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运的所谓「黑袜」事件，随着杨淑君回台，除了等待亚洲跆拳道联盟（亚跆盟）的调查报告外，后续的官司问题也使此事件持续发酵。
过程中，在台湾社会引发民众对国家队选手清白的高度关注外，台湾有些舆论把矛头指向南韩，不过，台湾网友与政论节目质疑，各界应把焦点转回到中国「幕后黑手」身上，把元凶揪出来。
前立委林浊水痛批，所谓「黑袜」事件，现任中国跆拳道协会副主席、亚跆盟执行委员会委员，此次担任亚运跆拳道比赛技术委员的赵磊才是主角，韩人不过是配角而已。《朝鲜日报》报导：「韩国在这个项目上没有选手参赛，被台湾视为问题的比赛裁判组里也没有韩国人。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菲律宾人，助理裁判是中国人、科威特人和塔吉克斯坦人。决定取消杨淑君比赛资格的竞赛监督委员会主席是中国人，大赛裁判委员会主席是新加坡人。」
的确，种种迹象显示，确实是赵磊在比赛场上指控杨淑君使用「多出来的两片电子感应芯片」，这与后来公布的比赛录像带所还原的真相相差十万八千里，录像带中显示，那两片芯片早在比赛检录时，杨淑君就被要求拿下并放置于比赛场外教练男友刘聪达的脚边。后来裁判人员到场边拾起的这两片芯片竟被判为「作弊」的证据，然而赵磊却不顾此事实，一味坚称杨淑君比赛时脚上贴有此两块违规芯片而被判比赛失格，此举显然是恶意栽赃杨淑君。
回顾整个事件，台湾人也许不清楚，但熟悉中共作为者，可以依稀看到共产党斗争的影子在里头。赵磊「做掉」杨淑君的过程，宛如文革再现。
共产党有自己的一套斗争理论，它的老祖宗马克思把这理论打下基础，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挪用到阶级斗争，认为社会的演进动力就是阶级斗争。毛泽东把此理论发扬光大，发动十年文革，他为斗争下的批注为：「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斗争」，是共产党的政治文化，由列宁带往俄国，再由共产国际带到中国，经由毛泽东集大成，把此政治文化植入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的中国，中共经济面开放，政治面仍然保守，把此共产党文化继承下来，在杨淑君事件当中可看到种种迹象。
斗争文化一》栽赃──把没有的说成有
从「叛徒、内奸、工贼」到「令人震惊的欺骗行为」
共产党的斗争哲学讲究：既然要斗，就得把对手的不是找出来，对手有错，绝不放过，对手没错，就得莫须有地冠上罪名，有了罪名，就可大打出手。
共产党栽赃手法一脉相传，在文革中，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冠上的罪名是「叛徒、内奸、工贼、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1989年六四时，请愿的学生们被冠上「反革命暴乱」，军队得以镇压；1999年，中共打压信仰团体法轮功，也是把其栽赃成所谓「邪教」；对付少数民族也是冠以「搞独立」的罪名。
到底杨淑君有没有违规？很显然的在比赛过程的录像带中，显示所谓「违规」的证据──两片贴在后脚跟的感应芯片，早就被取下放场边。但不管，事实不重要，对主事者来讲，「违规」的罪名才是重要的，有这个罪名才可以把中国队吴静钰在此量级里最大的敌手除掉。因此事发后的隔天，亚跆盟的网站上指责杨淑君所写的「令人震惊的欺骗行为」（shocking act of deception），就如同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斗争手段一样，高调地把对手的罪名定性栽赃，然后进行接下来的斗争手法。
这个罪名──「令人震惊的欺骗行为」，就是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就是学生的「反革命暴乱」，就是法轮功的「邪教」，就是少数民族的「搞独立」。
斗争文化二》文攻武吓
从「大字报批判」到「官媒一哄而上」
历次中共的斗争中，「文攻武吓」是必要的手段。
文攻，就是把对手置于舆论一面倒的指责压力中，让对手的心灵受到极大的羞辱、打击而怯退。文革中最常见的文攻手法就是贴大字报，上面写着种种羞辱人的字样、罪名，贴得到处都是，让被批者无脸见人、名誉扫地。
武吓，就是用暴力打倒对方。文革中红卫兵的武斗、六四时军队的坦克机关枪，到镇压民间反抗声浪的武警部队的成立，在在都是暴力镇压异己的手段。
亚运毕竟是国际赛事，在世界媒体聚焦之下，中共官僚这次发动的杨淑君事件的斗争中，并不敢公然使用武吓，倒是文攻的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11月17号，杨淑君刚被判失格的那个下午5点28分，党报喉舌「人民网」就迫不及待地刊了一篇报导〈杨淑君违背公平却喊冤取消资格真实原因水落石出〉，里面写到「一场闹剧终于结束。杨淑君的眼泪不值得同情，因为她首先作弊，违背公平竞赛原则企图获益……」，为斗争的文攻挥起第一把利剑。
「人民网」隶属《人民日报》，属于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据人民网数据显示：「《人民日报》拥有一支政治强、纪律严的新闻队伍」，还称自己的「广大编辑、记者和干部职工牢记党的宗旨，为《人民日报》的宣传报导和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紧接着下午5点46分，另一喉舌新华网刊出〈跆拳道技术代表赵磊解释杨淑君违规败的原因〉，赵磊在此篇新华网专访中指控杨淑君在检录的空档时贴上违规的芯片，「赵磊解释说，运动员比赛必须经过三道检查。过了前两道关后，距离运动员比赛还有一段时间，在这个空档，运动员有机会再对护具做手脚。」因此，赵磊揭批：「杨淑君输掉比赛一点不冤。」
隔天亚跆盟网站跟进，定性杨淑君事件为「令人震惊的欺骗行为」（shocking act of deception），接着中新网刊登报导〈官方披露杨淑君违规细节称其操纵跟舞弊比赛〉，其中引用世跆盟秘书长梁振锡的说法，称杨淑君「这明显是一个操纵和舞弊的行为」，梁振锡在该记者会上还指控杨淑君安检后作弊，自己是在执行正义。
20日台湾媒体踢报，中央电视台以移花接木的手法，剪辑杨淑君比赛画面，把赛前就取下的两片感应芯片画面，挪成比赛中被裁判发现后才被迫拿下来，并将此造假画面全中国播放，如同文革时批判大字报贴满被斗者的家一样。
除了引用事件「权威」人士批判外，喉舌媒体还会从侧面请出相关人事揭批，23日新浪体育网刊登中国队跆拳道冠军刘蕊的专访，刘蕊从侧面谈起「黑袜事件」也不手软，宣称「这种错误肯定不会出现在中国队身上。」一手拉提自己，一手把被斗方狠狠压下。
斗争文化三》两面手法
「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一贯手法
做坏事的人不能让别人知道自己在做坏事，于是得对外表现出善良的嘴脸，背地里继续坏事干下去，这是共产党文化里很具欺骗性的手法，党文化里有个习惯：说的一定是好听话，做的是另一套。
这是从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决定了这个特性，马克思预言了阶级斗争将会使无产阶级最后统治世界，但结果不然，这套理论被中共拿去搞了十年文革后，社会、民生、文化凋零。中共不得已，1979年开始走资本主义道路，但继续打着四个坚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改为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际上实行的却是市场经济。
中共常爱用许多漂亮的话语来掩盖自己的本质，大跃进时，大炼钢铁，饿死四千多万人，官媒还宣称农民「亩产万斤」；六四屠城时，中共对外仍是一味地宣称「天安门没死一人」；现任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喜欢高喊「和谐社会」，却将民间的民怨声浪消音。
这是共产党政治文化的惯性，在杨淑君事件中也一样，事发当天，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杨毅出席在重庆的台湾名品展，步出会场时，他「主动地」接受台湾媒体采访，表示一直很关注杨淑君事件，并对杨淑君感到惋惜和同情。
晚间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特别强调：「在亚洲跆拳道联合会中任职的大陆人士，当时坚持不要因杨淑君不离开赛场，而对中华台北全队开罚，这已经把损失降至最低。」
两人以中共对台工作的官方发言人身分，绝口不提「黑袜事件」中大会方明显的栽赃行为，却只是一味地讲好话、扮白脸，替赵磊缓颊的方式却又让人觉得在帮中华队讲话，让人顿时迷惑，难道台湾该感谢这位把杨淑君「做掉」的技术委员？
好话说尽的同时，官媒一篇又一篇一面倒的报导不断重复栽赃谎言，让人雾里看花。其实这就是共产党文化里，「说一套、做一套」淋漓尽致的表现。
是谁做掉了杨淑君？
为何在堂堂的亚运殿堂，会发生这样大剌剌的欺骗事件？为何在号称「大国崛起」的中国，会出现这样骇人的斗争手段？是中国人的本质就是那么恶劣？还是有其他原因？
其实，就像先前所说的，「黑袜事件」是共产党斗争的政治文化下的产物，是继承了马列思想后的中共，把这套共党文化深耕中国的结果。赵磊或是其他的主事者也是按照党文化的逻辑在行事，或许可以说，从某个角度讲，「党文化」──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才是「黑袜事件」的元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