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期）中国媒体对这场会见的报导根据开放程度的不同而各有千秋。赵紫阳在会见中所提出的今后任务是：价格改革、治理通货膨胀，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企业股份制。总书记的讲话，各中央媒体与记者却有不同的报导，有的干脆删除「股份制」，例如国务院属下的《经济日报》，因为那时李鹏为代表的保守势力认为股份制就是私有化。版面最醒目、报导也最详细的是《人民日报》，它以「本报讯」，由该报记者，曾派驻美国多年的张亮写了约六百字的报导，篇幅比新华社的电讯多一倍。
当晚，张五常在香格里拉酒店举行宴会，答谢在这次会面中帮忙的中国朋友。因为许家屯正好在北京，所以也请他来赴宴。我递上林保华的名片，他看了名字，表情没有异样，我知道他也不知道我就是经常在报章上批评与揶揄他的凌锋。
▲1987年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短短不到两年就因为开明的态度，以及在六四学运中同情学生、反对武力镇压，就被排挤下台，软禁16年后逝世。Getty Images
与赵紫阳会面的后续风波
回钓鱼台后，我刚回到房间休息，张五常突然进来找我说，周安桥来电，约我们去见方励之教授。当时政治局势已经很紧张，我已经嗅出那个味道，所以我反对，因为电话都被监听。但是张五常执意要去，我只能陪他一起去，傅利曼夫妇则在宾馆休息。
一会儿，有人开面包车接我们，到方励之家里。那时已经九点半过后，电梯「休息」了。我们只能爬上十一层的高楼。那里不但有方励之，还有以间谍罪名被关押后假释在北京的《新晚报》前总编辑罗孚，还有一位记不得名字的文化界人士。当介绍我的名字时，他们都笑了，因为我在《信报》写过〈中国的萨哈罗孚〉一文。方励之的人权活动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的萨哈罗夫」（苏联原子物理学家，人权斗士），但是我从中共对方励之的痛恨，把他写成「萨哈罗孚」，意即他会像罗孚一样锒铛入狱。他们看得到《信报》？原来刚才开车来接我们的，是罗孚的长子罗海星，他当时是香港贸易发展处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罗海星后来支持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在协助王军涛逃亡香港时，中计被捕。这是后话。
这次会见影响之大，在于第二年六四后，也就是1989年6月30日，当时的国务委员兼北京市长陈希同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赵紫阳去年9月19日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一些据称与赵紫阳『智囊团』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大肆进行宣传，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张五常推崇赵紫阳的文章，竟与李怡希望邓小平退休的文章被扯在一起，被套上「倒邓保赵」的帽子，这是邓小平很在意的事情。
多留北京三天 与老朋友聊家常
见了赵紫阳后，张教授陪傅利曼去游西安。我则留在北京，搬到人大隔壁双榆树的西颐宾馆，我在人大读书时那里是苏联专家招待所，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流亡中国以后，成为他的官邸；改革开放，它也对外开放了。我多留三天。
我重回人大两次，这是我离开学校后第一次回来，在校园里走了一遭，学校还有部分被「外部势力」占据，包括二炮与建筑公司。我原来的宿舍已经破烂不堪。我见到几位老同学，主要是王钦民，还有其他班级的，也打了招呼。不过相隔近三十年，又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地，人大又号称「第二神学院」，因此并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了，只能聊聊家常，以及老同学的情况。
我还去看望读书时专职的党总支副书记高庆永，原先因为学生会的工作，我与他最熟悉，我不会因为自己「反共」而完全丢弃以前的友情。高书记已经满头白发，他请我吃西瓜，聊天。他告诉我，反右划右派时，他是反对把我划为右派的。我当然表示感谢他。但是我对这些已经不在乎了，那时，全国一股左风，这些基层干部能承担多大的责任？
此外也去探望经济系的方生教授。与他是在深圳认识的。1983年他被调到深圳大学，因为他是李登辉的台大农经系同学，到深圳便于就近统战。有没有统战到我不知道，但是当局也安排我们与他认识。因为我也是人大的，自然别有一番交情。1986年他调回人大，所以我也去看他。
在北京还见了几位朋友，但是最值得一记的，还是在外商工作的一位田姓朋友，开车带我去玩。他非常有「大中华」的浪漫情怀，所以会从海外到中国发展。晚上他开车把我载到东华门里，我们在黑暗中，走出天安门到了金水桥。夜间的天安门广场，在黑幕下虽有几盏灯，但抬头看城墙上的毛泽东像，再远看人民英雄纪念碑后面更远一些的毛泽东纪念堂，更有一番鬼影憧憧的感觉。
夜游长城 发思古之幽情
再一个晚上，这位朋友带了我与金观涛夫妇，还有王丽莉，一起去八达岭。夜游长城，更可发思古之幽情。我们坐在地上，望着长城就像一条黑蛇蜿蜒在山上。时近中秋，我们「野餐」吃月饼，但是那时北京的月饼还是硬如砖头，实在不敢恭维。我们以罐装可乐吞下月饼，破坏了这古老的情趣。
回程途中，我们在居庸关停车，上到居庸关城楼上的云台。少年时候非常向往居庸关、雁门关、嘉峪关等等兵家必争之地，秋风习习，阵阵凉意，四周一片黑暗，遥望将圆的明月，冲淡了肃杀之气。
金观涛是《河殇》的顾问，也让我想起《河殇》对长城有如下的评价：「它无法代表强大、进取和荣光，它只代表着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由于它的庞大和悠久，它还把自诩自大和自欺欺人深深地烙在我们民族的心灵上。」但在左派看来，这当然是历史与文化的「虚无主义」。
在夜游长城的那天上午，我在房间里接到电话，此人说刘宾雁也很想加入。我知道刘宾雁那时正在美国访问，怎么会要加入我们一行？而刘宾雁又怎么知道我们要夜游长城？后来才想起，我是在国安监控之下，我与朋友们通过电话相互邀约，全被国安听进去了，这个电话只是警告我，别胡来！因为金观涛也是中共眼中的敏感人士。（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