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曾是四小龙之首？

台湾近几十年有很多方面表现不如韩国。这种现象若要改善，我们应该针对各项不如或胜过韩国的地方检讨其原因及改善之道，例如思考韩剧为何打败台剧、现代为何远胜裕隆、台积电为何可成为世界第一。但我们有很多人不做这种具体的检讨，而把责任推给一、两个因素，因此我们也一直未能真正解决问题。

 

前几年有些人把台湾输给韩国，归罪政府限制对中国的经贸往来，忽视台湾不管在贸易和投资上都比韩国更大量利用中国，以及台湾产业大量被红色供应链取代的事实（请参阅：陈博志，〈别因输赢而错怪南韩〉，《看》杂志，81期，2011年3月；〈红色供应链与两岸产业合作〉，《看》杂志，161期，2015年11月）。另外也一直有人用思古情怀认为我们以前是四小龙之首，所以现在会输韩国是因为现在的人不如以前，是因为政党轮替人事更换频繁。但这也和事实不符。

 

 

几个月前这种缅怀过去的风气再度风行之前，我恰曾用具体的资料指出，依「每人平均美元GDP」来看，香港和新加坡一直高于台湾，韩国和台湾则互有高下，但大部分时候韩国高于台湾。而依IMF调整各国物价差异而算出的「购买力平价每人平均所得」来看，则几十年来新、港都高于台湾，而台湾高于韩国，各国间的相对比例变化也不大。这表示台湾从来不是四小龙之首，我们自大地以为我们曾是四小龙之首的结果，只是让我们忽视了该做的改革和努力（陈博志，〈自大让台湾由四小龙之首变之末〉，《台经月刊》，41卷11期，2018年11月）。

 

最近有人又提起台湾曾是四小龙之首的说法，也有媒体为了支持这种说法，依据台湾在1970年代「平均经济成长率」略高于韩、港、新，而坚持说我们确曾是四小龙之首当之无愧。这就像小明月考后回去告诉爸爸说，这次月考我由上次的50分，进步到70分，而其他人都没进步这么多，隔壁的阿娇两次都是95而没进步，所以我是全班第一名，是全班之首一样好笑。

 

经济成长率虽然很重要，但不是比谁第一时的主要考虑，水平值才是国家排名的重要因素，否则现在世界之首绝非美国，亚洲之首也非中国，印度、越南、菲律宾都有更高的成长率。某些强调成长率的人可能是要藉此主张以前的执政者较有能力。然而这种比较也很危险，因为成长率的比较会因使用之基期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结果，而且GDP的成长率也可能和每人实质所得或福利的成长有很大的差异（陈博志，〈2010年的纸上富贵与虚构繁荣〉，《看》杂志，79期，2014年1月）。

 

就算用成长率来看，其实台湾也早就输给韩国。由1972年到1988年，也就是蒋经国先生执政的17年期间，台湾只有7年经济成长率高于南韩，这期间南韩实质GDP成长为4.45倍，台湾只成长为4.00倍。再用更能代表人民经济福利的购买力平价每人平均所得来看，依MIF之资料，1980年时南韩只有台湾的63.1%，到1988年已追到我国的73%，1997追到78.6%，而2017仍只有78.4%。换言之，蒋经国时期，这每人所得的成长相对较韩国慢，所以被追上较多，近20年则成长速度和韩国相当所以相对所得倍数大致不变。由此看来，想「以古非今」的人，也许已「非」到他们认为是楷模的蒋经国及李国鼎和孙运璇等人。

 

 

除了不知道前述事实，不少以古非今的人甚至包括一些知名学者都人云亦云说：台湾经济现在不好「症结在政治」，国人过于热衷政治而使经济表现不好，经济不如前是「因为自2000年政党轮替以来……内阁一直在改组，朝野一直在内耗」。这样把问题推给政治，经济学者、经济媒体、乃至所有从事经济事业的人都可松好几口气，因为责任都在政治人物，特别是和自己立场不同的政治人物和政党。

 

不过尽管政治纷扰和恶斗确实不好，也确实造成一些伤害，但把输给韩国的责任都推给政治，恐怕是很不负责任甚至无知的说法。没错，台湾从2000年5月之后18年间有两次政党轮替及三位总统，更有14个行政院长。不过同期间南韩则换了四次共五位总统，总理则有17个，韩国的变换比我们更频繁。而韩国历任的总统几乎都出重大问题甚至判刑下狱。可说是南韩蒋中正的首任总统李承晚不只流亡国外，在国内历史地位和铜像也被废弃。南韩的群众运动也比台湾大而激烈。和南韩相比，台湾政治实在很安定，把经济输给韩国全部或大部分归罪于政治甚至政治民主化，乃是对其他经济因素未下工夫研究或无知的结果。

 

 

在政治之外，台湾也有很多问题长期未努力解决，结果目前台湾到处都是问题。这些问题都非致命，但是众多问题的存在已使我们更难改善，因为大家都可以把问题推给别人，而各种解决个别问题的方法也常被其他问题卡住而不易成功（请参阅：陈博志，〈台湾掉入互推责任的陷阱〉，《看》杂志，172期，2016年10月）。这种许多地方都出问题的情势，就像一个机器很多地方都松脱或扭曲一样，只把某个扭曲而卡住的地方打直常会造成另一个地方的扭曲。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要找出或提出一个完整的设计图，而把各个地方都依设计图调整。但我们却常不先想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蓝图和战略，而常只用短浅的眼界把问题推给某个因素，或对一个问题争论争议不休。因此很多问题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了也可能出错。

 

以古非今只是这种只看局部及互推责任的风气中很常见的一个方式。这方式不只是吹捧以前的执政者，也常贬低现在的年青人（请参阅：陈博志，〈低薪现象大部分不能怪年青人〉，《台湾思想坦克》，2014年4月号）。但就算过去真的比现在好，以前的做法也不见得适合现在。蒋经国先生曾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所以做法也要改变。我们要用心的是现在要怎么做得更好，而不是想尽借口说以前较好。

 

两千多年前孔子「托古改制」虽也是以古非今，但至少他是有套理想的制度，而以古代做为推销那制度的理由。现在台湾有些以古非今的人却不是真的了解以前的历史和政策，就像前述他们并不知道台湾在蒋经国先生时代被韩国追上的事实，只是藉自己和别人对历史的无知来骂现在的人。另外有些以古非今的人则可能是自己跟不上时代，例如有些企业人士自己无法创造高价值和新产品，无力在国际上竞争，却怀念以前低工资、劳工不能抗争、生产可污染的日子。当然也有些以古非今的人只是保守反改革以保护既有的利益，不接受蒋经国前总统的「时代在变」，也不愿像李前总统说的「脱古改新」而已。

 

台湾和以古非今一样不务实的另一个风气，是「喊未来的口号」如633，好像只要喊个漂亮的口号，漂亮的未来就会自动出现。但未来的众多愿景不只须不互相矛盾，而且也要有具体的方法可以达到。学者和媒体都有责任检视这些口号愿景的可行性，学者和政治人物更应仔细规划达成愿景的政策方法。但现在政治人物常喊出不见得可行的口号，而很多学者和媒体却只会护航或做拉拉队，骗更多人民相信空洞甚至不可行的口号。这样盲目的吹捧过去成果，再加上乱喊骗人的未来口号，却无法正确提出现在该努力的方法这项真正重要的东西，才是台湾可能输人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