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存在许多公开的秘密，这些秘密政府始终绝口不提；但是，众人却深知实情。中国以外的人，或许像是在观看闹剧；但对于中国百姓来讲，这不只是一场戏，而是难以承受的苦难。
艾滋病在中国蔓延的情况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每年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今年一位肝癌末期的老人，拖着病恹恹的身体，冒着被政治迫害的风险，写下数万字的言语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只希望心中的秘密别随着自己一同入土。他是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李秉中，这封数万字的公开信，标题名为〈导致艾滋病在中原大地暴发流行的血祸责任者难辞其咎〉。
内容控诉河南的「血浆经济」，造成艾滋病因贫困的人卖血而导致大量传播。他形容，造成的灾难比「毒奶事件」和「非典事件」还严重；但不同的是，尚未有任何政府官员为「血浆经济」造成艾滋病泛滥负责。
另一方面，在海峡的彼岸，12月1日，「中国民间防爱第一人」高耀洁医师在台湾首度出版新书──《揭开中国爱滋疫情真面目》。高耀洁在1996年会诊因手术输血以致感染艾滋病的妇女，惊讶地发现中国传染艾滋病的黑幕。于是，她为揭开真相、帮助艾滋病患到处奔走，却受到政府打压，禁止她传播艾滋病防疫的知识，限制行动、监听、监控，不准她下乡调查艾滋病的传播情况。八十来岁的高耀洁迫于压力，2008年出逃美国，为的是出版她13年的调查纪录，将真相公布于世。
中国艾滋病到底怎么传播？
到底中国艾滋病传播的真相是甚么？中共卫生部的数据显示，官方承认中国艾滋病感染者有74万人。但根据联合国相关报告，2010年中国艾滋病人高达一千万人。
此外，中国官方对外宣称，中国艾滋病传播方式70%是经由性的传染、30%是针头传染（毒瘾）。在世界其他地区，艾滋病的传播途径确实是经由性、毒品传染，唯独中国与世界相反，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是「血传染」。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艾滋病中心主任廖学聪表示：「中国自己的情况是，（民众）捐血的过程中没注意到卫生，（被艾滋病毒）污染了，捐的血又没筛检，血库遭污染，又输血，所以一下传地很厉害。」
那么为何血传染会造成如此大面积的感染呢？罪魁祸首原来是中共在90年代提倡的「血浆经济」。
根据高耀洁在新书中透露，早在1984年北京中科院院士曾毅就发现医院血库的存血被艾滋病毒污染；1988年河北省防疫站主任医师孙永德在发现血库被艾滋病毒感染后，大声疾呼政府部门重视，但官方却置之不理，反而为了致富，搞起「血浆经济」，卖血赚钱。
90年代初，中国全国卅一省皆设立起「单采血浆站」。光河南一地，官办血站就有二百多个，私办血站就更多了。霎时宣传标语四起：政府说拚经济要「内靠公章、外靠血浆」，要民众「卖血致富、有利健康、不得高血压」、「献血光荣，救死扶桑」。
不同于台湾捐血是一人抽一袋血就完事，当年中国大陆卖血的方法是采用「单采血浆」法，就是将采集的血集中一起后，用分离机把血浆与红血球分离，血浆卖给制药公司，而混合众人的红血球，再输回给卖血者体内。如此一来，只卖血浆的卖血者，24小时身体就会自动补充，2至3天就可卖一次血；卖一次50块钱，对穷困的农民来讲，这是好赚的差事。
但是，也就是因为「单采血浆」法，回输血液的过程中，针头、输血管、分离机等等，都是传染艾滋病毒的媒介，于是卖血的农民大量被感染爱滋。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李秉中说，光河南一地「导致至少有数万甚至十万以上纯朴农民感染艾滋病毒和至少有一万多感染者因艾滋病命丧黄泉」。
只有河南有「血祸」？
高耀洁在新书中表示：「十三年来，我与官方分歧，一是1996年到2003年，他们说没有艾滋病；二是2003年以后，他们承认有艾滋病，但主要通过吸毒和性传播。」
「台湾关爱之家协会」秘书长杨婕，经常往返两岸照顾艾滋病人。她表示，中共称艾滋病的「高发区」第一名是云南，第二名是广西（此二省靠近东南亚金三角），第三名是新疆（靠近阿富汗毒品种植地），但绝口不提河南，因为「那是自己政策错误造成的」。
其实，据高耀洁十三年来在第一线实地的调查发现，不只是河南，她表示，「血灾」与「血祸」是全国性的灾难！
高耀洁在新书中谈述，她去过陕西、安徽、山东、山西、河北、湖北、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和四川，传染途径都是卖血、输血传染；只是由于高耀洁主要在河南呼吁，所以焦点被聚集到河南，其他省分有些地方严重程度甚至超过河南。
1997年底，中共出台了〈献血法〉，规定血站必须由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来经营；但是，各地的地下卖血站抓不胜抓，仍然遍及中华大地。政府是无力杜绝？还是官商勾结，继续谋财害命？
高耀洁新书中揭露，医院在无法达成无偿性献血计划的情况下，会私自采血，只要付给农民少许钱，就可获得价格昂贵的血。书中以河北邢台市为例，有报告指出，邢台的艾滋病十之八九都是医院输血造成的。那全中国还有多少尚未被揭露的血液传染艾滋病的黑幕呢？这恐怕没有任何人能回答。
爱滋感染者的现况
这些血浆政策下的受害老百姓，谁来照顾他们？政府忙着掩盖讯息，对于艾滋病患者投入的很少。有人说这些年中国政府也意识到血浆经济政策的错误，也开始照顾艾滋病患者的权益，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
「台湾关爱之家协会」在2002年就进入大陆，提供这些艾滋病患协助，并设立关爱之家，把病人集中照顾，或是发补助金给偏远儿童、不方便住关爱之家者，他们在大陆设了27个点照顾病患，八年来帮助约一万个人次。
秘书长杨婕从80年代在台湾就开始收容照顾艾滋病患，2002年去到大陆后，发现大陆并无任何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就像台湾80年代一样；一直到2006年时，才有病人透过管道，私底下从印度、东南亚进口药物；而到2007年，全球基金（Global Fund）提供中国政府950万美元，在国际压力下，中共才提供「学名药」给河南艾滋病重灾区，慢慢地药物提供才扩及全国。
「学名药」是指原厂药的专利过期后，其他药厂得以同样组成及制造方式进行复制，价格成本比原厂药低很多。
虽然有了政府提供学名药给艾滋病患者，但广东一位活跃的艾滋病工作者Thomans表示，政府提供的药物很有限，许多药物仍然匮乏。
不只是药物不够，对患者来讲，最大的困难是医疗费用。因为一旦患者对药物产生抗药性后，免疫力降低的患者就会产生机会性感染，得进医院手术、治疗、住院，治疗周期少则半月、多则半年，费用少说也得一、二万人民币以上，病患根本无力负担。大陆艾滋病工作者Thomas说明：「中国的医院大部分是要赚钱的，所以病人平常没有钱去看病！」杨婕感叹地说：「我们有很多个案，一住院就要三、五万块人民币，但是他们的收入平常存不到三、五百元，只好借钱，但借了钱还不起，只好自杀！」
虽然政府已开始提供艾滋病患「低保」经费补助，杨婕提到，低保金额各地方不太一样，一个月大概40、50元到100元的都有。Thomas则不满地指出，这样的补助经费实在太低，对病人来讲简直没甚么实质的帮助。
在美国，艾滋病患的医疗费用也很昂贵，同样没有美国政府的补助。但美国民间机构很发达，艾滋病患的医疗费用由这些民间机构与国际组织来补助绰绰有余。不同的是，中国政府不允许民间成立非政府组织，造成民间的经费无法有效聚集帮助艾滋病患。Thomas沉痛地指出：「我们在中国大陆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合法地公开募款。」关爱协会的工作人员解释：「NGO（非政府组织）在大陆注册非常难，就算有注册也不能募款。像李连杰的壹基金，有注册，但还是得透过红十字会募款。只有红十字会被中共认可可以对外募款，很多国外的组织要进入中国当地帮助人，要募款都很难，都变成国外资金直接投入。」
杨婕谈起一段故事来说明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运作的困难：2003年时，杨婕进入中国帮助艾滋病患不久，发现当时有能力进行药物、医疗全额补助病患的机构是「无国界医生」组织。「无国界医生」当时在广东广州、广西南宁、湖北湘淮市设点，病人只要去门诊，就给予免费的鸡尾酒药物治疗，也提供任何机会性感染的医疗，不管是住院、打针、吃药，都由「无国界医生」买单。
杨婕解释，「无国界医生」组织很想进入河南帮助艾滋病患，但无奈政府不让其进驻，怕国际组织会挖掘出很多爱滋村的惨况，他们只好设点在湖北湘淮市，因为湘淮靠近河南，河南的病人可以就近接受帮助。一天河南的艾滋病患进京上访，不满为何湘淮有无国界医师的帮忙，河南却没有。政府因而震怒，向湖北施压，逼着湘淮市的无国界医师撤点。约在2008年左右，无国界医生撤出湖北，唯一能解决药物、医疗费用的国际组织于是就这样被赶走了。
政府不愿意面对血感染艾滋病蔓延的真相，民间组织又无法有效运作，众多的艾滋病患如何得到帮助，只能靠微薄的民间力量支撑着。
