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近十年来经济活力不足，人民对自己和国家未来之希望也低落，其主要原因是投资和创新不足，特别是二者结合而出现的新创产业不足。大家眼看韩国和其他国家在不少新兴产业取得国际竞争力甚至领先地位，而台湾却少有令人羡慕的新产业，只有一批旧产业老板在埋怨五缺和拚命压低薪资及责怪年轻人，当然觉得不太有希望。
三十年来我一再指出，既有技术已多半公开的产业很难不被开发中国家取代，我们要继续成长和发展并成为所得和薪资更高的国家，一定要发展更多开发中国家乃至其他先进国家也不会做的产品，也就是要发展知识经济和差异化产品等新产业和新产品。然而多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显然不够，有些人更把努力的重点放在如何使产业外移到中国，以及让某些产业用不当的方法降低包括薪资在内的成本以苟延残喘。
新兴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有创新创意，以及让创新创意得以实现的企业家精神和资金。我国经常被国际机构评定为创新能力极高的国家，我国的资金也极丰富甚至泛滥，超额储蓄占GDP的比例在主要国家中数一数二，我国人民在投资方面的冒险精神或赌性也极高而曾被称为「Republic of Casino」（赌博共和国），所以我国应该极具发展有创新创意之新兴产业的潜力。我们新兴产业发展不足的重要原因是这些有利因素未能有效结合起来，有创新创意的人不易拿到足够的资金，有资金的人不愿意投入新创产业而宁愿投入不动产或其他投机活动，而控制大量资金的金融机构受法令和意愿的限制而使资金流向国外或不见得有意愿和能力发展新产业的既有企业家。台湾要更有希望和发展，必须更努力建立让资金、创新、和冒险精神能相互结合合作的机制。这需要发展一些特殊的融资管道。
新创产业亟需资金与人才
新创产业需要特殊融资管道的第一个原因是新创产业成败不定，不只有甚大的风险，而且常要在长期投入资金而少有回报之后才知成败，因此有创新创意的人才常难独力或只靠亲友的资金来承担，而需要其他人的资金之参与，而目前的金融机构和有钱人参与的意愿却不足。第二个原因是新创产业在各发展阶段的风险和预期报酬都不同，各阶段都要有不同的专业能力和融资方式参与，我国目前这类能力和方式都有欠缺。
就第一个原因而言，在金融机构方面我们应该给它们包括所谓夹层金融在内更多样化的融资方式（编注：夹层融资是指介于风险性较低的债权与高风险的股权投资中间的一种融资），以让它们可以承担对新创产业融资的风险（请参阅陈博志，〈由金融面看童子贤的感慨〉，《看》杂志，191期，2018年7月）。我们也应允许并要求金融机构及政府支持的退休基金有一定比例投入新产业的发展。
多年前我即主张劳退基金可有一部分由劳工自选合格的投资机构或目标，而合格的标准可包括其国内投资须达一定比例。目前政策已朝自选规划，但若不规范可自选之基金投入国内的比例，自选竞争的结果可能因为报酬率的竞争而造成更大量的资金外流。外流的资金某种程度可能是帮助外国投资和产业发展来抢走我国的产业和劳工工作机会。而劳退基金若能坚持相当比例投入国内产业特别是新创产业，则可以创造更多高薪的国内就业机会。所以从国家和劳工整体而言，这种限制是有利的，政府在规划劳工自选投资目标之政策时，应有胆识加入这符合外部利益原则的条件。
以租税奖励新产业不公平吗？
在金融机构之外，政府和个人也应有更多资金投入新创产业。政府过去几十年曾藉租税减免来帮助新产业发展，但后来财税人士极力以不公平和税损每年高达数百亿元为理由而反对。但在租税奖励大部分取消之后，我国的投资和新产业发展已更形缓慢。
在目前全球化的竞争中，租税奖励的公平性其实不在于国内各产业间之比较，而在于各产业税负和竞争国类似产业之间的比较。若某类产业外国与我国技术与成本相近，但外国产业得到其政府奖励而我国产业却没有，则我国这类产业将失去国际竞争力甚至消失。因此在竞争国家奖励其新兴产业时我们若仍迷信错误的公平而未善待新兴产业，我国就会逐渐输给外国。
而以政府参与投资来协助新产业发展并非送钱给新产业，而是要分得产权及盈余，因此乃是比租税奖励更公平合理的方法（这道理较复杂，请参阅〈租税奖励公平性之研究〉，《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计划报告》，2005年12月；陈博志，〈扶植上驷的产业政策〉，《台经月刊》，40卷5期，2016年5月；陈博志，〈国家投资基金有甚么目的〉，《台经月刊》，39卷7期，2016年7月）。和以往每年数百亿元以上的租税奖励相比，政府每年只要愿拿500亿来参与新兴产业之投资，即可鼓励及协助很多新产业发展。最近政府税收超收甚多，有人主张退税给人民，有人主张先还公债，但拿来做为参与新产业投资之基金才是更积极的政策。
▲金融机构、政府或个人投入新创产业的资金，都能藉金融产品的帮忙而降低风险，并因而提高资金投入之意愿。Fotolia
金融商品能协助新创产业
在个人方面，外国有不少有钱人愿意投资新创产业而做帮助新人创新创业的天使。但台湾愿这么做的有钱人不多，这一方面是台湾人仍太重视私利而忽视助人和助社会发展的成就感，另一方面有钱人和创新者之间的互信也可能不足。这可能需要多一点政府的奖励和倡导，也需要一些人出来做示范。
另外我们也需要更多评估技术可行性、辅导进一步技术研发和投资经营，以及在不同新创发展阶段提供不同资金及其他服务的人才和机制。这些机制台湾仍甚欠缺，政府的亚洲硅谷政策的方向之一，应该就是要由国外引进我们不足的人才和机制，以协助新创产业的发展。
而金融机构、政府或个人，投入新创产业的资金，都能藉金融产品的帮忙而降低风险，并因而提高资金投入之意愿。创业投资基金、金融债券、和ETF等等都可以协助出资者分散风险。新创企业之股票上市上柜可使早期投入者在适当时机取得进一步投资所需资金、获利了结或分一部分风险给别人。
要让新创产业顺利发展，这些金融产品和市场的发展也很重要，最近（2018年11月5日）中国习近平主席说要打造中国版那斯达克，韩国（2018年11月6日）也说为挺创新要改革资本市场，放宽群众募资限制。我国早在三十年前就有方便新创产业上市之议，但迄今成效有限，而外国已更为积极，真令人失望。
鼓励新创会造成财富分配恶化？
此外，必须强调的是金融除了能协助新创产业发展，也可以降低新产业发展对所得分配的不良影响。张忠谋先生多年前曾警告知识经济会造成贫富不均，最近他又提到数字经济对所得分配的伤害。他的忧心应是提醒大家要有配套措施，而不是不要发展知识经济和新创产业。而金融可以是个使分配较平均的方法之一。
若只就单一个知识经济或新创产业的成功发展来看，其投资者将可得到极高的报酬甚至成为巨富，因此看起来会使所得及财富分配恶化。但即使政府不鼓励，社会上仍会有很多人发展新创产业成功，所以除非这社会不要进步，否则这种恶化的效果很难避免。然而社会若在金融及其他协助下能发展更多知识经济和新创产业，则更多的赢家也带来更多高薪就业机会及更多新需求，而能把成功的收益外溢于更多人，从而降低只有少数人成功而使所得分配恶化情况。
新创产业的兴起通常也带来旧产业及旧资本家的萎缩，即使所得分配表面上不变或恶化，但有钱人已换别人做。这种所得分配的流动从长时间来看是另一种很重要的公平。美国是创新和资本主义的大国，但据研究，《富比士》杂志1982年最富有的400年有40%是有钱人第一代，到2011年更有69%是有钱人第一代，而有钱人第三代能在排名内的已很低（请参阅Kaplan and Ru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27, No.3, pp.33-56，2013）。
这种人人有机会致富而不努力就可能富不过三代的情况，也是美国社会能稳定发展和令人向往的重要原因之一。金融若能协助更多人创业成功，这种流动愈大愈快，社会将较公平且有希望。反之若金融不能协助有能力的创新者创业，而只会把资金借给既有的大老板或资本家，则不只社会进步缓慢，有钱能做生意的永远是那批人，社会也就更不公平而且让人得不到希望。台湾在这问题上该努力的空间还很大。
而前述企业上市上柜及各种分散风险的金融工具，甚至金融业和政府对新创产业的投资，都具有使成功新创产业之利润分散给更人的作用，因此也有利于分配之平均化。有钱人若不太计较投资获利，而以帮助社会进步及人才创业的态度来做新创产业的天使投资人，也是一种促进社会公平的行为。由此看来，金融在新创产业发展上有关键的重要性，政府该更积极推动相关的产品和业务，不要因为没有大老板和选票的直接压力就不积极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