩，在薪资、稿费拿到以后还了欠款再逐步入市，很快恢复元气。港英政府后来用别的理由将联交所主席李富兆判刑，官员却没事，有失公道。
这次没有动到我的房子，保住了底子，也给我教训，以后更加量力而行，虽然后来在美国也还有重大挫折，但是已经练就一身处变不惊的功夫了。
离开《信报》 改写《经济日报》
1988年3月1日，香港再创办一家财经报章《经济日报》（这以前查良镛的秘书黄扬烈创办过《财经日报》，漫画家黄玉郎也创办过《金融日报》，但都维持不长，后者更是只有几个月时间），董事会主席冯绍波，总经理麦华章，都是香港大学毕业的。创办前的1月，他们约张教授与我吃饭，张教授答应停掉《信报》多年的《论衡》专栏，转到《经济日报》写专栏，他的理由，其一他们都是港大毕业的，他身为老师，要支持他们；其二，《信报》的稿费一篇600元，《经济日报》则是2,000元。但我没有答应，因为我觉得《信报》对我有恩。
但是1月底，《信报》经理赵士英给我电话，说副刊3月1日改版，停掉我的专栏。我吓了一大跳，以为大概他们知道《经济日报》请我吃饭的事情，但是我没有答应呀。然而这种事情我不方便问，也不会有答案。但是一般停专栏是3天前通知，《信报》一个月前通知，让我有准备，另找出路，也算有情有义。所以2月29日的最后一天，我写了「告别辞」说：
「感谢《信报》给我机会在这个专栏里得以指点江山，并能一吐胸中块垒，而且从来不干预我的言论，使我能将看到、听到、想到的，一股脑儿写出来，希望读者能够分担我的喜怒哀乐；但客观效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感谢这段时间内一些读者来信对我的鼓励、鞭策，甚至关心我的健康和信仰；也感谢一些读者对我的批评、指教。至于那些攻击和恐吓，也是心中坦然，因为这也是预料到的。
有人以为我过去在中国一定吃了很多苦，所以文字上才比较『激烈』。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前半生并非坦途，但和其他同胞比较还算幸运，还从来没有当过『阶级敌人』；但是看到的事情太多，需要反思的更多，以致无法在香港这个自由社会里再沉默下去。」
我把情况告诉张五常教授，他立即与《经济日报》联络。《经济日报》立即给我写一个专栏，3月1日开始写，等于是「直通车」，因此没有影响我的收入。
我的《信报》专栏停止后，当时身为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的刘慧卿（后来弃文从政，担任多届立法局与立法会议员）打电话问张教授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信报》转軚？当然不是。
好多年之后，我从一位资深媒体人那里听到，张教授想给我增加收入，但是他的研究经费有限，便对林行止太太骆友梅说，除了齐辛和我的，《信报》没有甚么好的评论文章看，要他们给我加稿费。骆友梅听到很不高兴，加上张教授与《信报》因为出书问题有时也有小矛盾，于是《信报》便停掉我的专栏，看看《信报》是否办不下去。实情是否如此，我也不知道。不过对我来说，这的确是大憾事。（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