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计算机公会理事长童子贤先生6月6日指出，台湾现在的窒息感与主管机关防弊心态浓厚而缺乏兴利的态度有关，不论哪个政党执政都出现类似情况。他说科技产业主流一直在变，硅谷身为全球新创重镇的地位却没有变，那是因为硅谷的环境让新创与创投资金能好好结合。台湾有十兆以上的闲置资金却没有用来投资股市和新创的现象，与法规、制度、市场氛围都有关。
我比童先生有更久的感慨，因为这问题我已说了30年，写了几十篇文章和建议，但从政府甚至企业界得到的呼应却有限。储蓄资金不能顺利用来支持国内投资特别是新创产业的投资，是台湾经济几十年来的根本问题，若不改正，台湾就会继续输给别人。
▲和硕联合科技董事长、台北市计算机公会理事长童子贤。周博晨摄影
台湾输给三小龙的主因：
赚到的钱，没有持续投资
最近很多人在谈台湾输给其他三小龙的问题。我们会输的主要关键，就是我们有很多资金和资源没有用来帮助自己进一步的发展。当年四小龙都因为出口的机会而赚到很多资金、技术及经验等资源。个人或企业若把赚到的资金和资源用来投资，则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但若资源闲置或乱花掉，就不易有进一步的成长。
国家的情况也是一样，若没有更多的投资，怎能有更高的生产和所得？但我国以往赚到的钱都有很多没有用在国内投资以促进国内发展，我们累积的很多资金、技术和经营，甚至被拿到外国投资且回头打击国内的经济。
过去几十年韩国投资占GDP的比例都在30%左右或更多，而台湾却只有20%或稍多一点，单看这数字就知道台湾很难不输给韩国。简化地说，若要增加一元的年产值需要多用五元的机器设备等资本财，则拿20%的GDP来投资可使生产能力或潜在GDP增加4%，而拿30%的GDP来投资则可增加6%。台湾投资率比韩国低那么多，成长率比人家低是很难免的结果。一个人或一个国家若要成功，通常要多拿自己拥有的资源来投资自己，使自己在下个阶段有更高的能力和竞争力，可惜台湾做比别人少。
台湾投资率较低并不是人民不储蓄或钱不够，我们的储蓄率其实比多数国家高，我们的问题是人民的储蓄有相当大的部分未被拿来投资台湾。而这就和童先生所说的法规制度等之防弊和落后有关。人民储蓄的钱主要是存入金融机构或购置股票等金融资产，而透过这些金融管道把资金交给投资者进行投资。然而台湾自1980年代开始，金融体系就无法把储蓄资金充分转成国内投资。银行收到的钱有甚高的比例无法再借出去让人投资，银行因而有太多超额准备或烂头寸，社会有太多游资，而国家则有太高的出超并因而引来外国逼新台币升值的压力。
1986年我在梁国树和陈昭南两位老师的指示下，即曾向李前总统（当时是副总统）提出扩大投资以提升经济发展并降低出超的建议。我也曾和几位先进在（好像是）全国金融会议提议设立第三类股，让新创科技产业不必等获利即可用简化的条件上市。但直到十多年后的2002年邻国早有创业板之后，我们才有近似之兴柜股市制度。1990年代初期梁国树老师和我也曾大力主张规范资金流向以提高国内投资。但这主张即使经李前总统下令，却也未被认真执行。
▲新的知识产业之主要资产在于不能抵押或无形的人才和技术等智慧财产，难以据此向银行取得足够资源。Fotolia
传统金融放款
不适合知识创新时代
传统金融管道未能顺利把储蓄资金转成国内投资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放款投资方式已不适合全新的时代。在1980年代之前，我国产业主要是靠低工资来取得国际竞争力，这类产业技术门坎不高，只要一家厂商在台湾生产可赚钱，其他厂商通常也能赚钱，因此几家厂商成功之后常出现对同一产品有大量厂商投资的一窝蜂现象，而结果绝大部分厂商也都能赚钱。这种现象使银行贷款给厂商的风险甚小。而当时利率近20%，即使有些借款厂商失败倒闭，银行也常能由利息收入得到补偿，或由抵押的设备及持续涨价的土地降低损失，几年连续赚钱才能上市的股市规定也未形成重大限制。
然而1980年代之后，台湾厂商已无法靠低工资取得国际竞争力，而要靠知识创新。但知识创新的成功率并不高而使风险甚大，金融机构对新产业也无法像有大量厂房投资的传统产业那么了解。新的知识产业之主要资产在于不能抵押或无形的人才和技术等智慧财产，现在的利率又跌到个位数甚至1%左右，所以银行放款的风险变大很多，已很难用传统的放款取息之方式来支持新投资。而新产业常需争取时效，且即使已发展成功变大仍不见得能获利或能继续领先，所以依过去的股市规范也不易藉上市来取得发展所需的资金。
台湾庞大的资金因此不易成为发展新产业的资源和助力，反而成为烂头寸、炒作泡沫经济的游资，以及造成货币升值压力的出超。因此三十年来我不知多少次撰文主张，我们需要有适合新创和知识型产业的金融产品和机制。
然而三十年前早有很多人都重视的创投基金，现在的作用甚至不如以前。2004年左右我曾在行政院顾问会中极力主张提高银行可投资创投的限额，其金额只占银行资产极小比例因而整体风险甚小，但财政部仍保守地拒绝。
三十年前交通银行及中华开发这两家工业银行曾对新产业投资有相当助力。刘泰英先生虽然自己经营中华开发这工业银行，但在1996年的金融革新小组中仍鉴于工业银行对新产业发展的重要性，而和我及高清愿先生一起在财政部的反对下做成开放工业银行新设的建议，后来民间也投资设了台湾工业银行。
但1997东亚金融风暴之后，财政部又废掉了这项开放，而近年交通银行及中华开发已放弃工业银行的业务，台湾工银也转型为商业银行。数十年前王作荣先生就主张要设立提供长期资金支持投资的金融机构，但现在竟连以前有且有显著贡献的工业银行都没有了。
当今金融政策
过于保守，防弊而不兴利
鉴于前述收受大量资金的银行不易放款给新产业的现象，扁政府时期我即主张要有新的放款方式，亦即让银行可要求在未来企业成功而股权价值提高时，有将部分放款转为股权之选择权，以分得成功企业之部分利益，而弥补失败企业所造成之损失。这种做法外国早有，扁政府时期黄维生先生在中小企业信保基金已做了初步尝试。蔡政府上台之初金管会丁克华主委要推动的夹层金融也就是这种构想，但却受保守者批评限制，后来的继任者也就未再推动。现在的金融政策极少去注意让金融业更能协助促进国内生产性投资的问题。
马政府似乎未把提振国内生产性投资当成真正的施政目标，2008年花了800亿元的消费券只为提升消费，甚至导向进口品而未像中国同时间的家电下乡政策那样帮助国内产业。马政府的金融政策是以让金融业打亚洲杯及结合中国为目的，包括大量让国外厂商在台上市或发行TDR，以及让人民大量购买人民币，扩大金融机构投资及贩卖海外金融产品等等，都是在让人民储蓄的资金外流去帮助外国的投资发展，而不是用来协助国内生产性投资。
我也曾在很多地方（包括在民进党十年政纲中）主张以政府参与投资替代租税奖励以发展新产业。蔡政府上台之前提出亚洲硅谷和国家投资基金等政策，乃是希望能引进硅谷协助新创投资各种机制和能力，并运用国内资金来发展新创产业。这是个让国内资金用于国内新产业投资的正确的方向，但似仍受到观念保守者之限制，而使政府只拿出极有限的资金，并使政策难以大力推动。
台湾企业规模偏小，拿得到大量资金的大企业又不见得有能力创新，因此政府和金融机构应该负责更多风险性投资的责任，才能和外国竞争。其实不管是政府或金融机构，将小部分资金投资于新创产业都不是风险很大的事。创新事业失败率很高，因此对个人而言有甚大风险。但新创产业成功时的报酬率却也极高，甚至有百倍以上的报酬，因此政府和金融机构因为能同时投资很多新创事业，依统计学的大数法则平均之后，风险其实不大而报酬却不低。更何况全体金融机构资产总额高达七十多兆，就算拿七千亿出来投资新产业也不过百分之一，而且这些风险也有不少方法可以来降低或由愿承担风险的人民分担。政府和某些人士却连拿几百亿来发展新产业都以风险太大来反对。
这种不讲道理，不看真正数字和风险之大小，也不研究有甚么降低风险的办法，就一味反对各种支持新产业发展之政策的心态，就是童子贤先生所指责的防弊而不兴利而使国家不能进步的心态。我希望童子贤先生及其他了解新创产业之重要性的人士，能用更大的力量和声音向社会说明，也向政府施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