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期）经过几个月的筹备，1988年9月我们再赴北京。张五常教授的老朋友、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港译弗利民、中译弗里德曼）与他的夫人罗丝（Rose）先来香港。他们是第二次去，他们夫妇在1980年访问过中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邀请的；他们去了北京、长春、上海、苏州、杭州、桂林、广州等地。
傅利曼在自传《两个幸运的人》中说：「在我们第一次访问时，还没有一个共党国家转换成较自由的社会。即使是现在，唯一可以做到接近于此的国家都是因为外力驱使。自从毛泽东过世邓小平掌权后，中国是第一个敢于向利伯维尔场迈出一小步的国家。」「在我1980年首度访问时，中国的实验才刚刚起步，但有一些结果已经开始显现。对我们来说，它提供了评估未来发展的基础。」
因此第二次访问，就是给他做很好的观察，何况更是中国改革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第二次访问缘于上海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的邀请，并且参加由卡图研究会（Cato Institute）主办、复旦大学协办的一场研讨会。张教授在得知傅利曼将有这一场中国行之后，我们便决定自费访问中国，动员所有在中国的关系促使此行能与当时身为总书记的赵紫阳见面，结果终于成功。
八零年代冷清的夜上海
这次访问，傅利曼夫妇、张五常，还有王深泉和我，先到上海，住在华山路上的希尔顿饭店。除了完成复旦大学的那些活动，还见了《世界经济导报》的一些高层与同仁，那时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喉舌。第二年就因为学运被当时的市委书记江泽民封杀了，成员流落四方。
在市政府的宴会上，遇到了深圳电视台副台长祝希娟，正在上海拍白先勇的《最后的贵族》，扮演其中的一位太太。宴会上还有原来担任香港新华社副社长的李储文，他退休回上海了。我骂过这位特务，所以不便向他披露我的「凌锋」身分。祝希娟百忙中带我们逛夜上海。我们看了一下歌舞厅、咖啡室，甚至在长江剧场还进去在门边站了几分钟，看一下正在演出沙叶新的新作《孔子．披头士．连侬》。
我也趁一些空档回到上海师院的老家，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后回去，一切都没有大变化。老丈人早已于1980年病逝，只见到丈母娘。但也只是匆匆一见就离开了。另外，化工机修二厂的几位老同事到酒店来看我，这也应该是我最后一次与他们见面。
上海没有甚么好玩，那时外滩夜晚还是乌漆麻黑。南京路还是老样，城隍庙多了一些茶叶蛋的摊子，应验了当时流行的，「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形容高级知识分子收入还不如个体户。离开上海12年，除了新起几个大酒店，其他方面还没有甚么大变化，远远落后于深圳的发展。因为「八老」的第二号人物、保守派代表陈云住在上海，在他影响下，夜上海还比较冷清，无法与当年相比。
在南京看见通货膨胀的加剧
离开上海后搭汽车与火车往苏州、无锡与南京。在苏州、无锡除了游览当地的名胜，主要参观小商品市场。到了南京，住在新起的金陵饭店，但是居高临下，周围还是破旧的旧房子，不大相称。
参观新街口的百货公司，看见人们抢购商品，一箱箱电器背了走，进一步认证通货膨胀的加剧，人们忧虑人民币贬值。跨越价格关是那时邓小平提出的，当时我已经怀疑邓小平懂甚么经济，如果配套没有做好，引发民怨，就得由领导改革的赵紫阳负责了。那时，保守的总理李鹏正在虎视眈眈看好戏，相信他也不会不在「老人」当中挑拨离间。
我在大学里最要好的同学许光枨就在南京大学，他与太太、女儿来看我。他入了党，是副教授，而且是政治系副系主任。他与太太每人收入都有近二百元。但是那天一齐吃饭时，才知他太太，这位教了27年中学的老师还是第一次喝上罐装可乐。我当时写了篇文章说：「看来可口可乐的经济侵略还没有落实到每个中国人身上。」
学运前一年北京气氛诡谲
离开南京到了北京，也是此行的重点。深泉先回香港，没有北上。此行吃住由周安桥安排，他很早就从事中国贸易，在北京饭店有办事处。当时为住钓鱼台宾馆还是香格里拉，教授征求过我的意见。由于住在钓鱼台必然受到全面监控，所以我主张住香格里拉。但是教授决定还是住钓鱼台，才有「国宾」的身分。
车子开进钓鱼台宾馆，都要事先报告车牌，警卫用脑子死记这几个号码，放车子进入，其他别想。房间的摆设老旧，尤其冰箱里的饮料，全是瓶装的老式国产汽水，还放着开瓶盖的起子。一早起来在屋外散步，空气倒是很新鲜。我不知道当年江青住在哪一栋楼，但是我没有去问，也没有到处乱走，这是我在中国居住21年的经验。
9月18日到达北京当天下午，王丽莉带领我们到天安门广场走了一下，拍了几张照。晚上是国务院发展中心主任马洪设宴接待，地点在人大会堂里。出席的人员基本上就是第二天陪赵紫阳接见的经济学者与专家。我了解马洪的背景，1950年代被整肃的高岗五虎将之一。当年吃过苦头的，对改革多有迫切感。
那晚回到酒店，教授不避监听，问我，赵紫阳目前处境是否真正不佳，我给予非常肯定的答复。这是代傅利曼来问我的。
傅利曼会见赵紫阳的历史时刻
9月19日一天是忙碌的日子。那天上午，在科学会堂，傅利曼发表《市场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的演讲，《人民日报》海外版对此有报导。傅利曼强调紧缩货币是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通货膨胀问题的唯一办法。在紧缩的同时，还要放开价格的管制，傅利曼有关外汇管制的弊病和放开外汇管制的建议，也都有报导出来。与会的有两百多人，由周安桥担任翻译，张教授做补充。孙尚清、陈岱荪、厉以宁、吴敬琏、杨培新、廖季立、于景元、李忠凡、金观涛、戴晴等学人出席。会上书面提问踊跃，达五十多个，因时间有限只回答了三十个问题。
那天下午，赵紫阳会见我们一行。由于我的「反共」身分，担心见报会影响当时处境已经困难的赵紫阳，因此与接待单位坦诚商量，我就不参加了，但是他们还是热情的要我参加。我当然也很想参与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最后我说，那就不要把我的名字写进去，避免见报。
会面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过程，我做详细的纪录，王丽莉也做详细的纪录，最后由我综合，发表在张五常所著的《存亡之秋》一书。
我个人的观察，赵紫阳是读高中时参加革命的，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他吸收能力很强，因此手下有一批经济智囊，尤其是年轻人。所以傅利曼对他评价很高，认为他具教授的气质。张教授更是五体投地，成为「赵紫阳迷」。
最使人感动的是，会见结束后，本来握手散会，但是赵紫阳送客人出接见厅，再送出等候厅，让熟悉这些礼节的人感到意外。这个依依不舍之情，戴晴认为是「赵紫阳的伤感」。我听了之后，也不禁伤感。第二年学运及六四屠杀后，赵紫阳被长期软禁直至逝世。我想，他在送出傅利曼一行时，大概也感觉到他的总书记日子不长了，再好的理论，已经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他比我们任何一人都认识到当时政治局势的险恶。（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